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

我从小跟数学不对付，对数学课的恐惧几度超越一切。别人怀念校园时光的时候，我一想到数学就心如止水。早恋和小霸王学习机再好玩，我也不想回到与数学角斗的岁月去。

最初对数学产生恍惚的恶感，跟刚上小学时参加的智商测试有关。其他题目记不清了，但有这么一道题，我放下笔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一年有几个月？”我记得自己的震惊，又怕周围同学发现我的犹豫，只好在混乱的心情里写下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答案：“11”。

放学回家后，我倚在风景大挂历旁边，用当时具备的全部智力分析自己犯下这可耻错误的原因。我真不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吗？　好像是知道，可又好像根本没在意过这事。冬天到了我就穿棉鞋，吃冻梨；夏天到了我就穿凉鞋，吃西瓜；秋天可以放风筝，吃菇娘；春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我不记得了，东北的春天短得像个喷嚏。有了这些生活经验，不用数数我每年也都过挺好。于是我把责任推给冬天太冷，被我弄丢的第十二月，感觉上跟一二月没多少区别。过年又不跟着阳历走，属于冬天的那大块日子根本是一团糊，谁有心思查数。我觉得自己这个理论不错，可是担心批卷的专家未必能领会。讨厌冬天的小孩不止我一个，人家怎么都能尊重科学？除了自己是个傻瓜，似乎没有别的解释。这事要是流传出来，不但对不起爸爸妈妈，自己这个班长也不知怎么再在学校混下去了。

睡觉前，我拿出两块大大泡泡糖，把甜味嚼干，一梗脖子咽进肚子，爬上床等待命运。这是我从学校里听来的流言，如果把泡泡糖咽下肚，就算不死，也得落个半死不活。我对此将信将疑，当然是不想死，只想拉拉肚子，把学校发布智商测试结果的那两天躲过去就行。可是我和往常一样睡得又香又沉，第二天胃口也照常地好，吃了甜面包和热牛奶，怏怏不乐去了学校。

就这么等了一天又一天，智商测试结果始终没公布，我开始怀疑那是我做过的一个怪梦。不久后，班里一个男生被单独叫到数学老师办公室，小道消息说他在智商测试里得了一百四十分，要被重点培养。大家都羡慕他，我只顾着庆幸没人发现我可能是个傻瓜，放学后又喜滋滋地去买糖稀吃了。

我从此对日历产生说不清的距离感，这感觉又延伸到从任何书里看见一连串数字就觉得冷飕飕，不信任。我在学校喜欢写作文，画板报和养蚕宝宝；数学成绩平庸但不算坏。上五年级以后，情况开始变糟了，因为我惧怕新换的数学班主任，一个喜欢冷笑的不快乐的男人。不过我还是参加了风靡一时的校外奥数班，因为想着奥数班再可怕也不会比校内数学课更可怕，额外花了钱，奥数老师总不好意思像班主任那样———在三伏天的教室里关闭门窗，让我们做大臂向前看齐的动作直到临近虚脱，谁的胳膊发抖垂下来，全体就要多站十分钟。除此之外，我还暗抱一种接近魔幻的雄心：自己去奥数班后说不定“砰”一下就在数学方面开窍了，从此一鸣惊人什么的。

奥数班开在小学附近一个教学仪器厂的废弃会议室里。这记忆不一定准确，但我对厚厚的红天鹅绒窗帘落满灰尘这个细节印象深刻，心里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大屋里摆着长条木桌，上百个小黑脑袋像挤在豆荚里，氧气不太够用。家长们总在半开的门外闲闲地聊天，我猜他们在刺探彼此的孩子有多聪明，有多大可能在未来成为18岁就考上博士的神气天才。

我基本可以确定，自己在奥数班里一道题都没学明白。但我记得奥数老师下发著名“鸡兔同笼”问题的那天，空气里有种令人激动的紧张感，让我心底又燃起了虚无的希望。奥数老师用神圣的语调朗诵：“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见下面孩子都茫然，他用现代文解释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计时。

“你瞅我干啥？　动你自己脑子不会啊？”我身边的小胖子捂住自己的算草纸，急哧呼啦地瞪我。我也想动脑子，可脑子一点想动的意思都没有。鸡和兔子在一起玩耍的逗趣画面也跟着我手心里的汗一起蒸发了，钢笔滑到桌上好几次，发出讨人嫌的声响。小胖子时不时高举他的算草纸，眯眼检查进程，喉咙里发出欣赏的嘶嘶声。我在一边咬着笔，思索牛顿先生与居里夫人所理解而我不能理解的深奥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心里非常酸楚。

总算熬到时间的尽头，老师公布答案，小胖子攥拳喊了一声“漂亮!”揉揉肚子以示庆祝后，他转头看我的算草纸，眼睛越睁越大。漫天飞舞的数字当中站着一只怪物，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兔子头，脚下长着疙疙瘩瘩的鸡爪子，一旁笼子里开出肥胖的涂黑的花。我徒劳地把纸翻面，小胖子转而盯着我，嘴里又发出嘶嘶声，我猜如果这是学校里的正式课堂，他肯定会举手告老师。

我后来再没去过奥数班。不知道那小胖子有没有替我一鸣惊人。

上初中后，念书开始玩真的了。为什么非要钻研超越了日常功能的数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花在思考这个问题上的时间超越了学习的时间，那困惑是寂寞的，因为没有耐烦的听众。参加数学考试，我总像发烧进赌场，交卷后喜忧不辨，沉沉趴在书桌上发抖。周末补习班上大家互不了解底细，我仍然畏缩焦虑，为算出一道旁人认为白给分的题而暗自狂喜，尊严恢复了一些，直到下次数学月考成绩贴榜———照常从下往上找自己的名字，希望这次能多花一会儿时间，然而还是很快就找到了。

我对于数学课的记忆渐渐变成灰色的了。

做成年人的烦恼也许更多，但和数学课相忘于江湖的自由总归是甜美的。这门学科不再对我造成直接的威胁与羞辱，去银行和超市面对数字时反应慢些也是我自己的事，没人冲出来罚我站走廊，让我好好反思未来可怎么整。可是数学课遗留下来的伤惨之感仍以一种隐秘的面目存在着，时不时就飘出来虚晃一刀。常是一些古怪的难以解释的瞬间———比如吃巧克力的时候，那种雅致而严厉的苦味，总让我想坐直身体，把双手反背过去。眼前是一黑板繁密的公式，水泥地面发出新擦完的锯末子味道。有时窗外春光正好，蝉声带着清新的希望，我就卷起袖子，立志跟一元二次方程拼了；有时赶上雷雨天，白炽灯惨淡地罩着一切，我便团起袖子呆坐，猜测妈妈晚上会不会炖排骨，或者琢磨狄更斯为什么让大卫·科波菲尔先爱上朵拉，后来才发现艾妮丝是他的真爱。更多时候，我整个人缩小得不能再小，僵坐在空白的算草纸堆里，仰望着无穷宇宙奥秘的门口，长久地怅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