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邻曾为卫德明作一首七律，首联为“承平年少文相亲，霜鬓重逢万里身”。上半句证明两人青年时代关系非常亲密，“万里身”则寓指两人梗泛萍飘的一生——在中国度过童年，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最终落脚美国。两人之间跨越大洋、持续终生的友谊理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庋藏的一批徐氏致卫德明德文信件，有助于我们一窥他们的交往细节。

徐道邻肖像，转引自陈新民《公法学札记》。

近年来，近代中外学者之间的交往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不仅有数量相当多的域内、域外档案资料被影印出版，也出现了大批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专著和论文。但难以否认的是，由于文献体量过于庞大，而研究者人数相对有限，在该领域依然存在不少待填补的“空白”——留德学人徐道邻（1906—1973）就是其中一例。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可知，学术史、学科史范畴的著述多从徐氏民国宪法学先驱、法律史家的身份出发，讨论其《唐律通论》《中国法制史论略》等著述的学术价值；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者与撰写者们，则主要关注徐氏作为徐树铮（1880—1925）将军之子与蒋介石侍从秘书的身份。就后一种情形而言，最常被提及的事情有三件：第一，1934年，《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在日本和欧美的外交界引发较大反响——该文署名“徐道邻”，实际是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撰写，但徐氏却因此遭到鲁迅等人的讥讽和批评。第二，1937年蒋经国归国后，徐氏被指派陪其读书，助其恢复读写中文的能力。第三，1945年11月，徐氏为报父仇，辞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分别向重庆法院以及军事委员会控告张之江、冯玉祥在二十年前于廊坊车站劫杀徐树铮。此外，在国内出版的一些传记作品中，还提到了徐氏因劝蒋介石急流勇退而遭到打击报复等事，此处不一一作评。总之，由于未对一手文献进行挖掘的缘故，使得学界现有的“徐道邻画像”是东拼写凑、极度不完整的。比如，很少有人论及，徐氏作为翁文灏领导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国民政府对外声称的“南京三元巷 2号”）成员，1933年起，为国防建设和对德外交做出了很大贡献。更几乎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6月至1933年4月，在卫礼贤创办的《汉学》（Sinica）杂志上，徐氏曾以德文发表过28篇文章——以汉学专题论文为主，同时也有少量译作，以及为在欧洲出版的一些德、法文汉学新著撰写的书评。就单人篇数而言，徐氏在同时期所有发文作者里排第一名。从引用率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德国汉学界，这些文章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力。1925年卫礼贤创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 in Frankfurt am Main，下简称CIF）并创刊《汉学》杂志的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并加强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几年之间，CIF与《汉学》都获得了超乎预期的发展，而徐氏之供稿功不可没。

1925年8月，徐道邻（已在德国留学半年）从柏林前往布鲁塞尔，与在彼处考察的徐树铮会面，并与使团成员留影。左一为徐道邻，左二为徐树铮（来源：徐道邻编述、徐樱增补《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但是，在徐氏被长期忽略的“青年旅欧汉学家”身份背后，也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比如，1928年下半年，他已从法兰克福转学到柏林，山水相隔，为何还能在1929年后与CIF及《汉学》建立并保持如此紧密的联系？可以拿来与徐氏作对比的，是同时期另一位在《汉学》上发表过文章的留德学者丁文渊（1897—1957）——但后者的经历让人觉得合情合理，甚至是“理所当然”：丁氏是丁文江的幼弟，1920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赴法兰克福，半工半读。1925年，他转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覿t Greifswald），跟随约卡斯特纳教授（W.Yorkastner）攻读医学博士，1927年获得学位，大概同年年底又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医学讲师。1924年，卫礼贤结束了在北大的一年期教职，进入法兰克福大学讲授汉学，此时丁氏还没搬到梅前州去，两人可能就此相识（目前还无法断言，胡适与丁文江是否充任了介绍人的角色）。最晚1928年，丁氏受邀进入CIF担任中文讲师，1929年2月开始陆续在《汉学》上发文。大约在1932年下半年，丁氏离开法兰克福，随即从《汉学》的作者名单中消失。反观徐氏，他虽不像丁文渊一样占有“近水楼台”的便利，却保持了奇高的发文频率，这是如何实现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提问：是谁充任了他与《汉学》之间的媒介？

另一项不太被人提起的史实为：在1930至1940年代初期的中德文化交流活动中，徐道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33年北京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改组为例，有多名留德归国学人参与了此事，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如马君武（1871—1937，1916年获柏林大学工业博士）、马德润（1871—1937，1907年获柏林大学法学博士）、王荫泰（1886—1961，1912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法科）、郑寿麟（1900—1990，1924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1931年创办“德国研究会”，即中德学会前身）等。记录此事的中、德文档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时年27岁的徐氏似乎在德国驻华政要与学者圈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因此，他不仅与众多“前辈”并列为筹备委员，而且，在双方人员的联络方面，他也扮演了与袁同礼类似的“中间人”角色。他在德国方面良好的人缘，无疑对他后来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大有裨益。那么，他的“德国朋友圈”究竟是怎样的？包括了哪些人？

凭借对德国20世纪上半期汉学史的了解，我们隐约可以猜出，与徐道邻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学者之中，至少包括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作为卫礼贤之子，他曾在CIF长期担任其父的助手，而且也是中德学会改组后的首任德方常务干事（即实际负责人）。从徐氏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下简称“华大”）任教时留下来的部分文字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比如，1970年卫德明65周岁生日之际，《华裔学志》（Monumenta Sinica）出 版 了 一期纪念专刊，《前言》部分收录了徐氏为卫德明所作的一首七律。首联为“承平年少文相亲，霜鬓重逢万里身”，上半句证明两人青年时代关系非常亲密，有过知识性的合作；“万里身”则寓指两人梗泛萍飘的一生——主要包括在中国度过童年、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和最终落脚美国三个时期。从知识分子迁移史的角度来看，两人之间跨越大洋、持续终生的友谊理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它们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德国汉学知识生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间接地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汉学专业发展史上引发了涟漪。遗憾的是，两人都不曾公开出版过回忆录或日记，因此，对于他们交往的细节，以及其中涉及到的其他人物，我们一直不甚了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分馆庋藏的一批徐氏致卫德明德文信件，很好地弥补了的这一缺憾。

作者：贾长宝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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