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今日已如火如荼，但要追踪起这一研究领域的谱系，福开森是美国当之无愧的先驱之一。1918年，福开森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了6次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演讲内容在次年出版，引起不小的反响。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福开森逝世70周年之际，这本书《中国艺术讲演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于近日面世。

福开森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名流，昔日上海著名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1866年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长大，21岁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中国，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遣返美国，共在华生活工作了57年。在这期间，他一手创办了汇文书院（南京大学前身），并担任南洋公学（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前身）首任监学。他还是清末要员刘坤一、张之洞、端方等人的政治顾问，先后在上海办过多张报纸，主持《新闻报》长达30年。

除了在教育界和政界的显赫地位以外，福开森还有一个身份，是知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福开森，常常穿一身长袍马褂、布鞋白袜，是琉璃厂古玩店的常客，也是金石书画名家的座上宾。他被称为旅华洋人中“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也是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的“洋委员”。1933年，福开森将毕生所藏千余件中华文物，尽数捐给他所创的金陵大学（原汇文书院），其中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和西周青铜小克鼎等几件精品已成为现今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福开森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传播和推广。20世纪初，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受日本影响极大，重陶瓷而轻书画，存在着诸多误区和局限。这也是《中国艺术讲演录》诞生的背景环境。面向美国的中国艺术爱好者，福开森分别讨论了青铜、玉器、石刻、陶瓷、书法与绘画，大致覆盖了中国视觉艺术的主要类别，其视野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在当时的汉学界无人能匹。

尤为难得的是，福开森借鉴并分析了东西方的艺术研究成果和方法，由此产生的许多独立的观点，实际上打破了当时双方互不融通、各自为阵的壁垒。比如，当时美国学界更多采用比较研究的视野，习惯于把中国艺术放在亚洲艺术的大环境中，与印度、波斯、日本艺术相关联。但是福开森指出，中国艺术有其特殊性，民族交流所引起的互动，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固守并延续一种艺术生命，将之系于其最初的民族传统，中国是唯一的活例。”他从中国古代的仪礼、卜筮等文化着手，分析了种种器皿、图纹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变和承担的作用。他建议摆脱“美术”这个近代才引入中国的概念，而是以古代“六艺”来探寻中国人的艺术观。由于引入大量海内外研究资料，福开森原本面向西方学界的“纠偏”，同样也开启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同时，福开森也指出中国的艺术研究存在的疏漏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金石研究，多停留在文字学和历史学层面，主要关注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铭文中所记述的历史事件，而对于器物外形、工艺等艺术方面的钻研太过欠缺。

由于演讲主要的受众是美国学生，福开森的讲述深入浅出，一点儿也不“涩”，常常结合故宫藏品，新的考古发现以及自己的鉴藏经验，平添了许多趣味。譬如在说到中国画立足于记忆性复现、画家擅长临摹时，福开森分享了自己亲见的经历：画家金城在福开森家中欣赏一幅宋代山水，逗留近一小时，回去后竟完全凭记忆绘出了一个精彩的摹本，没有遗漏原作的任何细节。这些穿插在文内的小故事，使得艺术理念的表达更为生动。放在今日，这本书也很适合作为中国艺术的入门书。

译者访谈

问：在西方中国艺术研究领域中，福开森的地位如何？

张郁乎：他是比较早的先行者。早期西方比较注重陶瓷。中国绘画不符合西方透视原则，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艺术的弱点。但福开森认为，各民族的艺术有不同的视觉经验，中国绘画有自己的视觉结构，很早就有“六法”那样的艺术理想，很了不起。他的重点在绘画上，着重介绍了中国人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这在西方是开拓性的。

问：《中国艺术讲演录》与一般的西方研究有何不同？

张郁乎：他的演讲中有比较多的人文情怀，是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讲中国艺术。他本人跟当时的士大夫、学者常常往来交际，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们读起来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这点一般的汉学家并不具备。福开森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用心用情都很深。201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福开森的博士论文，书名叫《永恒的热情：福开森及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追求》。

但后来西方主流的中国艺术研究，是以研究西方艺术史所形成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中国艺术，以西方的角度和方法切入中国艺术，遵循着西方的学术规范。现在亦是如此。这跟福开森很不一样。

问：福开森的演讲面向的是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受众，如今译介给中国读者，有怎样的意义？

张郁乎：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物鉴定技术的发展，福开森一些收藏被后人发现存在问题，并非真品。事实上，这一点对于任何收藏家来说都是难免的，但却连带着导致他的艺术观也被质疑，他在艺术界的影响渐渐被人遗忘。而后美国崛起的一批以苏利文、高居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用西方艺术史训练出来的方式来研究中国艺术，在中国艺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研究终归采用一种外来的角度，与中国艺术本身有点“隔”。所以现在重新引进福开森的著作，也是对当下这些占据“主流”的研究方法的反思，很有价值。

文汇报记者 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