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即从实践的过程中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所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实践的进程，特别是自身的历史进程，重视通过研习历史来把握科学的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极为鲜明的特点。

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诸多的艰难曲折，这实际上包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被检验以及创新的历史，也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蕴含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的，不能够单单以教科书式的抽象方式存在。因此，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历史教科书同文本教科书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掌握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系统的以历史为教科书的学习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1939年冬，毛泽东等人为“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而合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拉开了党史教育的帷幕。次年夏天，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他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提供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随后又增加到二十二份文件。毛泽东对这些文件的定性是：“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问题，并对如何理论联系实际作了重要的阐释：“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时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对党的历史的研习，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才得以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能够得以确立，使中国共产党不仅翻开了思想理论建设的新篇章，也迈入了中国革命的新里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党史为核心的学习教育更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化。1949年《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其很重要的在于指出了史学的方法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即确立起党史革命史的教学科研体系。1952年10月，教育部规定，各高等学校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后，正式规定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国革命史”四门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高等学校各专业的必修课程。明确规定“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是“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

新中国的这一布局，呈现两个极为鲜明的特色：

其一，凸显史学教育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很明显，新中国确立的“史”的教育，不同于起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史学教育，其重心在于把握“政治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

其二，把中国革命史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时期的确立至今，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直是教育系统（包括干部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通常将其理论体系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则将党史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把史学教育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个中国化创新。

坚持这样一个理论创新，不断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史展开的学习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新特别是新在“史”与“规律”的内在关联。

十八大结束后，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把握“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在认识把握规律的过程中，习近平强调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他在201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对于历史这一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大历史”，即站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和探求社会规律，如他所阐述的“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另一方面，则越来越重视历史的经络血脉，即在整个历史中,更加关注那些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体现优秀中华儿女改天换地、创造辉煌的日月春秋，谓之专门史，如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各类革命斗争史。

专门史的研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因为它在人类大历史展现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特殊规律。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从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始，专门史的成长、深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以及越来越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种专门史的学习教育聚焦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应该注意到，这三项专门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内在关联，史的明晰过程，促进了规律认识的过程，当然会更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在“三史”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增加社会主义发展史，形成“四史”学习教育更加完整的体系，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下透视，也就是将把握特殊性和把握普遍性结合起来，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由此，“四史”的体系就更加精彩地同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映衬；由此，史的学习和教育功能就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而最首要的就是领悟其中包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深刻规律。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孙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市“四史”宣讲团成员）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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