“穷”与“达”的对转
孟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最后一句尤其有名,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兼善天下”又往往被说成“兼济天下”,意思都是指如果自己地位高了,就让广大的百姓都能获得利益,有很好的出路。
可是实际上常见相反的情形:决心兼济天下的,古今多有无权无势的有志青年;而一旦到了高位,成了达官贵人,却往往只知道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味养尊处优,甚至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穷”与“达”的表现,有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对转。
白居易在写他那些志在兼善天下之“讽谕诗”的时候,官阶不高,还谈不上什么“达”;后来他资格老了,地位越来越高,就再也不写“讽谕诗”帮弱势群体发声了;到晚年更只是一味大写其“闲适诗”,把自己闲职高官的惬意生活吟唱得有滋有味。白居易的转变在中年,具体地说在他先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升为忠州刺史之际,其间他在《与元九书》里说了许多为“讽谕诗”做鼓吹论证的文字,也引用了孟子的格言,可是这些高调乃是撤退前夜的一阵冲锋,慷慨激昂一通以后就逃离讽谕的阵地了。后来政局纷乱,民不聊生,白居易却以富贵闲人的超然姿态,安居于洛阳享他的老福。白居易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大抵写于他就职江州之前。
是否兼济天下主要须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如何,看他到底关心什么,是国家、人民,或者仅仅是他自己。
白居易的“中隐”
古代的所谓隐居,本意是指有条件做官而不肯做,躲进深山老林,以求心灵的自由,不受体制的束缚。从东晋的陶渊明开始,又有一条隐于老家田园的新路径——这陶式隐居比较容易推广。此前还有一位情形非常特别的隐士,他就是西汉的东方朔,他隐于金马门,人在朝廷之内,也有一官半职,但心态却是隐士,以开玩笑的办法对付一应公事。总之,过去的隐居有两大模式:“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
此后又出现了一种更新的模式,这就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大力鼓吹的“中隐”:既非在野,也非在朝,而是隐于某种闲散的官位,不必干多少公务,却有不菲的薪俸,可以大享清福。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写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诗很像是一篇短短的议论文,题目可写成“略谈中隐的优越性”。此诗是从他本人的情况出发的:白居易从大和三年(829)起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官居三品,这一年他五十八岁。所谓“留司官”是唐朝的一种闲职,常住东都洛阳,算是中央一级的官员,而实属二线,没有多少事情,而拿钱不少。白居易后来又升到二品,为太子少傅分司,仍住洛阳——这就是他诗里说过的“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这时他已经是资深“中隐”了。最后他以七十一岁退休,七十五岁去世。其间长安朝廷上风云变幻,事故迭出,官员杀了一批,贬了一批,都涉及不到安居于洛阳的白居易。
晚年的白居易齿德俱尊,过了十七八年无忧无虑的惬意生活。只是他的创作是衰歇了,写了许多闲适诗、杂律诗,反复吟唱些“知足保和”的老调,大抵没有什么价值。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远离世事是非的心态,非常有利于养老,但绝对不利于创作。
作者:顾 农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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