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在投降和抵抗的岔路前，英国命运的掌舵者不再是贵族，而是千千万万的无名者。(资料图片)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电影《至暗时刻》的海报上，丘吉尔的侧影从黑暗中浮现，这让人错觉它是一部围绕着丘吉尔个人形象的传记片。而实际上，它的意图比“立传”复杂得多。

电影的内容集中于1940年5月的几天，开始于张伯伦被迫辞去首相，结束于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丘吉尔发表了他一生最著名的演讲：“我们绝不投降。”这段历史不存在“秘闻”，丘吉尔在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几乎交代了时时刻刻的细节。因为大量的纪录片和电视剧，有关丘吉尔其人，不存在“罕为人知”的猛料。熟悉的人，熟悉的事，这给影片的选题和破题设置了巨大挑战。

导演乔·怀特没有回避这个难题。他坦然地接受了“套路”，然后，以丰富的视听语言把广为人知的史料拍出生动的戏剧情境。看起来，这电影走的每一步都踩着“套路”的痕迹。丘吉尔的人设如常：酗酒，暴躁，极端保守，孤家寡人。导演的电影语言是很传统的，大量正面-反打镜头，迷人的视线连接，利用剪辑制造无缝的视角切换，都是老派剧情片的标准手法，带来舒适安全的观感，一点儿不冒犯观众，很容易浸没到共情的情绪里。

但怀特在“处处寻常”里拍出了不寻常。与名人有关的电影经常会踩进一个危险的陷阱：自以为能独辟蹊径地呈现“名人光环的另一面”，标榜的“个性化、人性化”实则是陈词滥调。怀特和主演奥德曼一起破解了这个伪命题。影片上映以来，奥德曼的演技被吹上了天，他值得的。但“整容/重生般的演技”这类浮夸的表述完全没有抓住他表演的精髓。奥德曼的“好”，在于他严苛地约束了个人魅力和“彰显演技”的欲望，他以一种极度微弱的表演让自己融入了历史的语境中———丘吉尔，一个临危受命的伟人，站在的历史的转折点上，他是一个符号。当一个人站到权力的巅峰，他不再拥有“个人”，国家的选择就是他的选择，国家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这电影里点滴的“战时日常”，恰恰指向“反日常”的隐喻。

丘吉尔能渡过他首相任期最初也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和皇家态度有关。比利时王室投降德国法西斯，给乔治六世极大的打击。《至暗时刻》　戏剧化地呈现了丘吉尔和乔治国王达成共识的“瞬间”。当丘吉尔在议会陷入四面楚歌，乔治六世说出：“你应该到人民中寻求支持。”丘吉尔掏心掏肺说出：“我没有朋友。”乔治六世回应：“我是你的朋友。”这段“国王夜访”带着戏说的色彩，而人物和情境都是高度符号化的，在那间用冷光照亮的黯淡旧屋里，丘吉尔和乔治六世共同成为了当时英国的缩影和代言人。导演的意图开始明确，他越过个人传奇的诱惑，伸展更豪迈的野心，这是一个国家的寓言。

这就解释了之后那场“过分煽情”的地铁戏。一个出身于牛津郊外布伦海姆庄园的贵族，身居首相，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决定“去人间”，从圣詹姆斯公园到威斯敏斯特的一路上，他在地铁车厢里听到了来自中下层的抵抗之声。老人、妇人、孩子和黑人———这个群众演员配置显而易见传达了当代两性和族裔平权的诉求。这个场景作为戏剧情境是生硬的，但作为事先张扬的寓言的高潮，创作者的声音在这里清晰：面对德国法西斯，在投降和抵抗的岔路前，国家命运的掌舵者不是贵族，而是民众，决定历史方向的是千千万万的无名者。

这就很明白了，电影片名　《至暗时刻》　并非指向丘吉尔的个人命运，至少不止于此，1940年的5月，那是丘吉尔人生中黑暗的时刻，那也是英国国运承受的黑暗时刻。电影里所有的铺垫是为了让丘吉尔的那场演讲爆发最大的势能，他面对上下两院的议员，说出那句震撼了欧洲的“我们绝不投降”。也是在这场演讲中，他说出了“一个新世界注定将要到来，拯救这个旧世界。”丘吉尔并不适合作为“现代政治”的样板人物，他是帝国旧时代的遗老，态度强硬地反对殖民地独立；他痛恨希特勒，既是出于政治家的敏锐判断，也夹杂着对“中下层逆袭者”的蔑视；他出任首相的前半个月里，没有踏足过下院。我们不可能坐着时光机回到1940年5月末的那天，询问他说出“新世界”“旧世界”的真实意图。但导演怀特从这句煽情的表达里延伸了多义的表达———旧世界既是法西斯横行的世界，也是被贵族政治垄断的世界；新世界是战争过后回复和平的世界，也是中下层将跳上政治舞台上发声的世界。那一刻的英国既处在国家存亡的临界点，也站在两个世界交替的门槛上。

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二战深刻地改变了英国，改变了它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权，也改变了它内部的政治环境。电影最后的字幕微言大义，丘吉尔在战后的第一次首相选举中落败，政治生涯画上句号。他生命的最后20年在写作和绘画中度过，当他在1965年去世时，各地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成燎原之势。真实的丘吉尔刻薄地嘲讽：“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征。”《至暗时刻》　其实是反驳这话的。乔·怀特让丘吉尔发出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强音后，目送他离开，导演不认为这是一个被辜负的悲剧英雄，只是，属于他的时代谢幕了，在他身后，无名的人们怒吼着推动了历史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