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弗朗西斯·高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任总干事、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

■采访：陈瑜 （本报记者）

弗朗西斯·高锐（Francis Gurry）是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杰出领袖和资深专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于1985年进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工作，于2008年、2014年两次当选WIPO总干事。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的设立、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到《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缔结，再到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居第十四位，他一路见证并坚定支持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去年11月，他受聘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名誉院长。近日，在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牵线搭桥”下，我们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采访了高锐先生，请他谈谈对“知识产权的角色”的思考，以及对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建言。

中国重新成为领先技术国家

文汇报：您在墨尔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一个观点：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的角色”。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想法？这种转变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锐：当今世界的各种实力，包含经济和其它实力，均跟技术和技术能力密不可分。技术带来了竞争优势，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新技术及创新所赋予的优势。因此，知识产权在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它的保护下，市场力量得以发展壮大。我认为，过去20至30年间，知识产权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然成为经济战略的核心。因为在当下，技术对经济至关重要，它遍及了商品和服务的创造、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

决策者们必须意识到，知识产权在21世纪的经济中扮演重要战略工具的角色。当下，一些主要问题都是围绕知识产权展开的，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例如，获取问题。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社会正就疫苗技术的获取展开讨论。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关于公平与平衡问题的国际社会大讨论将围绕关键技术而展开，而知识产权将是这些讨论的核心议题。

文汇报：根据WIPO 2020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14，中国也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您如何评价中国这四十多年来在知识产权建设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有何借鉴意义？

高锐：在我看来，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然而，国际社会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关注，这不禁令人惋惜。国际社会并未充分认识到，在过去40年，中国已成为引领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中国也建立起了一套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产生并受理知识产权申请最多的国家，而这些知识产权申请不断地转化为相当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

那么，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须认识到，中国非常独特，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中国拥有悠久和博大精深的智识和科技文化传统。当我们说中国在过去40年成长为领先的技术大国，但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更准确地说，中国已重新崛起为领先技术国家。因此，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拥有卓越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这是许多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另一方面，中国的规模是第二个优势。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人才队伍，这为中国创造了多种可能性，包括加速试验的进度及改进产品和服务；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一优势。

尽管国情不同，中国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对创新、科技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予以了一贯的明确关注，认识到了科技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极少见的，因为他们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水源污染、疾病、贫困、粮食安全等问题，而这些挑战可通过技术能力的获得和提高轻松解决。然而，这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其大大超过了经常决定优先事项的选举周期。

只有拥有了配套的技术实力，讨论技术获取才有意义

文汇报：根据WIPO相关数据显示，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递交的专利申请已位列世界第一。但也有人质疑：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质量、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偏少。请问您怎么看？

高锐：在我看来，应承认我们并没有标准来衡量所谓专利申请的质量。因此，尽管流传有这种说法，有些人也愿意去相信它，但我并不知道这样说究竟是基于什么证据。

当然，出于讨论的需要，我们先假设这个说法有点道理。据我观察，种种迹象表明，即便这些专利目前在质量方面有些差强人意，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比如，中国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工程领域的刊物发表数量已大幅增长，中国也将为此类刊物贡献最多的文章。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科学引领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论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引用量也在不断增长，这是另一个积极的指标。此外，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持续增长，从绝对数来看，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在研发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大学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排名也越来越靠前。所有这些指标都表明，如果目前中国的专利质量不够好（正如我所说，这是未经证实的），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改变。我们还注意到，提高专利质量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迅猛，而国际专利申请代表着全球高质量的专利申请。

文汇报：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促进技术的传播，让人类共享创新成果带来的福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也被视为一种“技术性垄断”。对此，您怎么看？

高锐：我认为这是事实。知识产权是一种有限的技术垄断，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排他性。我认为，所有财产权都会产生享有该财产权客体的排他性权利。实体财产也不例外，例如石油。作为已经发展成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的财产权，其为财产权人建立起对石油的排他性权利。知识产权亦是如此——只不过与石油不同，知识产权不是自然偶然赋予你的财产，并不取决于你所处土地的丰饶程度。自然资源有则有、无则无，但如果你不具备技术能力，依旧可通过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来获得或发展它。

那么，如何对待知识产权产生排他性权利的事实，即排除他人使用该技术的权利，而这些技术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福祉，比如，治愈疾病或简单地如享受音乐作品之类的文化创作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简单答案，且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今天讨论的是疫苗，明天可能是抗病毒药物，也有可能是其他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清洁能源技术或者电池储存技术。正是由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占据核心战略地位，这些问题才会层出不穷，也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

