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82年3月27日给汪家明回信的首页和末页

读大学时，有位老师教导说：不要研究别人，要让别人研究你。意思是说，不要弄评论，而要搞创作。对此我心悦诚服。但毕业须有一篇论文，最初我想写托尔斯泰，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知难而退，转而决定写《汪曾祺论》。

因为我极爱汪曾祺的小说。1980年年底，在《北京文艺》读到一篇名为《受戒》的小说，作者是从未听说过的“汪曾祺”（只是从小说末尾的“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猜想是一位上年纪的人）。这篇小说令我非常激动，我逢人便说：“读了《受戒》没有？一篇杰作!”我还断言：一百年后出这个时代的短篇小说选，肯定不会漏掉这篇……除了喜欢，还有取巧的想法：他的作品不多，有关他的评论也不过七八篇，做论文时，看资料这条就省心多了。资料少，也是困难，只好冒昧给汪曾祺写信，冒昧请《北京文艺》转交。

作为一名四年级大学生，我在信中说了一些大话：

“您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认为中国批评界对您注意很不够。”

“您的作品……将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开山。也就是说，您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必将在当代文学中占有可靠的地位并产生巨大影响。”“您这一派和其他派最大的区别在于：跳出政治概念化的圈子，彻底返回生活，从生活这一角度又重新反映了政治和时代。”

“您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而且是人性的。”

“我认为，现有的评论您的作品的文章大都用静止的眼光就作品论作品的方式来评论，故不能令人满意。我想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把您同过去和当代作品做以比较，指出其地位和前景——顺便说一句，中国的评论界多年来存在这一缺陷，故该肯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未能否定，眼光显得短浅。”

不久，居然得到了汪曾祺的亲笔回信：

“你对我的作品推崇过甚，愧不敢当。不过你所用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一个作者，我是赞成的。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称，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一般评论家不是不知道这种方法，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他们不敢对活人进行论断，甚至对死人也不敢直言。只有等某个领导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才找到保险系数最大的口径，在此口径中‘做文章’。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你的论文，我提不出建议，只是希望写得客观一些，准确一些，而且要留有余地（如拟发表，尤其不能说得过头）。”

“预祝你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才华的论文！”

“你也姓汪，这很好。我大概还有一点宗族观念。不过，你的论文如发表，会让人以为同姓人捧场，则殊为不利也！一笑。”

信中还说，他有一本小说集快出来了，到时寄给我，以便我写论文时参考。

信写在“北京文艺稿纸”上，钢笔字，字体老辣流畅，一丝不苟而又风流倜傥；内容热情诚恳，又有些矜持。

我的论文用了四个月时间方做完。寄去，他无异议；交上，老师满意。学校将其编入《优秀毕业论文选》，《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留下准备发表。他的赠书是在我们即将毕业离校之际才收到的，这就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前衬页上有汪先生的毛笔字：“赠汪家明同志，曾祺，八二年七月”。

从此这本书成为我的枕边书，偶尔翻检，总有所得。我渐认识到，在这寥寥数篇小文后面，是他一生的曲折阅历，其情重千金。以他的诗人气质和敏锐洞察力，是能把秋天的每一片树叶写成长诗的，而他只写了千百分之一。我感到我的论文有许多地方需要深化，但我无心去做此事——说到底，我的论文算什么？作品本身将流传下去，不同年代的不同人将有不同的评论，而每一个时代的评论都有它的道理……

不久，我调到一家杂志社工作，适逢其会，竟有机会与汪曾祺见面了。

那是198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一处不知能否称之为北京郊区的地方（蒲黄榆），那儿有几幢高楼，他住在其中一幢的十二层。和我一同走出电梯的是位抱孩子的年轻女子，我向她打听，她答：跟我来。门开了，年轻女子说：“爸，有人找您。”于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握住我的手，不问一词，将我拉入门厅，走向一室。那手是温热有力的。我笑着说：

“汪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山东来的，汪家明。”

“哦，你好，你好！”他不曾丝毫犹豫，回身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同时说，“当代作家评论前几天刚来人，谈到你的论文……”

房间很小，一床、一桌、一椅、一橱，再加两只沙发，已经满了。书桌和床上有几张墨迹未干的写意花鸟，都是寥寥数笔，全无背景——他正在作画。我看他。奇怪的是，现在怎么也记不确他当时的衣着如何，连谈话内容也大多忘却了。只记得他比照片上要显老些，但更柔和，更慈祥，是地道的南方好老头儿。他的小孙女一会儿跑来扑他膝上喊爷爷，他抱起孩子跟她说话。一句话还没说完，女孩儿又挣着下地跑开了。我只是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快乐而又惶惑：我原只想见见他，并未打算与他长谈。这无目的地占用他的时间，使我不安。终于，年轻女子喊他吃饭了，于是我告辞。他送我，刚走几步，小孙女带了哭腔跌跌撞撞跑过来：爷爷爷爷……他躬身抱起她，说，爷爷不走，爷爷不走……目送我上电梯。外面天已微黑，晚秋的风十分浓稠，晒了一天的路边落叶散出一股略苦的香味。不知为什么，这傍晚，这风，这味道，以及汪曾祺抱着小孙女的形象，都交汇着，形成难忘的记忆。我的心特别地柔和，特别宁静。

能记得的谈话是这些：当我问及他的创作时，他说，打算写一个有关汉武帝的小说，每天读《汉书》。正在写司马迁，很困难。难就难在难以深入到那时人的精神里去，两千年前的人怎样对话，怎样动作，怎样想问题，都要写得恰到好处。不一定那时就是这样，但要让人觉得就是这样。

我问：您曾对有人评论您的小说人物的民族性格感到满意？

答：不是满意，是对从这个角度评论感兴趣。

临走时我问他，有什么长远打算？他说：没什么打算。但总还要写一点。我的作品不会成什么大气候。现在强调文学与时代同步，我同步不了。而且，总的来说，我写得很少……

出门后我想，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很少，但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篇篇珠玉，绝无鱼目。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凭那一本薄薄小书（当时只有那本《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在文学界赢得普遍的尊敬。况且，少，也有时代原因……他的大器，只能晚成。

此后与汪曾祺就算认识了，但交往不多。最后一次见他是1993年5月17日——之所以记这么清楚，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终于获准成立，我进京接受培训，顺便去看他，向他约稿。那天天气有些阴沉，屋里昏暗。见我来，两位西藏的年轻访者（一男一女）起身道别离去。我们坐在小桌前喝茶说话，我注意到墙上挂的高尔基像镜框上有些灰尘，似乎许久没擦拭了。他告诉我，有关汉武帝的长篇早已停笔——断断续续，前后构思写作好几年，有次居民楼停电，点蜡烛，不慎碰倒，烧了部分草稿，终于决定放弃。我感到他有些疲惫，很快告辞，路上想，找他的人太多了，而他是个好老头儿，不会拒绝……

转眼很多年过去，汪曾祺离世也已二十多年。我忙碌公事家事，不遑它问。近日得到一套人民文学新版《汪曾祺全集》，打开之时，还真有些激动——曾祺先生，又见到您了！布面精装，皇皇十二卷，四百万字；每卷附有很多作者照片；第一卷前衬页有一枚藏书票，票面是曾祺先生的书法：万古虚空，一朝风月。很自然地，我想起老头儿当年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显然“缺乏远见”；而大学生的大话倒有点“先见之明”。不过已无法与他喝茶笑谈这桩“公案”了。

2019年3月3日

作者：汪家明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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