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9日，著名南亚史学家斯坦利·阿尔伯特·沃尔波特（Stanley Albert Wolpert）在前往儿子家的路上毫无预兆地离世，享年91岁。沃尔波特1927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俄裔犹太家庭，1948年，作为航海工程师第一次跟随航船来到印度孟买。彼时甘地刚刚被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刺杀，民众倾泻而出的悲痛极大地触动了沃尔波特。在甘地的骨灰撒入大海时，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争先恐后地触摸那些灰烬。之后，沃尔波特决定放弃航海工程师的工作，转而研究印度史，于195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一直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直到2002年荣休。

沃尔波特最受关注的作品包括南亚当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数本虚构作品。他书写了几乎所有影响南亚当代历史进程的人物——甘地、尼赫鲁、真纳、布托等人在沃尔波特笔下呈现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沃尔波特的秉笔直书，以及这些人物本身存在的巨大争议，都给沃尔波特带来了不少麻烦。

斯坦利·沃尔波特及其《巴基斯坦的真纳》（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尼赫鲁：与命运的幽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罗摩九小时》（兰登书屋，1962年初版）

沃尔波特在巴基斯坦的争议缘于他写的一本关于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的书——《巴基斯坦的真纳》（Jinnah of Pakistan，1984），这也导致他很少能去到巴基斯坦。沃尔波特在序言里写：“能显著转变历史进程的人很少，能改变世界版图的人更少，能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把上面这三件事都做了。”尽管沃尔波特对真纳的历史地位给出了极高评价，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General Zia-ul-Huq，1924—1988）却查禁了这本书。

沃尔波特关于甘地的作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在印度被禁。相关报道记载：“1962年，印度政府禁止发行小说《罗摩九小时》（Nine Hours to Rama），这部小说虚构了甘地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聚焦在1948年祷告集会上刺杀甘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阴谋家。这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它揭露了甘地身边的安保非常薄弱，并且暗示政府或许防范不力，甚至与刺杀者勾结。”

真纳，1947

美国一些“严格的”历史学者们并不喜欢沃尔波特的作品，他们反对沃尔波特在不具备阅读印度本土语言材料的能力的情况下书写印度历史。类似地，沃尔波特关于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的书也被批评犯了一些“事实错误”。但也正是在这些并不“严格的”书里，沃尔波特充满洞见地理解和剖析了他的研究对象。

真纳的朋友M. C. 查格拉（M. C. Chagla，1900—1981），一位秘密穆斯林，曾与真纳就1928年的《尼赫鲁委员会报告》（Nehru Report）产生过分歧。查格拉后来成为了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书中，沃尔波特引用了查格拉在《十二月的玫瑰》（Roses in December）里描写真纳饮食偏好的那段话，说真纳曾经喝酒、吃火腿三明治。由于透露了这个“错误的”细节，查格拉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罪人，而《巴基斯坦的真纳》于1984年甫一出版就被齐亚·哈克政府禁止销售了。

印度最高法院法官查格拉

真纳的女儿迪娜·瓦迪纳（Dina Wadia，1909—2017）一直生活在纽约，她曾被齐亚·哈克政府私下要求否认真纳曾经破戒。迪娜拒绝配合，随后，她被威胁一旦透露这件事，她的私生活也会被公之于众。迪娜出生于1909年，在违抗父亲的意愿嫁给一个改信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督徒纳维尔·瓦迪纳（Neville Wadia），并拒绝回到巴基斯坦之后，她就与父亲疏远了。迪娜从未被官方邀请到巴基斯坦，只在1948年真纳去世的时候回了一次国，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那时她已经能够逐渐接纳她苦涩的童年，她的儿子努斯里·瓦迪亚（Nusli Wadia）也在印度成了商业大亨。她尝试过继承真纳在孟买为她母亲建造的房子，但是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与丈夫离婚后，她在纽约定居直至2017年去世。

真纳出生于一个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家庭，他家所在的村庄离甘地的村庄只有20英里。在孟买，一个由真正的印度公民组成的社区里，真纳的思想日渐成熟，达达帕伊·瑙罗吉（Dadabhai Nauroji）和戈巴尔·克里希纳·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等人塑造了他对自己“局外人”的认知。真纳获得了北印度的敬重和支持，但对北印度的穆斯林来说，真纳在支持国大党的神职人员和穆斯林联盟政治这两个立场之间割裂了自己，他必须转变他的身份。于是，真纳将自己的名字从玛莫达里·金纳帕伊·普哈（Mamedali Jeenabhai Poonja）改成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完全去掉了他的家族姓氏“普哈”。真纳本质上坚持世俗主义，因此，从阿迦汗伊斯玛仪派转向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对他来说并不是件难事。

真纳与女儿迪娜

真纳女儿的婚礼

世俗的真纳很快就遇到了民族认同的问题。1947年，还有三天，拉合尔决议初步要求的声明就将生效，此时真纳这样描绘巴基斯坦——他希望巴基斯坦的所有不同的宗教认同、区域认同、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都能发展为同一种国家认同。1947年8月11日，真纳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上发表了主席演说，在演说中他谈到：

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可以归属任何宗教、阶层或信念——这与国家层面的事务并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从最根本的原则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是同一个国家的平等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将这个原则秉持为我们的理念，这样，你就会发现，在适当的时候，印度教徒将不再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也将不再是穆斯林，我们将在政治意义上共同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而不是在宗教意义上，因为宗教是每个个体的个人信仰。

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了真纳在1947年的明显矛盾，沃尔波特认为“即使是真纳最亲密的下属和伙伴也会对8月的演讲大惑不解”。一位巴基斯坦历史学家在写作关于齐亚将军的文章时确信，真纳在8月11日将巴基斯坦描述成一个“世俗”国家时“内心很犹豫”。据沃尔波特考证，真纳此前就宣布过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蒙巴顿总督（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曾希望巴基斯坦追求阿克巴大帝的多元理念，真纳回应蒙巴顿在1947年8月11日所作演讲时则谈到，他想遵循麦地那在先知引领下的多元化范型。然而，今天这个麦地那“多元”国家却往相反方向转变。

当然，沃尔波特没有忽视真纳的智性追求，他发现，真纳深受约翰·莫莱（John Morley）的自由主义的启发，而莫莱是密尔（J.S. Mill）的忠实信徒。沃尔波特也发现，真纳在伦敦学习法律时爱上了戏剧，曾经隐秘地憧憬过在旧维克剧场扮演罗密欧一角。“即使是在他政治上最活跃的那些日子里，”沃尔波特引用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Fatima Jinnah）的话，“深夜，当他疲惫地回到家，他也会阅读莎士比亚，声音洪亮。”

尽管现状如此，沃尔波特在书的结论部分依然给真纳下了正面的判断：“真纳一生以正直和公正为荣，他的智慧遗产配得上卡伊德-阿扎姆(Quaid-e-Azam，意为‘伟大的领袖’)的称号。每一个巴基斯坦人都必须铭记，真纳正直、无所畏惧，他不会容许任何恐怖主义的谋杀发生，也不会让他的这片神圣净土上的任何男人、女人或孩子遭受任何暴力。”

（综合编译自Khaled Ahem，“The Genius of Stanley Wolpert”，《新闻周刊·巴基斯坦版》；Ashis Nandy，“The Last Englishman to Rule India”，《伦敦书评》；Jawaharlal Nehru，“A Tryst with Destiny”）

作者：施美均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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