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1900-1990)

 

陈学勇

 

《嘉定的愉快时光》是凌叔华的一篇佚作，至今未收入任何一种凌叔华作品集，不为读者、学界所知；而且是篇英文作品，原刊一九五一年的英国杂志《乡村生活》。此作近日由邱燕楠女士译出，首次在国内发表。凌叔华英文作品发表到英国报刊上的还有好　几篇，如　《RockCarving1800YearsOld》　(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石刻　)　　《ChineseWoodcutsofThreeCenturies》　(三个世纪来的中国雕版印刷)，即将在　《新文学史料》　季刊刊出。《OurOldGardener》　(我家的老花匠)　等则由凌叔华自己编进了单行本　《古韵》。

 

抗战时期凌叔华避居四川嘉定(乐山)，在她漫长的九十载人生历程中，这是一段特别的岁月，同时代她那样的文人大多有此经历。凌叔华离开了古都的高门深院，又离开了珞珈山的宁静学府，以家属身份随武汉大学教授陈西滢，跟着学校迁居嘉定，虽然仍是位名教授太太，又是作家，却风光不再，远非战前岁月的优雅闲适。她的生活并不愉快，曾经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诉苦：

 

这里生活日涨，读书人都面有菜色。……教授收入抵不上一个女佣，只有三千余元薪水，一石米也。我们

 

早已终日烧火、洗衣、劈柴、跑街了。因为我们人少，倒也没有特别担当不起的苦恼。但想到病，以及将来愈来愈大的苦恼，却不免心中凄惶。

 

凌叔华说的是她患了甲状腺疾病，信里求助胡适替她就近在美国找份教职，为此开了个自己业绩的清单。她解释：“总之我此次出国完全是为了病，没办法，(如系肺痨之类，我就坐着等罢了，甲状腺却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症，所以我得自寻生路。)”并且强调，“我自问我的出去也不是于国无益的，反之或能对国家尽了点力呢。”出国事未果，原由不详。她写在十年之后的　《嘉定的愉快时光》，字里行间洋溢的愉快，不留一丝凄惶情绪的印痕，仿佛置身战火年代的世外桃源。

 

那几年患肺结核的林徽因正也避居四川，刚巧也有一段十分相似的话：

 

我是女人，理所当然变成一个纯粹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无论就病情抑或家累，林徽因都比凌叔华愈加不堪，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出国。若要出国　(确也需要出国)，本无需开口求助，已经多有朋友劝她往美国疗养，并安排好去美种种事宜，不劳她费丝毫心力。林徽因毅然谢绝了，要留在苦难的祖国与同胞共命运，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正是处于如此恶劣境地，她协助丈夫完成了学界开创性著作　《中国建筑史》，恢复编辑颇具影响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还想写一本英文的　《汉武帝传》。

 

凌叔华和林徽因属同一个文人圈子，人们常归之为一派。宏观而论，她俩大处未尝不可谓相同，但由此无视微观的小异，或失之粗疏。其差异之于作家个体研究，意义又不可谓之小。两位才女的为人处世、脾气习性，实在是大相径庭。同在四川僻壤而应对上的差异，即能够以小窥大。

 

凌叔华写下这么一篇　《嘉定的愉快时光》，或许考虑阅读对象是英国人，中国抗战胜利过去了五六年，似不宜老是显示二战中苦难的一面；或许像她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信里说的，出于“学会苦中作乐”———她的英文作品正是伍尔夫鼓励的成果。顺便再饶舌一句，她的姨外孙女、美国教授魏淑凌认为，“叔华的英文不如她的

 

中文丰富优美，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凭借回忆……”而林徽因赢得费慰梅这般称赞：“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家了。”

 

说回来，凌叔华在嘉定，某时为田园所陶醉，是有的，数年困苦沮丧，也是有的，情绪的两个侧面。然而容作一猜想，实际生活大概既不像她文章里形容的那样愉快，也未必如信里叙述的那么凄惶。作家的文字往往带些夸张，不足为怪。无论如何，关于抗战后方凌叔华的生活记述极少，这篇本人的回忆，当受人重视是不言而喻了。

 

嘉定的愉快时光

 

 

 

戏曲人物·杜丽娘(国画)朱刚

 

凌叔华文　邱燕楠译

 

一九三八年夏天，日本入侵而南京沦陷，估计不出下个月，侵略军必定进兵长江上游，袭击汉口，武汉大学则面临威胁。作为中国一所闻名的重点高校，武汉大学决定立刻远远迁到四川的一个小城———嘉定。

 

消息传来，立即引起骚动：“嘉定在何方？”“那是个什么模样的城镇？”

 

