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4年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董丁诚老师留校任教已经四年了。他给本科生代《中国古代文论》课，给研究生讲过《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1500年前出现的中国古代美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标帜性作品，我觉得高深难测，不敢问津。

30多年后，当我阅读将近80万字的两集《紫藤园夜话》时，才发现董老师是一位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文体并不断地有所革新的散文高手，为文精悍舒畅，雅俗得宜，形成的是一般作者不易进入的境界。我的感觉，也算是通感吧，许多比我年长的专家、师友对《紫藤园夜话》热情评介的短文，从1994到1999年间，在秦陇的报纸上就出现过20多篇。

从学校毕业后从戎西上，我供职于兰州军区。下部队时，曾多次到过天水，在报刊上也就发表过几篇与天水相关的短文。可能是因为董老师出生于天水吧，我这短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出于对故乡的感情，他就撰文介绍我写的《天水三章》（报纸发表后收入《紫藤园夜话》）。接着，他还回应拙文《寂寞南郭寺》，写了篇《今昔南郭寺》，《中华读书报》发表时改为《风尘南郭寺》。撰写上述文章时，董老师还在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的任上，工作繁杂忙碌，老师还叼空为文，推荐自己当年的学生的文章，我心底的激动可想而知……《今昔南郭寺》的开头，老师就说是由于我文的激发，他才“补写了这篇”。实际上，老师的文章比我的好多了。南郭寺是他儿时常去玩耍的地方，文中写了2500年前春秋古柏的复活与新生，写了诗圣杜甫留在这里的诗作，也写了一位流落、下榻于此的老红军骑一头小毛驴上山下山，“唐·吉珂德似的”。借着南郭寺这个天水的著名景点，我与老师从不同角度寄托对世情沧桑的感慨，仔细相比，我的文章显得老气、郁闷，散发着故纸堆的陈旧味儿。

文字上互相往来，让我发觉董老师在散文写作上是一位少有的行家里手，我得认真地向他学习。董老师早就是个秦腔迷，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也把他的审美趣味和大众审美趣味没有间离地焊接了起来。他的戏曲评论文字，不是未涉此行或涉此不深者写得出的。

我后来在重读《水浒传》时，起了进一步品评武松的念头，便向董老师发去短信请教：“我记得在讨论川剧潘金莲时，你持不同的见解，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重新翻检你的《艺苑漫笔》，怎么找不着呢？”

董老师对魏明伦编的川剧《潘金莲》指责武松“不懂爱情”，很不以为然。他这样回复我：“是这么回事：当年西安的尚友社把魏明伦的川剧本移植为秦腔演出，他们渲染武松矛盾万般，舍不得下手，背过身一不小心，把潘金莲给杀了，我对此非常反感。座谈时，有些人热捧魏剧，我就提出反问：‘你们都跟着魏明伦批判武二爷，假如你嫂子害死你哥哥后又扑过来要和你亲热，你怎么办？’那些人一下子愣了，无言以对。后来听说，他们在下面骂我。我没有写文章。可能是看了你写的武松，正合我意，写了几句读后感，你记的也差不多。”守护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底线，原则问题上不让寸分——戏曲研究也罢，散文写作也罢，这就是董老师的为文之道。

总之，我和董丁诚老师的文字缘，始于天水故乡情的沟通，继之于道德观念的接近，归之于渐行渐远的共同的母校情怀。在西北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借着董老师的《紫藤园夜话》第三辑即将付梓的机会，写此文附之于骥尾，也算是敬献给母校的一束鲜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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