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和朋友们(左一夏梦、右一罗孚、右二为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摄于八十年代初)沈芸提供

    沈芸

    得知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一书出版，特地向编者高林　(徐时霖)　先生讨了一本。他的祖父是徐铸成先生，与我祖父夏衍是老朋友，而罗孚　(罗承勋)　先生也是我爷爷的老朋友。

    几层旧谊的关系，使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

    但是，书中却没有收录我爷爷的书信。

    向徐时霖先生求证，徐先生证实说：“没有，罗孚的收藏中没有夏公写给他的信。可能是没有写信，如写了，罗孚是不会不保留的。当时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过，我在　(19)86年和87年，曾跟罗孚一起去你们家见过夏公，当时还有范用先生等。罗孚在一些文章中也写过和夏公的交往。”

    这正是罗孚“北京十年”的时期，他当时的笔名是柳苏，柳宗元的柳，苏东坡的苏，隐喻他本人所处的境遇。

    我要说的是罗孚跟我祖父交往的另外一件更早的事情，犹如严冬过后的一股暖流。

    在已经出版的“夏衍书信”中，的确没有夏衍致罗孚的文字。但是罗孚的名字曾经在夏衍书信中出现不止一次，最为集中的是在致李子云的一组书信里，那是在1977年的10月过后，百废待兴。

    祖父于1977年的7月25日，恢复了组织关系，这恰恰是他党龄满50年的时刻。他去信告知李灏、柯灵等老友。在给柯灵的信中，他用了“雪后青松，更显得苍劲有力”这样的字句，以示他心情的快慰。

    复出后，他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主要是要做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

    我祖父在那年9月16日去了上海，住在他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李子云告诉我，那是她自1962年，与我祖父整整15年未通音信以后的第一次见面。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如今要拄着双拐，拖着残腿走路，她的心中唯有“悲愤”之情。

    尽管祖父一再交代：“上海熟人太多，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同时，我留沪时间不长，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故请你暂时‘保密’，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朋友’也。”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还是闻讯纷纷去看望他。

    体检以后回到北京，祖父在10月　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到：“(瞿)　白音、(田)　念萱同志的信收到，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慢一点也不妨事。”

    这里指的应该是股骨颈置换人工骨的手术。31日他再一次致信李子云：

    “念萱同志来信收到，可能上次写的规格、数量都不够清楚，所以已把原透视片寄给袁宗灿，请陶大夫再开一张详细的规格、尺寸……届时仍请你转交白音同志转给田鲁代办。(同时，还请你复写一份，因万一香港办不到，郭老的日本夫人说她可以到　日本去买。)”

    这里提到的袁宗灿是夏衍在上海的外甥。而田鲁，即后文会提到的查良景的笔名，电影编剧，解放初期由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调至香港长城影片公司。

    人工骨的购买似乎一波三折。转年间刚到春节，祖父又写信给李子云：

    “今天是‘年初三’，趁没有客来的时候，给你写这封信，祝贺新年。……昨日接念萱同志来信，关于托查君买人工骨的事，一下子搞胡涂了。她说　《大公报》　的某君已‘买好带京’，但前几天　《大公报》　的罗承勋来看我，说去找过查良景，查说‘没有收到尺寸’所以未买，希望赶快把尺寸、图样寄给他去云云，罗在京十天，回港前又来问我尺寸寄出了没有？　我说已由洪遒带去，由洪转给查了。而现在从田大姐的信中看来，查并未收到尺寸图样，这样，事情如堕至黑雾中，弄不清楚了。我再三思维，只能要袁宗灿再弄一份尺寸规格，直接寄给我，由我处直接交给《大公报》　在京代理人，由他们去办，不必再经过查君转手了。念萱同志两次来信，均未写地址，所以只能托你转告，并致谢意。”

    终于，在月底，此事有了下落。“人工骨已由费彝民带来，昨日散会时碰到他，他说此件是罗承勋买的，是查良景把尺寸型号交给了罗，罗买后交费带回的云云，费并说，罗不肯收钱，为了‘略表敬意’，这当然不好，会后我当再和费讲清楚。东西现在费处，他说会后送到我家。此事请告　白音、念萱同志，谢谢他们的帮助。”1978年2月28日，祖父赶紧写信告诉李子云。