我们翻开四川地图，看到嘉定仅是岷江与大渡河中间的一个小黑点，它连接着海拔上万尺的峨眉山。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告知大家，很久以前嘉定已经是座有名的城市，以它坐落的地理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美而著称。宋代诗人苏东坡和黄山谷，都曾经栖身嘉州许多岁月。然而，对此我们却无动于衷，战争年代，没有谁奢望去当一名诗人。

 

后来我们收到一封女教授来信，她随学校领导已先去了嘉定，打探那里的情况。信里写道：

 

“嘉定是一个极为可爱的小城；风景优美，物资丰富，而且便宜。一元钱就可以买一百个鸡蛋了　(那时八元国币相当于一英镑)。”那里有非常好的特产土货，譬如当地的盐、糖、蔬菜、粮油什么的。丝绸也很便宜，真丝一匹只需要五元钱　(一匹相当于十五英码幅度)。还有印花或彩色条纹细布，仅两元一匹。家具的价钱和房子的租金也都合理，以我们一个月的薪水便能买到一幢住房！　这里的百姓，看去很面善，待人友好，可就是不太容易交上朋友。他们，一部分是四川本地人，一部分由西藏移民过来，还有一些人来自苗族部落。我觉得他们十分善良、真诚。

 

“但是有一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们，昨天看到像个黑猫的动物穿街而过。待它们靠近，我才认出是野鼠，可怕的大老鼠！　你们来的时候要多带些铁盒，以便储藏物品，不然老鼠会肆无忌惮地把东西咬坏。另外，还有件紧要的事情必须告知同事们。我到嘉定后得知，这里有一种叫做Pa-ping的可怕病毒，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致人死亡。据说，当观赏风景的时候，如果突然感觉一阵刺骨寒风吹过，可能你就感染了这种病毒。

 

“这里还有诸多我从没见过的稀奇古怪的各种虫子，研究这些昆虫将是非常有兴味的活动。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或许不喜欢那些昆虫，但是你们到嘉定来时，千万别忘记带上药箱。”

 

哎!　我们将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乐观的人设想嘉定乐观的一面，相反，有人则念叨它糟糕的方方面面。我属于前者，乐意向往美好。

 

尽管有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负面消息，武汉大学终究不得不在敌人进攻汉口前夕迁往嘉定。我丈夫，一位大学教授，以及我，抱着一摞铁盒，还有一大箱子西药中药，踏上西去的航程。我们带着五岁女儿和北京雇来的女佣，乘大轮船出发，穿过三峡抵达重庆。在重庆换乘一只小汽船，沿一条支流去了岷江。

 

八月一个晚上我们到了嘉定。目睹嘉定景色秀美，我欢欣不已。江面呈浅橘红色，江水满是泥沙。泥沙是从峨眉山上冲刷下来，另外夏季西藏高山积雪融化也夹带了不少。两边江岸全是山，郁郁葱葱，在晴朗夜空映衬下，山廓格外清晰。山上植满树木，明丽鲜亮，悦人眼目，让我想起北京园林——园林里堆着珍稀的汉白玉、太湖石。对岸粉白的悬崖峭壁，雕刻着巨大佛像，当地人说它高达五百多尺。

 

嘉定是一个仅有四万居民的小城，武汉大学迁来之前几乎没人知道这个小城的富庶。大学每个学科的教师各有自己倾心的研究领域，日本战机还未疯狂空袭嘉定的两年，他们都十分安心于生活，沉醉于教学和研究。

 

战争爆发前，我们大多数人住在进入现代文明的城市，而现在，我们只得过着倒退五十年的生活。我们用木柴燃火煮饭；起初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件艰辛家务，大家却很快适应了。嘉定只有两三条街道安有电灯，别处家家户户，屋里都点的是煤油灯。用水必须到江边去拎，暑天江水相当浑浊，我们只好取明矾或kwanchunpao———当地一种小草———净水。汉代起已开始用这个办法，人们相信，它能杀死水里所有对人体有害的杂质。这地方很多男人女人包裹着头巾，以此抵御一年到头的湿气，避免感冒。穿着讲究的人家戴礼帽，但乡下人看法，帽子不能像头巾那样有效防湿保暖。

 

整条街铺着碎块石头，雨天我们穿皮鞋走路非常不便。本地人大多穿草鞋或麻鞋，我们来了不久，出现了鞋靴铺子。嘉定一所中学食堂的厨师一辈子没穿过皮鞋，看到皮鞋的光亮，狠狠心给自己买了一双。那天他正给两百多学生煮饭，要把米倒进硕大的平底饭锅，可厨房的地太滑，一头栽进锅内。此后每当本地年轻人赶时髦，想买皮鞋，老人们总是提醒他们：“你忘记那个厨师的事故了？”

 

学校和千佛寺主持一起决定，辟出山上寺庙旁边一块场地，让武大建十二幢宿舍，给优秀教职员的家庭，够居住资格的家庭抽签选定。我们家幸运地抽得山前一幢住房，房边有个斜坡，可以养花莳草，拾掇成小花圃。它面朝江对岸的大佛山，能时常观赏山景。

