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去世前一年，因为中风，说话已经有障碍了。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他，他告诉我，前天他看了一部电影《修女也疯狂》，‘这电影真好’，然后就忍不住把电影故事说给我们听，一面讲一面哈哈大笑。80多岁了，心还在戏上。”国家一级演员、老艺术家陈奇忆起往事。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著名戏剧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导演黄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在纪念这位对上海戏剧、中国戏剧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时非常感慨。“今天，我们纪念佐临先生，是要继承先生的精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说，“他的戏剧作品、戏剧活动始终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戏剧样式的创新，是站在我们民族戏剧的立场上。”

陈奇，以及其他与佐临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士、佐临先生的弟子、受其艺术理论影响的艺术工作者等，纷纷回忆起与先生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

爱琢磨每个人身上的特质

英国留学期间，黄佐临受戏剧大师萧伯纳的影响，弃商从文，开始涉足戏剧。回国后，他毅然投身于抗战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抗美援朝大活报》《激流勇进》《陈毅市长》《中国梦》，还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闹钟》，把他的戏剧活动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时刻以敏锐目光追随着时代的脉搏。

上个世纪40年代，陈奇还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念书，初识佐临先生。那时黄佐临筹备把杨绛先生的喜剧处女作《称心如意》搬上舞台，陈奇被调来演个“姑妈”的角色。“我那时才十七八岁，很忐忑不安。虽然佐临先生是导演的身份，但是他却乐于教我们演戏，教我们如何在舞台上放松，如何在舞台上发声，把声音‘打’到最后一排。我们演员一齐在小河边念台词，都是练了‘气功’的。”陈奇笑道。

1950年，由华东文工二团和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及上海戏剧电影界人士共同创立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上海人艺”)，黄佐临是创始人之一。1953年，由他导演的《曙光照耀莫斯科》首演后轰动全国，成为上海人艺演出近400场的舞台精品。陈奇是当时的演员之一，她回忆说，排演前，佐临先生给演员们布置了一大堆书面作业，从历史背景、人物思想到人物性格，每个人都要谈理解、谈感想，足见他在艺术追求上的严谨与细致。

黄佐临有四女一子，女儿黄海芹说：“父亲对我们五个儿女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包容你，引导你。小时候我说喜欢心理学，第二天我桌子上就出现了巴甫洛夫的书。”对演员，黄佐临也是一位亲切的老师，因材施教的伯乐。上海人艺的老演员严翔回忆：“佐临先生善于发现演员的成长性，他的创新性与之密不可分。他看到你身上冒出了一个特质，就开始琢磨你的下一个戏能演什么。”

“许多人好奇，黄老师家里头是怎么谈戏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很随便地谈，想什么谈什么，他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些潜移默化的，教我们怎么做一个人。”黄海芹说，在为父亲设计墓碑时，全家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舞台上站着的人”这句话。

拒绝浮于生活表象的创作

“黄佐临不是布莱希特或任何一个戏剧大师的门徒，他的意图不在于介绍一个流派，而在于拓展艺术工作者的视角。”戏剧评论家荣广润说，在“言必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代，佐临先生借用了布莱希特来谈他的戏剧观，希望戏剧界能够冲破单一狭隘的戏剧理念。1963年的《激流勇进》也好，1979年的《伽利略传》也好，1986年的昆曲《血手记》也好，1987年的《中国梦》也好，可以看出佐临对写意戏剧观一以贯之的执着。

解放初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理论在中国很流行。“事实上，早在苏联文艺工作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10多年前，黄佐临已经在自己的教学中使用斯氏‘教科书’了。”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介绍说，1922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率剧团在美国巡演时，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的艺术生活》。当时的美国，现实主义戏剧刚刚诞出萌芽，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演方法仍留有空白。波士顿的一个出版商独具慧眼地定下了该书的英文版权。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本出版的书籍，不是俄语版而是英语版。而黄佐临夫妇当时在英国留学，1938年回到重庆教学时就使用了这本书，可见其敏锐、开放的艺术眼光。

1962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发表了一篇《“漫谈”戏剧观》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搬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比较了这三位戏剧大师的戏剧观的异同。比较的目的，是倡导创立中国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演剧体系。这篇讲话，被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认为是“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发言”。

黄佐临为何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介绍布莱希特和他的“间离”效果？荣广润认为，佐临并不是对“间离”效果有太大的兴趣，而是看重布莱希特史诗式的戏剧风格，“他要的是戏剧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要的是戏剧的诗意，戏剧的诗化，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生活本原，而是超越生活表象，超越艺术模仿的美学理念。今天，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影视、舞台作品非常多，佐临先生一生不满足停驻于这些东西”。

胸怀做好上海喜剧、中国喜剧的雄心

黄佐临排演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发现严顺开有表演喜剧的潜质，特地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了封信，把他从北京要回了上海。黄佐临对严顺开说：“你到滑稽剧团去，滑稽表演你要学，但戏剧学院学的东西也不能丢。”就这样，他发现了严顺开，也发现了“王小毛”。《王小毛》原来在云峰剧场演出，黄佐临看了以后说：“这个戏再放大一点，时间增加，就能成为大戏了。”

1960年4月14日那天，上海蜜蜂滑稽剧团划归上海人艺建制。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永远记得那一天，滑稽戏刚刚起步，总有点技不如人的感觉，“但合并后让我感觉到，上海滑稽戏内容更加深刻了，演员的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佐临先生心里想着的是中国式的喜剧。”

“佐临先生一直怀抱着做好上海喜剧、中国喜剧的雄心，将他的写意戏剧观推广到舞台喜剧的发展中。”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吴孝明说，他当时的设想是在上海成立喜剧院，和法兰西喜剧有一个对话的平台。

1965年，滑稽戏《一千零一天》在上海轰动一时。黄佐临在舞台上搭了一个房子，房子在转，邮递员沿着房子转，这个转盘式的舞台“新技术”一下子就让戏活了，可谓别具一格。为了更好地体现邮递员服务工作的特征，黄佐临曾带领创作团队在四川中路邮局下生活。在他长期的文艺实践中，都很自觉地以人民大众为中心进行创作。

黄佐临说过：“朴素的，自然的，明确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带泥土信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