    手术是决定在上海做，所以一个月的工夫，“人工骨已带给袁　(托柯灵带沪的)，如尺寸型号符合再考虑去沪时间，还有，请田　(念萱)　再写信问查良景，请查了解一下人工骨的价钱，因罗承勋不肯说，我无法还债也。”(夏衍致李子云，1978年3月23日)

    然而同年，罗瑞卿将军赴德国做人工骨置换手术，术后因心肌梗塞于8月3日去世。此事使我祖父彻底放弃了做人工骨置换手术的念头。

    他这是第二次放弃腿的治疗了。第一次是在监狱里，因为给他吃橡子面，导致胃出血，问他，是治胃还是治腿？　他选择了保胃弃腿。

    买回来的人工骨在家里放了有一阵子，“债”后来肯定是还了，这是我祖父的风格，至于是如何处理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最初购买的出资人是罗承勋，这件事是在2005年　《夏衍全集》　整理出版时，李子云把这批书信公开后才为世人所知的。

    那时，罗孚先生仍然健在。他对我祖父的“略表敬意”，让人想到了吴祖光当年送给我祖父的诗：“损目折肢事可伤，曾经百斗战魔王。龄同世纪功同寿，谤溢江河罪满墙。”

    损目折肢，从此伴随着祖父的晚年，但祖父枯木逢春，老而弥坚。

    我小时候对罗孚的印象，是在我们搬到大六部口以后，只知道他是香港人，在　《读书》　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我祖父则习惯称他的本名罗承勋。

    那时候，我们家里每天都有一卷一卷的香港报纸寄来。祖父跟香港的左派媒体有着紧密的联系，香港　《大公报》　社长费彝民，副总编辑兼　《新晚报》　总编辑罗孚，香港　《文汇报》社长吴荻舟，总编辑金尧如，都是他的老朋友。

    我祖父有过“白头记者话当年”的办报生涯，并且，在1948年接替章汉夫任香港工委书记，负责与各个民主党派联络。

    1986年，范用给我祖父送来了三联书店给罗孚出版的书　《香港·香港……》。“范用同志：

    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问好!

    夏衍　　八六，十二，十六”据说范用接到信后复印给了罗孚，然后，罗孚就去了大六部口14号。这封信的原件，现在应该是跟范用的藏书一起保存在上海出版博物馆。

    “以后，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看望夏公，夏公当然也没有问什么‘底细’，只是和罗孚谈论文艺、品评作家、懒寻旧梦，还有他们共同喜爱的猫……”(高林：罗孚和他的　《北京十年》)

    很多时候，语言是多余的。

    有人曾经问　(黄)　苗子伯，这一辈子的坎坷，收获了什么？　他讲，爱情就不用说了，一生收获最多的是友情……一旁的郁风阿姨听着频频地点头。

    我想，这恐怕是我祖父及周围老朋友们的共识。特别是“二流堂”那一伙子老伙伴们，在风雨兼程的几十年间，如果没有友情的支撑，是很难熬的。

    当他们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等待着的依然是老友们的来信。

    “罗兄：……你一走，我们真的感到很寂寞了，尤其是宪益的小客厅，先是少了二黄　(苗子、永玉)　和郁风，现在又少了一位，侃大山也侃不起劲了。”

    “萧铜已见到，约丁聪一起到西四小吃街喝二锅头，花生，毛豆，爆肚，外加一碗刀削面，这次三个人喝了八两酒，在我算是破格。”

    “罗兄：舒湮兄来电话告诉我，才知道兄中风住院，我一直为此担忧，总觉得兄过于劳累，果然不出所料，舒兄说你一出院，又应酬起来，让家人扶着去，又叫我不知如何劝你才好!　酒是无论如何不可再喝，实在不行，用嘴唇沾一沾就是，文章你不能不写，但拼命万万不可。朋友的事，也不可像过去那样过分热心了。总之，我们在北京的，对你一万个不放心，我只好求你看在朋友的份上，保重又保重!