 

我家住房是三间屋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厨房。我们把卧室分给佣人睡，我跟丈夫，加上我们的小女儿，睡在客厅。留出厨房兼做客厅。纵然如此，起居种种并无什么不方便，反正屋前有足够的空间。并且，又很幸运的是，屋前耸立一棵挺拔的红杉树，炎热天气里为我们遮暑，全家大部分时光在树下活动。

 

“冬天来了，天天下雨的日子我们怎么办？”我问丈夫。

 

“树上搭间屋子，”他回答，“这岂不是你向往的么？”

 

是的，我承认，这曾经是我多年的浪漫幻景。

 

第二年我丈夫离开嘉定，受命派遣出国。我随即决定在红杉树上建房。嘉定友人给我推荐一位木匠师傅，我同师傅商量建房的方案。他意见是，树上建屋有嫌浪费；再者冬天会更加潮湿。他建议挨红杉树建座两层小楼，十六尺长十尺宽。三面墙都开窗户，楼梯贴着树干。楼梯顶部宽宽大大，这样，我们方便坐在上面品茗赏景。

 

我同意了这个方案，便着手建房。墙是用木柱竹片构建的，屋顶盖黑瓦。又买了一块西藏旅游用的棕榈地毯，虽然只花了两美元，然而跟我那简朴家具配在一起，好看极了。我自己设计了家具，用的各种木材，表面打上桐油，木纹袒露，几近象牙色，充溢着可爱情调。这么做并不花费多少钱，嘉定多的是我需要的木材和桐油。我的幻景很快变成现实，就在眼面前。

 

小楼底层用来做客厅，木匠完工，新楼落成，我召集了一个不大的茶会。喝完茶，我给了女儿和她的三个伙伴一把大刷子、一大盒颜料，随他们在客厅的墙上任意画画。孩子们非常开心，觉得很新奇。他们一边画画一边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每个孩子都画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涂抹，充分展露了创造天赋和对生活的敏感。

 

我买了两卷当地染印的麻布做窗帘，只黑白两色，画着花鸟、狮子、凤凰，酷似远古的图案。椅子坐垫，用亮红及黄、紫、橙多种颜色的丝绸缝制，这些丝绸都是我从乡村庙会上买的，只用了很少的几美元。素朴的木屋需要鲜艳色彩。春天，我常到附近的山上采集红色黄色的杜鹃花。夏天，就到嘉定城墙脚下采摘兰花、栀子花、粉色或者黄色的含羞草。秋天呢，上市场买菊花、秋海棠或者红枫叶。冬天了，这样的鲜花不大容易找到，但凡我逛街，总是带回一大束各色野花或红色浆果，也从卖蔬菜、木材、家禽的小摊上买来。我喜欢把花插在大花瓶里，要是在伦敦或巴黎，阔人才配有这风雅之举!

 

开春后漫山遍野覆盖着我最偏爱的绿色，第一次看到鲜红的芭蕉花挂在树上。楼前的树疯长，没过多久便要雇人来修剪树枝，不然就会挡住楼前的风景。

 

我种的花草苗木很多，花圃里常常变换不同景观。女儿跟着其他孩子，喜欢捉蚱蜢、蜻蜓、萤火虫、没见过的甲壳虫。她与小伙伴把捕捉来的这些小动物放进玻璃瓶子，或者竹笼里，大家围过来指指点点。我想，这方式很好，能引起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科学兴趣，就鼓励他们去收集，有时甚至我自己也会收集它们。

 

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忽然听到女儿大叫，喊疼痛。我慌忙下楼看究竟，女儿伤心大哭起来，她左手被红头矮脚的虫子咬了一口，原来是条蜈蚣。很快，手臂红肿了一大块。我们的北京女佣神色慌张，她一辈子没经历过这情景；女佣说，这样红肿下去很危险的。我从药箱里拿出这种那种药物，尝试一通都无济于事。去医院吧，可天色太晚。红肿漫延至整个手臂，女儿脸色惊恐吓人。此时我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顿时感到十分无助。正要先找位医生，遇山下一个当地妇女，她问是否需要帮助。我说了原委。

 

“这很简单，别担心，”她说道，“只要找两只蜗牛来，放在伤口上，就会把虫毒清理掉的。”

 

我赶紧按她说的办，果然一会儿女儿的疼痛减轻了，手臂也不那么红肿。蜗牛清毒，即刻在山上各家传开，邻居都叫自家孩子帮我们寻捉蜗牛。接过一家家送来的蜗牛，我连连道谢。第二天早晨，女儿的伤口痊愈了，只是屋子到处爬着蜗牛。我心肠很软，不忍心残害任何小生命，于是，如何处置这许多蜗牛的难题便落在了我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