我们需要开发新技术，并且需要为这些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这就是知识产权的作用。发展新技术是为了提高物质生活的质量，但排他性权利却可能成为普遍享有生活质量提高的障碍。因此，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即在创造激励、创新的社会分享和应对紧急情况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我们也需要意识到，除非拥有利用技术获取的能力，仅依靠技术获取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即使给一个国家最新的疫苗技术，但问题还在于其是否有生产mRNA疫苗的能力，甚至更基础技术的能力，比如净化水、包装等。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进行生产的权利就毫无意义。针对能力缺乏有一些变通办法，如让其他有能力的人代表行使技术获取的权利；但这很复杂，实现有待时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寻找解决方案，这仅仅是为了揭示其复杂性，以避免不切实际的简化。我们不应忘记，发展技术能力才是长久之计。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须解决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问题

文汇报：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格局下，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高锐：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技术是获取竞争优势和经济成功的关键。没有人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竞争优势，而知识产权能保护竞争优势。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做三件事，当然这并不能全面回答这一难题。

首先，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支持发展的机构须认真对待发展科学技术实力这一任务，须将它设计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政策目标。

其次，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须确保在两个目标间达成平衡：为创造新技术提供激励措施，以及让社会广泛享受技术带来的福祉。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达到这种平衡须在不同情况和危机中不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在法律层面，这意味着在排他性权利及其例外情况之间找到平衡。

第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解决最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人工智能，还须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源基础的问题。例如，许多时尚名牌公司都模仿了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但却没有给发展出这些传统设计的社群返还任何收益。再比如，当博尔特和其他牙买加短跑选手在奥运会和国际体育比赛中不断拔得头筹时，牙买加政府就开始用“牙买加”一词注册域名，如“牙买加金牌（Jamaica Gold）”。这些域名已全被注册。我认为一个国家应拥有在国际上使用自己国家名称的排他性权利，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某些发达国家却在立法上反对如此。

文汇报：当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成为创新的新引擎。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更加迫切。有学者认为，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也可被视为以知识产权为先导的“知识产权经济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高锐：我认同这一说法。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采取工匠生产的形式，对工匠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生产的单个物品，而这些物品的实体财产权非常重要。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个体化生产被批量生产取代，这时，重要的不再是单个对象的实体财产权，而是能够实现批量生产的技术，因此，知识产权也变得重要起来。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将变得更为重要——以音乐为例，作为消费者，过去我们购买黑胶唱片，由于技术进步，它们又被CD取代。现在你购买的是什么？是访问权限（access）。要享受音乐，你甚至不需要一张实体唱片，用知识产权学界的术语来说，某种物质支持（a material support）。现在，你通过订阅而获得访问权限或者你可以免费获取但以接受广告的轰炸为代价。所以，重复一下，获取是关键，而知识产权控制着获取。后者定义了每个人在数字内容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涉及音乐，还涉及电影、文学以及算法和数据。获取掌控着数字世界的命脉，而知识产权正是调整获取的制度。

文汇报：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聚焦“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有评论称，中小企业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在您看来，知识产权如何让中小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

高锐：有趣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无论是以纽约还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来衡量，那些市值最高的公司大部分都是技术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排在前五的公司都是技术型公司，而在三四十年前，它们根本不存在，且起步时都是中小企业。数字经济为它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良机，因为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它们面向全球市场，不需要在每个国家都建立实体（至少在发展初期不需要），且不太依赖于实体基础设施。中国的同类企业也是如此。在它们从初创型企业成功成长为大型企业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帮助它们实现了这一艰难转型——它们在国际上都拥有受商标保护的、强大的品牌认可度，它们享有受专利保护的创新技术，也都为其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硬件等实体产品使用过相应的设计。

中小企业是经济的命脉，它们承担了大部分经济活动、贡献了大部分就业机会。但它们也很脆弱，因为其资产往往是智力资产——创意、商业战略等。它们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来为它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将创意发展成为可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

七大优势使上海成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国际中心

文汇报：“数字经济”已被纳入世界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实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这一目标上，您觉得上海有什么独特优势，您对上海有什么期许？

高锐：在我看来，上海有许多优势，正使其成为亚洲创新和知识产权中心城市（hub）。由于亚洲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重心，上海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

我喜欢“上海七大优势”这一说法，这七大优势使上海成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国际中心。这些优势涵盖了一个成功的创新生态系统所需的全部要素。首先是创新的起点，也就是研究。上海的研发投入非常高，且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发机构，以及一批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科技型人才。第二，为了让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还需要资金。上海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外，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STAR Market）。第三，地理位置。上海地处东北亚的优越位置，是亚洲的科技中心。第四，发达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为创新产品的传输提供交通枢纽，并创造了科技协作所必需的虚拟互联。上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场、港口之一，且正在大幅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以实现虚拟世界的互联互通。第五，上海拥有非常成熟的商业环境，这是形成充满活力的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第六，上海政府非常支持创新，他们相信创新是通往未来的必由之路，并且他们乐意为这一前景投资。最后，精细化的知识产权基础设施。上海设有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以及友好的监管环境。拥有了以上七点，上海就拥有了能够成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中心城市的“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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