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自咱的手……”还是那曲歌，再多一碗酒。

昨夜之前，单家酒窖的大掌柜叫莫言，手里攥着诺贝尔奖；十八里坡的民族美学导师叫张艺谋，家里供着金熊奖。人手一碗红高粱，喝一口，嘴唇相触，没有革命也有风暴。

昨夜之后，曲子照旧唱，但歌里那只有喝了酒才敢走的青杀口，又踱来一位。郑晓龙，履历上少些海外镀金，但揭开红盖头，底牌是个现成影后。

昨晚，由郑晓龙导演，周迅、朱亚文、黄轩、秦海璐等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在东方卫视开播。此时，距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发表27年，距离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上映过去26年。

小说、电影、电视剧，踩着高粱红了的时节风云际会。1986、1987、2014，陈酒新酿，谁先干为敬？谁在向谁俯首称臣？

张艺谋是聪明的。他在恰当的时候放大了高粱地里的每一次扭动，庄稼的、风的、人的。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遥远的东方不只有神秘与小脚，还有“酒神”，在尖锐又古怪的声乐中“为所欲为”。

中国电影史上，1988是个特定的年份。2月23日，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西方人第一次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庆祝酒会上，拍《末代皇帝》拿奥斯卡奖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竟向张艺谋讨教问题。

已经没多少人记得，初出道的老谋子被问到哪门子话题，因为多数人正忙不迭地给这座金熊披上各色外衣：中国电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中国电影人扬眉吐气的骄傲……总之，张艺谋成为那一年的中国符号。

“这么说或许有点不公平。虽然是莫言的小说在国内得奖在先，但真正让《红高粱》为更多大众津津乐道的，却是电影。”同执导筒，郑晓龙不吝于赞美同行，但也点到即止。“我也是先知道的电影，但没来得及第一时间进影院看。”1988年，郑晓龙和李牧、陈昌本、李晓明住进北京蓟门饭店，他们边吃饺子边琢磨一个女人的故事。传统的美德要有，再将各种磨难加诸她身上，每个人发挥想象，讨论完，李晓明写了个17万字的大纲，后来成为《渴望》的剧本。

虽然谁都没闲着，但终究是张艺谋在1988年占了风头。他向各路媒体重复着自己导演处女作的故事，那是很带有怪力乱神色彩的传奇。这位前摄影师是在1986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莫言作品的，但那只是中篇。后来，前妻肖华给他拿来全篇《红高粱家族》，“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的赞颂，呈现出一个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太大不同。”张艺谋形容，“一下击中心灵。”于是，按当时版税规定，他自掏800元钱，坐着公车摸到了小说作者家，买下电影改编权。

《红高粱》拍得极苦。电影杀青后，张艺谋把他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宁夏的土中，还当众发誓：如果这片子出不来，自己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挂牌时，张贤亮挖出那双鞋，把它陈列进影视城的展厅里。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追捧，好些地区，电影票从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进账400余万元票房。那时候，可是天文数字。

然而，争议总伴随着成功一道裹挟而来。除了艺术上的争鸣，观念上的争议，成为影片难以承受之重。出资给张艺谋悄悄种高粱的吴天明后来回忆，有人写信给西影厂，要求停播电影，认为“《红高粱》是诋毁祖国的‘大毒草’”。与此同时，舆论中开始出现“审丑”一词，直指张艺谋的镜头夸大了中国百姓的“土”与“糙”，莫言老家山东高密的少数农民也认为电影里涉及的暴力情节丑化了他们。但也有学者如李泽厚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性复归……”

最后，评论界认为：《红高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喧嚣似乎画上了句号，但好像又刚刚开始。就在这一年，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再偷偷摸摸的，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开外。

而1988年的春天过后，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之一的莫言走在路上，即便深夜里也能听到有人大声嘶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时候，也许他也在心里感激电影的成全。

为什么一说起云彩，就会有永恒把我们充满？为什么一说起张艺谋就认定他是天生鬼才？为什么没人想想他成功的背后？《活着》后面是余华，《大红灯笼高高挂》后面是苏童，《秋菊打官司》后面是陈源斌。

之后十多年，张艺谋渐渐褪去了苦大仇深，转而在电影里做着各色实验。绿色的《英雄》、白色的《十面埋伏》、金色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外界，他骨子里还是那个摄影师，他对画面有着极度的唯美洁癖。

到了2012年秋天。斯德哥尔摩这座北欧之城，散发着维京人特有的神秘与笃定，皆因其具有守护人类智慧的历史功能。这一回，人类将智慧之光的追灯打在莫言身上。《丰乳肥臀》、《檀香刑》、《红高粱家族》、《蛙》，植根于民族苦难与个人乡土体验，虽缺少外国文学底蕴，但并不妨碍他的作品中显出超越时代写实主义的传统以及今日为人称道的“魔幻现实主义风”。

在此情形下，更多读者开始阅读莫言的作品，诸多期刊也以此为契机对其人其文予以解读。某个学术网站上，发表于2012年年底的相关论文就有700余篇，相比之下，1986年作品刚发表的两年里总评论数量仅7篇，天冠地履。一时间，莫言连带着《红高粱》从文学学术的边缘走向中心地带。

去瑞典领奖时，当地剧院放映《红高粱》。莫言一撇嘴：“要是觉得这电影好看，那是我小说写得好，反之，那是导演没拍好。”自嘲还是黑色幽默？没人在乎，但确实提醒外界，重新挖出电影，与小说本身仔细比对一番。

