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眠》的男主角是一个上了年纪又不太得志的知识分子，他的妹妹抱怨生活被无聊和空虚吞噬，他年轻的妻子痛苦于婚姻埋葬了她最好的年华，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状态，然而每个人都欠缺离开的勇气。这样的梗概轻易让人联想起契诃夫的“鬼魂”飘荡在小亚细亚的荒原上。

戛纳影展金棕榈奖得主、《冬眠》的导演锡兰前天出现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时，一脸倦意，明显没有睡醒，浅色牛仔裤皱着，旧跑鞋显得风尘仆仆，仿佛是个落魄的土耳其大叔，完全没有去年在戛纳领金棕榈大奖时神采奕奕的模样。他有点为自己的状态感到抱歉，他前一天刚到北京，因为时差，整晚没睡着，只在上午补了个囫囵觉。

然后，他一直用没什么起伏的声音回答着问题，明显他不是一个能说会道、更不是一个会煽动听众的讲述者。场面不热络，却意外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谢谢你们这么仔细地看了我的电影，问了这么多深入的问题，这样的场面我并不常遇到。”

196分钟的电影在角色间的谈话里展开

锡兰之前的电影，从早年的“小镇青年三部曲”《小镇》《五月碧云天》和《远方》，到后来风格彰显的《适合分手的季节》《三只猴子》和《小亚细亚往事》，共同点是外景多、对白少，小亚细亚高原辽阔的风景线是他电影里最有表现力的角色之一，人物不响，风土不响。《冬眠》却以集中的室内戏和大量对白见长，故事的发生地是小亚细亚的腹地卡帕多齐亚，因为风化岩层的神奇地貌和岩窟建筑成为旅游胜地。然而锡兰的镜头偏离了奇绝的自然景观，出现在画面上的是荒凉的山区，贫困的村镇，以及山谷里因陋就简的小旅馆，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视野被约束在光线阴暗的房间里，不多的几个角色没完没了地在讲话，夫妻之间、兄妹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间、地主和租户之间，196分钟的电影在这些人的谈话里展开。

男主角是一个上了年纪又不太得志的知识分子，他的妹妹抱怨生活被无聊和空虚吞噬，他年轻的妻子痛苦于婚姻埋葬了她最好的年华，每个人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状态，然而每个人都欠缺离开的勇气。这样的梗概很容易让人联想契诃夫的“鬼魂”飘荡在小亚细亚的荒原上，借用纳博科夫对他同胞作品的分析：“他描写的是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具有人的深刻尊严感，实践理想和原则的方式则无能地令人发笑。他把偏狭的生活浪费在乌托邦的梦幻烟雾里，他明知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目标，然而在无聊的生活泥塘里越陷越深。”这段话形容《冬眠》是很贴切的，只是把背景从俄罗斯的外省乡下换到了土耳其内陆乡下。

锡兰一点儿没掩饰，《冬眠》的全部情节来自契诃夫的剧本，来自《凡尼亚舅舅》《海鸥》《樱桃园》和《三姐妹》的综合。契诃夫给了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发现自己所熟悉的人能够轻易地进入俄国作家编织的戏剧情境里，那些人，那些事，换到土耳其的语境下，分明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的看法。用了6个月，他和妻子一起完成了《冬眠》的剧本，长达196页，开拍时预估片长会超过5小时，拍摄完成后，初剪版有四个半小时，一再精简到戛纳参赛时的196分钟版本。

“我认为这个样子刚刚好，该说的都说明白，也没有多余的话。在电影里的每个人身上，活着一部分的我，当然，男主角最能体现我的想法。”锡兰说，他试图揭示的是人心的无限复杂，道德体系里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判断，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这是一群不可爱的人，纠结别扭地活着，既不会治理自己的生活，又破坏了别人的。他们的贫穷、迷惘、懦弱和压抑的愤怒，揭开了土耳其现实中衰败黯淡的一面。电影的最后，试图离开的人还是留下了，什么都没有变化，孤独的仍然孤独，隔阂的保持隔阂，只有大雪覆盖了群山。悲伤极了，锡兰承认：“我对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实现交流是不抱希望的，沟通太复杂，也太艰难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悲观的。”

安纳塔利亚的寂静之声

《冬眠》里，任何的对话都没有实现沟通或和解，整个世界在风雪中归于寂静。如锡兰总结的，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离开，是没能发生的改变，最终只剩下沉默。事实上，“寂静”是穿梭在锡兰所有电影里的声音。

《小镇》《五月碧云天》和《远方》构成的“土耳其小镇青年三部曲”，主题循环，关于偏僻山村的年轻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挣扎。《小镇》和《五月碧云天》掺杂着锡兰的私人记忆，根植于乡村故土，抒发田园牧歌的情怀。后来年轻人终于离乡离土，投身《远方》，随着小镇青年被放逐于大城市，锡兰切入他最关心的问题——在当代土耳其，疏离和孤独像空气浸润了芸芸众生。《远方》确立了锡兰电影的美学风格：用很长的镜头拍很少的事，在缺省的叙事里，情节让位于影像独特的质感——土地、荒原、飘落的雪花和吹过画面的狂风，小亚细亚的地貌风物包围甚至侵吞着其间的人们。

“粘稠”这个形容词经常被拿来形容锡兰的电影，以通俗剧的眼光衡量，这样的电影是很闷的，即使在情节剧的框架里，他也会抛开人们关心的“悬念”，专注于描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远方》是男人之间的隔阂，《适合分手的季节》关于一对胶着在情感废墟上的夫妻，情变、出轨、重逢，这些戏剧化的褶痕都被锡兰抹平了，当丈夫建议重新开始，而妻子不响。“不响”是锡兰电影里的恒态。《三只猴子》的片名来自蒙眼、捂嘴、掩耳的“三猿像”，意思是不看、不说、不听，这电影里的每个人揣着一肚子的秘密，逃避、隐瞒、窥视，每个人都“不响”。

到了《小亚细亚往事》，这个发生在一个晚上、一群人带着罪犯去找被抛尸的故事，看似承担了通俗剧的压力，其实故事性和戏剧性更冲淡了，寥寥对白中展开的，是这群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在的环境面临的难题。片名里的“小亚细亚”，是历史褪色以后留下的一片经济衰败的高原，人们力不从心地活着，陷在长久的、极度贫穷的困境里。“谋杀案”成了虚晃一枪的悬念，锡兰抛开谋杀的动机和案情的来龙去脉，他通过影像揭示的，是当代土耳其的萧条和困厄，以及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麻木无奈的人。

当锡兰站到契诃夫的肩膀上写出《冬眠》，他从日常琐细的对话中潜入生活深不可测的暗流，直至浩荡地铺展出一部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他的同胞帕慕克在小说《雪》里写道：当真相令人难以接受并带来威胁时，唯有雪的静默能打开不能被揭露的真相，当雪花埋没无人的街道，天地静谧，这时才可能听到灵魂的声音。这何尝不是锡兰电影里的寂静之声。

文汇报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