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有宋代蔡京、元代溥光和尚二跋，钤“乾隆御览之宝”等印二十八方，为清内府等收藏，《石渠宝笈初编》等著录。图为《千里江山图》（局部）。 （资料照片）

故宫“石渠宝笈”特展第一期刚刚谢幕，在送别了《清明上河图》等重量级国宝后，昨天又迎来了第二期中另一批清廷内府典藏的书画珍宝。唐冯承素摹神龙本《兰亭帖》、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卷》（宋摹）、赵孟頫\《六体千字问卷》等款款而来。近年来，中国历代艺术臻品的宝库渐渐打开，令人目眩神迷，如“石渠宝笈”这样的收藏主题展在国内日益频繁起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汤哲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懂得一点“鉴赏”知识能够增进非专业观众的体验，应该消除“鉴”是专家的事，“赏”是观众的事——这种懒散的美育观念，“了解收藏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艺术的价值与魅力”。

虽然不少观众是刚刚熟悉“石渠宝笈”这个名字，但其实宝笈里丰富的收藏早就照拂了人们的诗意生活：那些出现在教科书、通俗美术读本里的旷世书画，最熟悉、最如雷贯耳的那些，几乎都被打上过“石渠宝笈”藏的印记。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文物之盛，艺术珍品之多，几乎囊括了大半本《中国艺术史》；工程之浩繁卷帙，又堪称书画领域的《康熙字典》《四库全书》。

“宣和内府”“明昌内府”钤印均价值连城

现今拍卖市场上一幅出现“石渠宝笈”钤印的古代书画，不论尺幅大小，即便是小名头画家作品也会拍出数千万元的高价。若是不仅有“石渠宝笈”认证的印记，还有“宣和内府”或“明昌内府”的钤印，那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了。因为这标志着此作不但经过清宫收藏，早在五六百年前，更经过宋徽宗“宣和内府”与金章宗“明昌内府”的收藏，其意义在收藏史上堪称显赫无比。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皇家书画收藏，一次就是乾隆主导的清宫收藏，历经乾嘉时代三次编订，构成了如今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古书画的收藏主体。另一次，就是北宋徽宗进行的“宣和内府”收藏工程，其中仅《宣和画谱》就有20卷，包括231家的6396件作品。其子高宗赵构虽然也对皇室收藏进行过扩充与修订，但论编纂之规模、眼光与艺术高度自不能与“文艺皇帝”宋徽宗相较。由于金人对宋王朝的洗掠，这些艺术珍品后被金章宗收入于“明昌内府”之中，故而后世鉴藏家认为，“明昌内府”同样是具有衡量文物价值的重要品牌与“标签”。

不知“宣和内府”，打个比方，就如同不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一般。亮相于此次特展的《雪江归棹图》被认为是宋徽宗的亲笔之作，前后为“宣和内府”与“石渠宝笈”共同收录。在欣赏画作的用笔、布局与气韵之外，细心的观众还能从钤印中品出几分趣味：画面上钤双龙小方玺，“宣和”“大观”朱文印，卷后有瘦金书“宣和殿制”四字，钤“御书”朱文葫芦印，下押“天下一人”，后隔水钤“宣和”“政和”“大观”三玺，后接纸钤“内府图书之印”。据介绍，双龙小方玺、朱文葫芦印以及宋徽宗手押的“天下一人”都是“宣和内府”收藏的重要标志。宋朝皇室收藏的钤印以秀雅文气著称，与以乾隆为典型的清宫风格颇为不同。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文治武功两手抓，也有浓厚的艺文情结。对于“收藏”这件事，从规模到规制，乾隆一直在模仿宋徽宗。最早题诗于画的是宋徽宗，乾隆却将“墨宝”挥洒到极致，好品题，掉书袋。其酷爱用钤印的习惯，更令传世珍品被指有佛头着粪之嫌。在被收入于“石渠宝笈初编”的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上，乾隆一共使用了“乾隆御览之宝”“无逸斋”“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古稀天子”以及“石渠宝笈”等多方钤印，个头多扎实而厚重，均是被乾隆皇帝频繁使用的，较易辨认。