    我的腿已好得多，但还是不灵，走路十分吃力，因此，我只好收心养性，坐在家中。苗子夫妇回来时，朋友们倒来我家聚过几回，苗子说，他们如回北京定居，一定要搬到方庄和我为邻。这里环境甚佳，我的房子也算宽敞，阳光暖气充足，可以不再受冻，就是僻居一隅，朋友们来一趟打的要化不少钱　(丁聪一来一往要五十几块钱)。

    我过着刻板的生活，晨起收拾房间，然后听新闻，等中午来报。幸好收到朋友的赠书不少，还可以消磨时日。宪益的诗集印得很漂亮，是兄出了大力，还花了不少钱。他把我正式归入二流堂了，唐瑜来，说要把堂主交椅移交给我，我怎么担当得起。……”

    “承勋兄：……我认为您还是迁回香港的好，来往的朋友多，不至于寂寞。我现在还是跟从前一样过日　子，老朋友有机会就聚会。只是乃迭、凤霞、舒湮这几位不在了。苗子、郁风又从澳洲回来了，搬到很漂亮的公寓，十分高兴。上星期请丁聪、宗江夫妇和我吃了一顿，很开心。”

    “罗兄：老友聚会越来越困难了，走不动。亦代完全不能出　门。祖光自凤霞走后，不大说话了。每次见到他们，心里很难过。……我今年七十七，望八了。大毛病没有，只是精神不如以前，除了午睡不可少，吃过早饭也有点昏昏欲睡，要坐着打一回盹。

    丁聪动手术后，还是依然如故，宪益情绪尚好，想得开。只是难得去看他，从我家到他住处，打的一来一往需百元，自从搬来方庄，朋友也来得少了，……”

    “承勋兄：老伴于去年九月突然脑溢血，昏迷未再醒来，就此分别。遭此变故，难以接受，心绪很坏。……我现在很少出门，老哥儿们走的走，老的老，难得见面。……平日在家看书看报刊消磨时间，晚上女儿女婿下班回来(他们已搬来住)，白天无人说话，颇感孤寂。我身体还可以。”

    以上，是晚年的范用致罗孚的一组书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友的惦念，对老去的哀伤，满纸的“孤寂”。这种情绪也出现在一向坚强乐观的沈峻阿姨写给罗孚的信里：“最近华君武，心肌梗死住医院，不太严重，已恢复。潘静安也心脏病突发，差点完蛋，现也缓过来了，看来，上帝已开始向我们这批人招手了。”(1993年8月7日)

    这是“二流堂”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的另一面基调。不同于以往活跃的“二流堂”及受难的“二流堂”，曾经活色生香的老人们正在走向迟暮，“故旧凋零，老境逼人”，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罗孚兄：新春恭禧!　……今晨得夏公谢世噩耗，一代左翼文坛巨匠，从此永诀。我少年有幸追随，恩重如山，悲痛之深，兄当可想象得之。……今日居家不出，心绪暗澹，幸恕草草。此颂春安　柯上　国容附候　1995.1.6”

    一贯严谨的柯灵先生在写这封信时，大概是心情已经悲痛到极点，情绪很坏。以至于把落款的时间写错了，整整早了一个月，我祖父是在1995年2月6日凌晨去世的，当时正值春节假期。

    对于他们这样一生都保持高傲尊严的老文化人来说，亲朋的离去、身体的病痛、人情的冷暖和境遇的窘迫，不会轻易示人。而在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中，这种倾诉是常态，并且，还带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罗孚兄：年前收到你的结业报告，欣慰之情，悦如身受。……估计你已平安到达老家，过了特别愉快的春节，真值得好好的祝贺。愿新岁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　……”柯灵在1993年1月的这封信里，畅想着次年的5月，能够偕夫人陈国容校长同行，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此次香港之行，对他们夫妇是阔别后重到，感慨良多。

    与范用的孤独不同，柯灵晚年的难言，应了那句电影台词：“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

    90年代，柯灵要卖“齐画两帧”解困，整个过程颇费周折。依照他的性格，这件事，一定是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的。他向罗孚求助，信中道尽原委。

    “……接到我八十岁的老学生来信，知已将鬻画之事奉托。此事只好麻烦你了。笔墨生涯，当了此一生，绝不做他想。但商潮澎湃，生计越来越困顿，我不得不把改善暮年生活，稍苏积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1993.6.23)