小说里，莫言在写高密东北乡这片他所钟爱的热土时，是倾注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拉丁美洲百年孤独时对等的感情的。尽管他用着暴力狂欢的笔触，但在描写这片土地上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遭遇时，始终紧扣一个伟大的主题，那便是对生命的礼赞。没错，就是这点曾被千万次用来评点张艺谋在电影中的成功。但原来这不是谋导自己的东西，而是小说里的原创。

翻开原著，作者在小说开头写道：“……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风利飕有力，高粱前推后拥，一波一波地动，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头颅”、“锯”、“前推后拥”、“伸”，满眼“俗气”的字眼，但也着实有生命力源源不断。及至“奶奶”临死前，“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莫言笔下，即便死，也带着喷涌不尽的生机勃勃。

那么改编的电影呢？电影自从被其先驱者乔托·卡努杜颁发第七艺术的身份证明后，便号称是前六种艺术——建筑、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的集成。而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类，看上去似乎已对电影俯首称臣了。

但仅仅是“看上去”。“现在你再回想电影，还能记起哪些细节呢？”这是2014年10月，郑晓龙给电视剧做宣传时，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电影版”时的反驳。“嗯……漫天遍野的红色、无边无际的高粱、还有摆成个‘大’字型的巩俐……”得到这些略迟疑的回答，郑晓龙抢着总结：“最强的就是视觉冲击，尤其放进那个年代。”

而莫言此时也启开尘封的记忆，“写小说时，我不断在脑海中浮想联翩，想着东北乡高粱连天该是怎样壮丽的景象。”所以，当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站到他跟前，莫言便知，是他了。这与当初张艺谋的自知颇有些出入。那时候，带着一身黝黑肤色，再蒙上一脸风尘仆仆，导演曾以为，自己身上浓郁的农民气质是作家把作品交给自己的一大缘由。

彼时的张艺谋或许还未意识到，文学给予读者的，是一种透过窗能够睥睨天下，闭上眼可以循环苦难的体验。那种字里行间言犹未尽的况味，恐怕肉身凡胎的影视剧难以匹敌。

从这个层面讲，莫言大可以命运自比，幽居暗处，精心构置尘世的生活。而尘世里，张艺谋与郑晓龙都在。

终于轮到了电视剧。两座经典之下，还是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外加一片恣意汪洋的高粱地。这些天地间的灵物终究在60集宏篇里抽出新枝。

“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事儿。”打头一句旁白，影片版以“我”之眼，回望十八里坡。此后，“我爷爷”与“我奶奶”那惊世骇俗的爱情，青杀口土匪乡绅在国破家亡前的悲壮，皆由第一人称完成叙事。

电视剧里没有“我奶奶”，绝对的主人公只有戴九莲，一个血液里流淌着抗争因子的“九儿”。从电影版的男性视角，切换到电视剧版的女性视角，《红高粱》一个转身就是20多年。

“从1987年电影大获成功后，我就想过再把故事搬到小荧屏，用连续剧的篇幅，重新扫描，但手头有事儿，就耽搁了。”莫言没想到的是，这一搁置就是20年。其间也有人找来洽谈，但一波一波的人来了又走，有些是因为改编经费没谈拢，有些是写了一半知难而退。2008年，莫言回到故乡高密，在他家阁楼上，他想干脆自己改编得了，便围绕着如何把《红高粱》改编成长篇电视剧，拉出个故事大纲来。但很快，又因为琐事被耽搁了。

直到2013年，赵冬苓用四个月时间赶出的剧本打动了莫言。无他，一个全新亮相的人物尔。

“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哥、土匪，通过电影，这几位大家都熟悉，但小说里还有一号重要角色，高密的县官曹梦九。”就是这个在1930年代真实存在过的人，让莫言兴奋良久。虽然曹县官的形象鲜少出现在影视剧作品里，但在高密百姓中间，他却有口碑流传至今。老乡们但凡上点年纪，讲讲曹梦九的故事，都能拉拉杂杂说出一堆来——一个民国时期跳脱儒家式框架但又极具正义感的县长，一阵风一阵雨，半是文半是武。

“写出民国时期这样一个县官，会让电视剧产生一定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电影以张艺谋式的美学风格升腾出“魔幻意味”的话，那么初来乍到、降临于新世纪的电视剧，则被莫言寄予一种回归现实的意愿。

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红高粱》怎样拍，自然不会限于模式。但拍什么，郑晓龙还是最大限度地听从了原作者的心声。就像小说本有个抗战的背景，男欢女爱、杀人越货、征服与被征服，其实全都进行在历史的幕布前。待幕布揭开，所有人暴露在国破家亡、大是大非底下，此前种种个人情仇无非转作一个乌有。电影因着100分钟的时间限制，关于抗战的成分被淡化、压缩到最小。“而电视剧拍出了历史感。”2013年9月，莫言欢欢喜喜地为电视剧题写剧名，以示期待。

“莫言先生的小说是座高山，震撼人心的故事是最重要基石。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是第二座高山，绮丽的镜头语言是决定高度的标杆。”虽然拿小说比对电影时，郑晓龙还愿意有一说一，但轮到自己的电视剧作参照，他把姿态放低，“电视剧更像是海，60集的长篇海纳百川。”

你若住高山，云是熟人；你若从海边来，踏浪前行。谁又能说，一碗新酒在手，郑晓龙不想一醉方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