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青睐上海，关心上海。他曾多次来沪工作与生活，把脉上海的发展建设。这些经历，对上海乃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原了邓小平与上海几次重要的交集。

记者：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提到了邓小平同志对宝钢建设的大力支持。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上海，如果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和上海的关系，有哪些时间段是特别有意义的？

李君如：从小平同志的一生来看，他和上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有密切关系。

对他个人以及党和国家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有这么几次：民主革命时期。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当时23岁的邓小平是中央秘书，也随同中央到了上海。1927年12月，他在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罗亦农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包括文件的处理、传送，以及中央领导人分散在上海各处的秘密地下工作，也由他来联络。所以小平同志对这个时期的上海是非常熟悉的。1991年他到上海时，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陪同下参观市容，他一路走一路讲上海的历史情况，比如延安中路原来叫福煦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里是法租界，是以法国将军福煦的名字命名的。他还会讲很多老上海的故事。一直到1929年初，他受中央委派，从上海出发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前被中央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在八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当时他就非常关注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9年3月底到4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简称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他作为总书记到了上海处理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参加了中央的一些领导工作。这两次会议很重要，因为当时党已经认识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于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专门会议纠正“左”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3月，反复调查研究，开了好多会议，在上海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所以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是纠正“左”的错误的很重要的会议。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对我党的领导体制做了思考，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这个不是党内排序，而是从工作体制来讲，大政方针由中央政治局定，毛泽东本人主持政治局会议，具体贯彻执行交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所以这段时间取得的成绩经验小平同志都是有份的，当然他自己也说：“犯过的错误我也有份”。

改革开放时期。《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涉及到的“苏州讲话”一段，历史背景就是小平同志在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以后，就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现代化目标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当时，他有两点考虑，一是我国国情与西方不同，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底子薄、人口多，现代化要怎么搞？二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而在这十年里西方经济社会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还能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基于这两点考虑，1979年3月，他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即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现代化标准降低一点，以当时的经济指标，经过努力，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他后来又用“小康”这个概念，来说明20世纪末要达到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和世界现代化相比，差距很大，但是和自己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教育、科技、国防的资金都能够有保障。

但是，这个时候他心里还是不踏实，经过进一步计算和研究，后来他把人均GDP1000美元的指标调整到800美元。达到这个指标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水平后，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他带着这些问题，从1983年2月5日到27日，到江浙沪调研，包括2月21日在上海视察胶州路农贸市场和曲阳新村等。就是在这次江浙沪调研的过程中，他对于我们到本世纪末能不能“翻两番”，心中更有数了。事实上，到2000年时我国的人均GDP是824美元，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

记者：邓小平在上海做出过哪些重要论述？

李君如：小平同志在上海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上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大时局的变动。

首先是提出了一个大战略：开发开放浦东。当时国内国际风云激荡，西方七国联手制裁我们。这个时候，小平在上海打出了一张漂亮的上海牌，提出要开发开放浦东，认为此举不仅可以带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还可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打破7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联手制裁。事实上他这个战略目标达到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后，西方对我们的制裁就被瓦解掉了。而上海则由此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由此开始了大变样。所以，我一直说，上海人不能忘记邓小平。

其次是破解了一个大难题：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伊始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要扩大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那么，如何解决国家经济计划和农民自主生产经营二者间的矛盾呢？他认为可以通过价值法则来调节这个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从1991年、1992年这两年在上海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观点，这就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就为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是给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和老百姓一个大激励。他的“三个一点”就是1991年春节时在上海提出的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因为在他看来，上海的人才、技术和管理都很好，因此有条件搞得比别处更好。他还明确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要把金融中心建立起来，增强经济的辐射力。1994年他过完年临离开上海时，上车之后还对上海市委领导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这是对上海人民最大的激励，既肯定了上海人的素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汇报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