    “孚兄如握：奉书欣慰。鬻画济困，重劳心力，于心不安，感谢之类的话就不说了。

    商潮勃兴，文士途穷，殊非所料。一向以淡泊　自甘，但修养不到孔　门颜回的程度，颇以竭蹶为苦。‘文革’之后，烧水器一去不返，每有机会住宾馆，第一事即效太真故事，兰汤沐浴，清除污染，事毕看看浴缸之脏，不免英雄气短，羞见仆欧，一如楚霸王愧对江东父老。老舍　《老张的哲学》　中，说老张一生只沐浴三次：一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去世。我比老张路犹宽，思之不觉莞尔。

    涸辙之鲋，不求湖海之大，得西江一勺水，优游卒年，不至有朋自远方来，连招待到市楼一饭也自惭无力。于愿足矣。

    此举志在救穷，不在救急，不妨稍待时日，待价而沽。一切由兄主张，仰仗鼎力。倘能于腊尽春回之际解决问题，得以欢庆春节，自是一大佳事。……”(1993.7.28)

    “孚兄：……鬻画之事，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此事稍得善价，就可以了。文士贬价，我现在的月入已低于电影局的门卫。日前与桑弧通电话，他也感慨万千，深苦寒酸。清寒本是常　态，但　不　期　艰　窘　如　是　耳。”(1993.10.22)

    “近出　《六十年文选》，已嘱出版社寄呈，想已达览。此书得到稿酬一万七千，已以万二装空调，当可解冬寒夏热之苦，余款正好付积欠房租。经济转轨，文人生涯愈益清苦，真是　无　可　奈　何。　……”(1994.4.18)

    “……画款已全部收到，劳神心感，恕不作泛谢。赴美探亲，曲折甚多，难于罄述。将来有缘，夜雨西窗，当为剪烛之谈。”(1995.2.6)

    柯灵先生写的书信，依然散文大家，遣词造字，精雕细琢。是美文，又是真实的记录。

    罗孚也是一位收藏家，同样是卖画买画，到了沈峻阿姨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件快乐开心的事情：

    “老罗、罗太：来信及钱都已收到，胡公目前正犯痔疮，卧床休息，没有作画。家中存画无红萝　卜，只有两根胡萝　卜状的红萝　卜，不知你们要不要？　或者其他题材也可考虑？　什么样的题材？　题上款无问题。关于上款问题我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画上请你题上款。’‘题上款要加钱哟。’

    ‘你真是财迷心窍，写几个字还要钱!’

    ‘齐白石就是这样的。’‘你是齐白石吗？’‘我胜过齐白石。’

    ‘请你不要捣乱，否则我不买　了。’

    ‘好吧，这次看在你面上，不要钱了。’

    这就是胡公。”(1993.8.7)

    胡公是胡考，他的水墨画，取法八大。

    性格即命运，活泼的沈峻与调皮的胡考，跃然纸上。穷，也可以穷欢乐。这是我认识的“二流堂”性格。

    来到北京后，罗孚化名“史林安”，即杨宪益诗中的“风尘谁识史林安”，被黄苗子、郁风调侃成“史临安”，借指南宋偏安之地杭州。

    羁旅京城的十年，成就了文人的罗孚，他开始了专栏写作，做起了廖承志口中的专职“罗秀才”。而他的最大收获和慰藉是交游，与“二流堂”等一票文化人成为挚友。

    1990年，罗孚为我祖父写了一首祝寿诗：

    寿夏公九十

    狂飙过后又重阳，战地黄花自傲霜。旧梦懒寻嗟白干，新姿倦看斗红装。一身影剧文坛史，几许春秋笔伐章。世纪同龄跨世纪，祝公健步寿而康。

    直到十年后某一天，沈峻写信告诉他，去年秋天他们夫妇去杭州参加了夏衍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及故居开幕仪式。

    转眼间到了2001年，离曲终人散的日子不远了。

    罗孚最后的几年里，虽然多次北上，可是京沪两地的老朋友越来越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中的人物，如今均已谢幕，我祖父、“二流堂”和罗孚……他们的故事，有的留了下来，有的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

    2017年12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