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文

什么是家乡？对当代人而言，就是度过童年的地方，而我的童年却被分成了两半儿。母亲是南京下乡知青，为了彼此有个照应，外公外婆在下放时就选择了母亲插队的地方——灌河边上响水县。这是苏北有名的贫困县，据说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外公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外婆也严重营养不良，相册里老两口的合影足以证明这一点。

自打出生，我就跟着妈妈和两位老人家生活在一个土坯房里，房顶上是茅草。里间居住，外间是厨房，一个大土灶，灶前是一张小饭桌，仅够四人围坐。屋外是个大场院，是四周邻居堆草垛和晒红薯干　(当地人称之为“山芋干”)　的地方。白天大人们下地干活儿，我就跟着邻居农户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记得夏天烈日当头，冬日里寒风呼啸，这就是我仅剩的一点回忆了。

快到五岁时，父亲把我接到了南京。虽然户口还在乡下，但父母觉得，我还是应该在城里接受教育，于是插班进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幼儿园。入园之初的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因为小伙伴们说的是南京话，而我则是一口苏北土话，不但没法交流，还要遭到同学的耻笑。单位幼儿园有个好处，因为家长彼此都是同事，所以孩子们也有分寸，不至于干出什么出格儿的恶作剧来。不久后，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没什么区别了。

过年随父亲下乡探亲，外公外婆和妈妈惊讶于我居然一口南京话，然而却备感欣慰。麻烦的是，我跟邻居家小伙伴儿交流起来却有了语言障碍。又隔了一些年，再次回到出生地，见到小伙伴儿，居然不知说什么好。正因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让我在中学里读鲁迅的　《故乡》　时比同学多了一些感同身受。

之后除了留学或短期进修，一直居住在南京这座城市，忽忽已近四十年，真是不可思议。按理说，南京就是我的故乡了，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可是自打要填表那天起，麻烦就来了。那时候，表格上的“籍贯”一栏并不等同于“出生地”。父亲总是对我说，这里应该填“无锡”。因为那是他的故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祖上就生活在那里，生于斯长于斯。

对于父亲那一代人来说，“籍贯”就是“祖籍”，我作为他的儿子，自然是无锡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郡望”乃是身份的象征，故而柳宗元、颜真卿虽生于京城长安，却要强调自己是琅琊郡、河东郡人氏。父亲虽然出身农家，并非望族，却以自己是无锡人而自豪。处于吴地的无锡的确人杰地灵，父亲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总是爱说科学院的院士里有多少多少无锡人，一副与有荣焉的样貌，可爱而又好笑。

上小学那几年间，一放暑假，我就会被送回无锡乡下，住在堂哥堂姐家，与一班侄儿、侄女们玩耍。说起来可笑，他们中颇有几个还大我几岁，即便是岁数小的，也是绝不肯喊我一声叔叔的。这样一来，他们称呼成了一个问题。后来自然的，一声“诶”、一个眼神便成了彼此打招呼的信号。夏日里，白天跟着一帮“后辈”下河游泳，稻田里捉田鸡、钓黄鳝，不亦乐乎。晚上洗完澡，躺在露天的竹榻上听大人闲谈，枕着一片蛙声入睡。假期结束前匆匆把作业写完，带着一口无锡话回到家里。父亲听着乡音，面带笑意，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埋怨我晒黑了。

祖母去世前的几年，在南京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与祖母共居一室，常陪她聊天。她不会说普通话，广播电视节目里，只有锡剧、评弹能够听得懂，我也就跟着听。所以那几年，家里吴音袅袅，连妈妈这个南京人都不得不学几句无锡话，否则无法“融入”。这一来二去，真就觉得自己是个无锡人了。

祖母去世后，外公外婆常来小住些日子，于是在家中南京话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更不必说了。对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言，语言真的是非常重要。外祖父母也是祖祖辈辈几代的南京人，一口地地道道的南京话。耳濡目染，我也学说得十分纯熟。后来遇见不少同辈人，他们总觉得我的发音和用词很是“老旧”，颇有“隔世之感”，说白了就是很“土”。南京曾是首都，现在还是省会，四方人口杂居一地，时间久了，语音词汇上就会发生不小的变化。近来本地的广播电视里出现了方言节目，某公交车里也用普通话和方言报站名儿，但我听起来总觉着别扭，皆因年轻的播音员们不够纯正。记得第一次上门拜见日后的岳父岳母，因他们是城南的老南京，所以我也刻意“字正腔圆”，结果让坐在一旁的女友“大跌眼镜”。后来，媳妇娶进门儿，连说无锡普通话的父亲都要别几句南京话了。无形之中，我已渐渐成了南京人。

如今的表格上，“籍贯”一栏已渐渐被“出生地”取代，每当填至此处，似乎又在提醒我，南京并非我的故乡。毕竟，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小半个童年。留下的回忆太少，记忆是在父母的讲述和相册里的照片拼凑起来的。依稀有半导体里淮剧的唱腔，屋后那条我差点淹死在里面的小河沟，将我的手抓伤过的小猫……那时的同伴大多再也没有见过，只有一位后来在南京打工，辗转找到我家借钱，并吃了一顿饭。席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如　《故乡》　里的“我”多年后遇见闰土时的情形。

很多年后，我陪二老回到村里探望乡亲们，迎在村口的长辈们和父母有说有笑，而我却傻站在那里。他们口中说着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却像是在听着别人的故事。记忆总是有偏差的，好几个人都在争着说，是他当年救下了落入水中的我，而不是别人。我傻站在那里，向他们每个人道谢。当地人招待客人的方式，依然是端上一碗浓浓的糖开水，外加上几片“大糕”，甜得几乎让人无法下咽。无论走到哪家，都是一样。那一天，听了不知多少故事，却也不必都当真。腹中的云片糕被糖水泡开，感觉肚子要撑破。父母说，过去农民的日子很苦，物资短缺，自家碗里是不会放那么多糖的，招待客人时会多加一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去妈妈的外公家，为了不给他添麻烦，我们总是午饭后去探望，老人家每次都会烧一锅浓浓的粥，加上两勺糖搅一搅，盛上的第一碗给我。没有别的小菜，仅此而已。然而那份香甜，至今难忘。

每当看着墙上挂着的祖母的照片，我便会想起另一个家乡无锡。夏日乡间，蝉鸣不止，赤脚在田埂上与比我大的“小辈”们打闹嬉戏。然而祖屋、门前的水井、水井前的水蜜桃树和竹林都不复存在了。这一片几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了，成了开发区。如今那里已经是连片的厂房和仓库，进进出出的大多是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想听一听乡音都很难了。

原本我所拥有的三个“故乡”只剩下一个了，它也在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儿时去上学，手里常攥着一颗小石子，在沿途的围墙上一路划过去。九十年代，破墙开店，昔日高贵的公家单位纷纷出租门面房，石子再无用武之地。南京大街上的梧桐树也是栽了砍，砍了再栽。新栽的树树冠太小，盛夏时尚不足以将宽阔的街道完全遮蔽，让我这样的骑车人时时怀念着过去。说到底，故乡就是童年，乡愁就是回忆。既然回忆还在，故乡也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