北宋青绿山水代表《千里江山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国之瑰宝，每打开一次就会造成矿物颜料剥落的损伤，故极少公开展览，虽不在此次特展之列，却值得一说。年仅18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被选入由宋徽宗开创并主持的皇家画院，权相蔡京在题跋中记叙了宋徽宗指点王希孟半年后，少年突飞猛进的艺术造诣。除却蔡京溜须拍马之意，宋徽宗的确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在他一手建立起的书画院中，他本人就是最佳的老师。蔡京作为当时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之一，留下的文字记录确也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时期中国画艺之高峰。

收藏与艺术创作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宣和内府”的编辑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石渠宝笈”中收编了一张《听琴图》，同样出现于此次特展中，画的是徽宗松下弹琴，与蔡京两三人闲暇行乐的轶事。蔡京在画面正上方题诗：“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右上角是宋徽宗瘦金书“听琴图”三字，左下角有他“天下一人”的画押。相比蔡京在徽宗亲笔《雪江归棹图》上题跋的“唯唯诺诺”，此番“肆无忌惮”地题诗于画之正中，弹琴人之上方，可见此画虽有皇帝御笔画押，却极有可能不是徽宗本人所作。专家介绍，宋徽宗只要见到满意的画师之作，便会手押“天下一人”或亲自写题跋，拥有皇上的画押是获得认可的象征。

皇家收藏品往往遭遇大悲剧

既然有文艺皇帝，当然也有只爱江山不爱艺术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态度不同，造就了中国画不同的时代际遇。此次特展中的李公麟《临韦堰放牧图卷》便可参照着来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题跋就是“另类”中的代表，在观赏完《临韦堰放牧图卷》后他感想道：“朕起布衣十有九年，方今统一天下，群雄鼎沸中原。命大将军帅诸将军动荡西余，期间跨河越山，飞枪贼候，催坚敌，破雄阵，每思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可见，他竟将画上的群马都当成他的军队了。朱元璋手下的几员大将如徐达，曾偏爱收藏“浙派”创始人戴进的画作，戴进构图用墨多涂点，气质生猛，倒和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勇猛将军不谋而合。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在《隔江山色》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绘画在元末明初时的“挣扎”：“明初几位皇帝努力想在恢复曾遭元人忽略的一些中国传统，重建类似翰林画院的制度，征召主要画家，赐予官衔……这些宫廷画家作为一个集体，有时被称为‘明画院’，但明朝并没有设立像宋代那种可以堂然称之为画院的组织。”只有如爱好工笔花鸟的明宣宗朱瞻基等几位还称得上是“业余画家”。元明两代，相对前朝，皇家对书画不甚重视，特别是元代更废弃画院，促使文艺转移民间，引发了文人画艺术潮流的高涨。

古代，皇家收藏往往会遇到大悲剧。东晋桓玄可视作历史上开启帝王收藏的第一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他尤其喜欢王羲之父子的手书，但这些被收归于一处的作品几乎全毁于一场大火。皇室宫闱并非固若金汤的城池，一遇上历史的动荡时刻，往往折损最多、最深，大规模的收藏也意味着大规模损失的威胁。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也酷爱收藏“二王”，隋炀帝欲将其运往扬州行宫时却偏遭水祸。“二王”真迹可谓命运多舛，到了北宋时期，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已稀若晨星。“二王”的收藏热潮从东晋兴起愈来愈盛，唐太宗李世民与玄宗李隆基对王羲之推崇备至，根据如今得以所见的两位帝王的手书真迹可以读出师法“二王”的深厚痕迹。相传“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迹已随李世民殉葬，第二期“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是冯承素摹“神龙本”，被称为最忠于王羲之的真迹。可以说，每一件书画文物都代表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收藏史。

文汇报记者 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