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印度的读者将怎样理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书写呢？对现在的印度人来说，尼赫鲁作为自由斗士和首任总理的身份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尼赫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曾努力协调自身与国族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矛盾——置身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操持一个国家的琐细之间的矛盾，悠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矛盾，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其他许多后殖民时代的亚非国家的第一代领袖们所要共同面对的。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尼赫鲁，就是重新理解20世纪历史中的内在张力，而这也是沃尔波特致力于在传记《尼赫鲁：与命运的幽会》（Nehru: A Tryst with Destiny，1996）中触及的核心问题。

尼赫鲁，1950年代

为了写这本书，沃尔波特曾多次前往印度。毫无疑问，印度官方并不会为沃尔波特提供完整的书信资料，这也使得这本书不得不倚重没那么“严格”的回忆录和轶闻。不过，在呈现这些事件时，沃尔波特把尼赫鲁自己对事件的描述也编组进来。尼赫鲁写下了大量关于自己及自己所处时代的材料，传记中几乎每一页都布满了对尼赫鲁的引用。尼赫鲁自己并不会像他的仰慕者一样，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自己，他的自传是我们理解他性格的最好材料。这位深受英国文化浸染的印度领袖甚至曾在自传中调侃说，他是“最后一位统治印度的英国人”。

当涉及的问题隐晦难解时，沃尔波特就大胆地探究尚未被解释的事件。沃尔波特只用很少的篇幅写尼赫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思想者所拥有的卓越天赋，他关注的并不是尼赫鲁的这一面。通过发掘尼赫鲁回忆录中那个神秘的“英国人”，他逐步深入贾瓦哈拉尔因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受的内心折磨。他给出了关于尼赫鲁与埃德温娜·蒙巴顿（Edwina Mountbatten）的情事的细节。他反复指责尼赫鲁对待甘地和真纳的方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自相矛盾。

1916年的《勒克瑙协定》已经是一笔被遗忘的遗产了。当时，国大党的两派团结起来，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形成了政策上的联盟，要求英国“把力量从官僚体制转移到民主上来”。《协定》承认，穆斯林在英属印度的每个委员会公平地享有特别选举代表权。真纳和尼赫鲁的父亲莫狄拉尔（Motilal Nehru，1861—1931）在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的同意下起草了《协定》，提拉克曾说：“我们在勒克瑙（Lucknow）遇到了好运气（Luck）。”不过这都是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留下的遗产，戈卡尔“在1915年早逝的前夜提出了协定的大纲”，真纳在1916年则曾被誉为穆斯林的戈卡尔。

尼赫鲁与儿女在一起

因为挑战了国大党元老的自治政府和自治领立场，贾瓦哈拉尔数度入狱，在狱中他写作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钥匙重新阐释了印度和世界。可以这么说，他反对所有人。他蔑视甘地接受种姓制度，看不起真纳一味关注本族群的需求。他忽视了越来越宗教化的政治风向，拉拉·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和潘迪特·马拉弥雅（Pandit Malviya）成立了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指控尼赫鲁反对印度教是一个跟随真纳联盟的吃牛肉的人。贾瓦哈拉尔则认为所有的宗教冲突都源于经济原因，全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变革比只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

西蒙委员会（Simon Commission）1927年到印度来给未来的印度宪法试水，但遭到了抵制，因为他们没有把有关一个完整的印度的内容包括进去。1927年12月召开了一次各方会议，以期为西蒙委员会提供一个全印度都接受的解决方案。真纳带领着持各种政治立场的穆斯林来到了德里，国大党全员出席，世俗主义者与地方自治主义者并肩作战。真纳要求在委员会中拥有单独代表权，这项《勒克瑙协定》曾允诺满足的诉求在这里则被否决了。根据沃尔波特的说法，分裂的第一颗种子在这时被种下。1928年莫狄拉尔担任起草印度自治宪法的委员会主席，他制定了著名的《尼赫鲁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永久分裂的历史性裂隙，被铭记至今。

1937年印度举行了一次省级选举，有占人口百分之十的拥有特许选举权的选民参加，国大党在全部1500个席位中赢得716席，第二大党穆斯林联盟只获得了109席。贾瓦哈拉尔通过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1897—1974）与冉冉升起的英国政客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取得了联系，他得意地宣布印度只有两个派别——英国以及国大党。真纳对此的回复则是，印度还有第三个党派——穆斯林联盟。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这句话很愚蠢，因为这是对真纳的极大挑衅。果然，随后几个月在国大党内招募更多穆斯林时，尼赫鲁惨遭失败。

1938年尼赫鲁访问欧洲的时候，真纳搜集了国大党政府迫害他们的证据，即使是加入了国大党的穆斯林也很难否认这些证据。回国之后，尼赫鲁拒绝了党内穆斯林成员提出的与真纳讲和的建议，就连甘地也很为国大党与穆斯林的分歧而担忧。1942年丘吉尔派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克里普斯到印度，进行“最后的商榷”，尼赫鲁再次夸大了他的权柄，他拒绝了克里普斯为印度开出的药方，相反，蒙巴顿在1947年提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分裂手术却被他认可了。

尼赫鲁、真纳、蒙巴顿签署协议

1946年，内阁使团计划把印度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真纳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不出所料，方案被尼赫鲁破坏了，而这是尼赫鲁的最后一次失误。1947年，他接受了更为痛苦的印巴分治，以及他一直都在和国大党元老争论的自治领状态。沃尔波特发现，证据表明，早在哈里·辛格王公（Maharaja Hari Singh）签署加入印度的协议之前，印度军队就已经进驻克什米尔。查证了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的著作之后，沃尔波特发现联合国解决此事的努力也被尼赫鲁挫败了。

（综合编译自Khaled Ahem，“The Genius of Stanley Wolpert”，《新闻周刊·巴基斯坦版》；Ashis Nandy，“The Last Englishman to Rule India”，《伦敦书评》；Jawaharlal Nehru，“A Tryst with Destiny”）

作者：施美均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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