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前与老友逛复旦旧书店，淘到过一本复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旧书《怎样学好大学文科》，在今天读来，颇具时代价值。这本朴素的小书，是由当时复旦人文社科大家们写作的读书方法的文集，收录了当时中文系郭绍虞、朱东润、王运熙、胡裕树，历史系周谷城、杨宽、金重远，以及哲学、经济、法律、新闻等多学科的知名教授与中青年教师们总结的当时颇为时兴的“读书法”。虽然这本简约低调的小书差不多早就为人忘记，但其内容对今天“怎样学好大学文科”依然颇为奏效。

做古代文学历史研究，离不开邓广铭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四把钥匙”理论：职官、历地、年代、目录；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此。杨宽就提出了新研究领域所需要补上的内容，如研究历朝生产关系时需要深入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对先秦上古史不仅要有考古及出土文献的研究，还要有相当古文字的补充（杨宽《怎样学好祖国的历史》），这些心得放诸任何时代的人文学科都不算过时。同时，对当时所有文科生来说，英语应该是一项重要课程，因为了解世界最新的文艺、古典与现代哲学、历史、地理以及国际新闻、情报企业管理等各方面资料动态，都需要有相当的英语阅读能力（钟桂芬《文科学生如何过好“英语关”》），想到这是说给八十年代初的复旦学子的话，可谓相当超前了。而金重远则告诉大家，学好世界史同时要具备经济文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宽阔的知识面，尤其文学作品会提供相当大的帮助，比如要对1812年法俄战争有感性的认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很好的入门；而要了解滑铁卢战役，则可以通过司汤达《巴尔玛修道院》与雨果的《悲惨世界》，而作者对1832年由拉马克将军之死引起的巴黎起义最早的认识，便是从《悲惨世界》里的街垒战中而来，文史不仅不分家，伟大的文学作品还能帮助世界史的学习变得更活更扎实（金重远《学习世界史的点滴感受》）。

书中还有一些是“我是怎样学习”系列的文字，同时兼有读书法与自传体的意思，甚至有一些偶有“凡尔赛”的味道。比如本书主编之一周谷城先生，无疑是历史学的名家，他在文中着重谈了自己怎样研究世界史，最初在中山大学教书时，周谷老是教社会史的，因为每周课时少，闲暇时候增加了史学理论的阅读，包括读摩尔根、恩格斯、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打基础，后来去暨南大学教书时仍然上课有余力，便动了编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但通史出版后的1939年他被当局指出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不让他上《中国通史》课程，便被“发配”去教世界史，然后便促成了《世界通史》；这门课一教也就教了一辈子（周谷城《我是怎样研究历史的》）。另一位主编郭绍虞先生讲自己的文学批评史，是延续黄侃、刘师培、陈中凡等人的批评史教学实践而得，又结合自己早年在福建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即日后河南大学）的教学经历而成（郭绍虞《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过郭先生在文中回忆自己早年任教商务印书馆办“尚公小学”的经历更为有趣，他不仅为小学语文老师写过一本《小学文法》，还为小学体育老师朋友写了一本《中国体育史》，成为体育专科学校的教材，实在让人敬佩不已。朱东润先生则讲述了自己传记文学的研习经过，自抗战时，他便对中外传记文体开始了关注与写作，尤其朱先生创作的多部古代人物传记作品，都与抗战时期的时政与人物有关。不过，朱先生还是提到，是不是只有伟大的人才拥有传记，普通人不配拥有呢？答案是否定的，朱先生记录了一位在宝山罗店谈“忆苦思甜”时遇到的广西妇女与参建黔桂铁路的丈夫的故事，完全可以写一部非常生动的传记（朱东润《我是怎样研究和写作传记文学的》）；这也与朱先生为亡妻所立《李方舟传》的旨趣有所相通。

全书可读性最强的文字，可能就要数朱维铮先生的《怎样读书》了，当时尚属中青年教师的朱先生便用老辣的文笔，划分出“被动与自觉”、“见树与见林”等读书方法的层次，遍引史、汉、鲁迅、王国维、《资本论》中诸家读书论的观点，读来酣畅淋漓；而在解答“怎样读书”之外，文中提到的“文科生式”的困境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天天同图书资料打交道的文科生，怎样读书竟还成问题；成天埋头读书的文科生人变呆了、体质差了，学问长进却很慢；不会独立思考，不会研究问题，变成两脚书橱等等等等。虽然朱先生全篇都在为这些问题找解药，但即使今天的很多文科生似乎都不易摆脱这一魔咒。这本四十年前讲“读书法”的小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今天读来依然有可资鉴的闪光点，还在于“文科生”的读书问题久已有之，并非一两本“读书法”可以解决的，朱先生文中结尾引了马克思的《自白》里“喜欢做的事”：啃书本——可算做对当代文科生的忠告。毕竟，勤奋永远不会过时的，勤奋即是“读书法”，勤奋即非“文科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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