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的传记数量众多,但其中的大多数都很偏颇。很少有传记作者或历史学家试着忠实、系统地记录一个像普通人一样思考、感受和生活的尼赫鲁。例如,很少有传记严肃地讨论过尼赫鲁跟亲友之间的糟糕关系。印度学者、作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尼赫鲁:与命运的幽会》的书评中写道:“尼赫鲁的一生值得至少一本能够平衡他的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的传记,我们要祝贺斯坦利·沃尔波特至少尝试着做出了这样的努力。”
沃尔波特告诉我们,尼赫鲁容易被女人吸引,并且不想费心掩饰。蒙巴顿注意到,尼赫鲁在被他的妻子吸引之后才开始对他热络起来。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身上,最后则是肯尼迪总统,他觉得跟这位寡言少语的尼赫鲁会面简直是一场灾难,而众所周知,杰奎琳跟他很玩得来。
尼赫鲁与甘地
哈罗公学和剑桥的履历给了尼赫鲁一副势利的费边主义做派,这种做派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忠厚的父亲莫狄拉尔。最开始的时候,莫狄拉尔才是那个了不起的男人。他是克什米尔的婆罗门,祖辈为莫卧儿王朝服务。年轻的时候莫狄拉尔是一个摔跤运动员,后来成为了印度最富有的律师,他在阿拉哈巴德的豪宅标志了他的成功,这座宅邸的名字“阿南德庄园”(Anand Bhavan)背后是巨大的讽刺。英国人本来把这片土地送给了赛义德先生(Sir Syed Ahmad Khan),他在上面建了一座以他的儿子马穆德命名的房子马穆德宅邸(Mahmud Manzil),但他的儿子从未在里面居住过。永久移居海得拉巴之后,他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印度教徒。1889年,莫狄拉尔买下了这里,在他的朋友——乌尔都语诗人阿克巴·伊拉哈巴迪(Akbar Illahabadi)的建议下取名为“阿南德庄园”,伊拉哈巴迪自己的房子叫作以施拉特宅邸(Ishrat Manzil,极乐庄园),寓意跟“阿南德庄园”一样。莫狄拉尔1900年搬进这座房子时,贾瓦哈拉尔只有十岁。
尼赫鲁与蒙巴顿夫人
1923年,莫狄拉尔背叛了甘地的抵抗政治,与孟加拉领袖达斯(C. R. Das)共同在国会内创建了斯瓦拉杰党(Swaraj Party,意为“自治党”)。尼赫鲁坚持不愿跟从父亲的领导远离甘地,而莫狄拉尔则被儿子诱导着放弃了亲英派温和政治。
尼赫鲁少年时,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组织的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在印度变得流行起来,协会建立在佛陀转世的信仰之上。作为当时最睿智的女性,安妮在政治上主张印度本土自治。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发生了,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几乎在同时被接纳入会。梅农是一个来自喀拉拉邦的男孩,在英国求学时加入神智学协会。年轻男孩们被道德上并不总是无暇的“老师们”“推举”为佛陀的转世化身,一位名叫李德彼特(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的老师已经因为性侵这些儿童而臭名昭著,克里希那穆提就是丑闻中最有名的受害者,他通过逃离这场活动才得以幸存。克里希纳·梅农也离开协会幸存下来,成为了英国左翼圈子里最重要的国会激进分子。
尼赫鲁与梅农
克里希纳·梅农在贾瓦哈拉尔的人生中扮演关键角色。尼赫鲁进入费边社的圈子,跟英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取得联系,与西蒙委员会和斯塔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建立友谊,将苏联当作与印度共同对抗美国的联盟以及经济发展的模版,与埃德温娜·蒙巴顿发展罗曼史。中印交战后尼赫鲁陷入低谷,而梅农作为国防部长在这场失败战役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觑。1947年梅农与蒙巴顿一家的亲密关系对印巴分治的决策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梅农,甘地原本可以阻止分裂,任命真纳为独立印度的第一个首相。正如梅农帮助尼赫鲁追求埃德温娜,他也是介绍尼赫鲁与蒙巴顿商谈英属印度的政治方向的中间人。
在临时政府阶段,尼赫鲁在内阁与利雅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尼赫鲁显然是出于裙带关系要把他的妹妹维贾雅·拉克什米(Vijay Lakshmi)派到莫斯科当大使。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她在德里的一家旅馆继续着与赛义德·侯赛因(Syed Hussain)的情事,因此不得不把她送走,同时任命侯赛因为驻埃及大使。195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抛弃了丈夫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来到总理府邸开始了学徒期,为未来成为印度领袖作准备。她憎恨父亲与埃德温娜的暧昧关系(埃德温娜在马来半岛读着尼赫鲁的情书死去),因为她憎恨父亲对母亲卡马拉(Kamala)的忽视。
尼赫鲁与家人
1964年,尼赫鲁去世,还没来得及把社会主义和反美立场作为遗产充分地赠予他的国家和国民。在印度独立前夜,同样也是印巴分治的前夜,在名为《与命运的幽会》(“A Tryst with Destiny”,1947年8月14日)的著名演讲中,尼赫鲁给他的人民留下了这些话,而这或许也是后分治时代的南亚次大陆需要重新记取的箴言:
我们为获得自由而感到欣悦,尽管乌云仍然布满天空,我们的人民依然感到伤痛,重重困难依然环绕着我们。但是,自由必然带来责任与重担,作为自由而自律的人民,我们必须一起直面这些重负。
(综合编译自Khaled Ahem,“The Genius of Stanley Wolpert”,《新闻周刊·巴基斯坦版》;Ashis Nandy,“The Last Englishman to Rule India”,《伦敦书评》;Jawaharlal Nehru,“A Tryst with Destiny”)
作者:施美均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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