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信件是该馆“流亡卷宗”（Exilsammlungen）内“卫德明遗藏”（Nachlass Hellmut Wilhelm）的一部分，遗藏号0121，档案编号EB 97/284。“流亡卷宗”的全名为“德意志流亡档案 （1933—1945）”（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德国国图发起该项目，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对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Nazi Germany）感兴趣的学者提供资料上的便利。熟悉德国史的人都知道，大规模流亡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希特勒于1933年4月7日（即他被兴登堡元帅任命为首相的两个月后）颁布的所谓《职业公务员队伍重建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自 此，数量巨大的“非雅利安种”知识分子开始源源不断地逃向国外，同时也有许多彼时已被派遣至海外的人员被解职，无法或不愿再回到德国。卫德明就属于后一类群体：1932年他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了外交部，并于同年年底被公派至北京；他本人的“血统”没有问题，但其新婚妻子玛利亚·伊尔希（Maria Illch）却是犹太人——因此，夫妻二人在不久后都变成了流亡者。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大多数流亡者在战后都没有再返回德国，20世纪后半期全球的科学与学术发展格局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例如，笔者的导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认为，卫德明迁居美国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他将二战之前德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学科概念带到了战后的美国。戴德华（George E.Taylor，1905—2000）也曾指出，如果没有卫德明的贡献，华大的远东与俄国研究所（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战后美国大学里最早成立的区域研究系所之一）的组建不可能如此成功。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与现代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长久以来一直受学界关注的主要原因。德国国图对“流亡档案”进行征集、扩充的主要方式，是直接与流亡学者本人或其后人联络，请求其捐献手稿、书信与照片等，所以，法兰克福分馆收藏的均为已发表与未发表的一手材料；后来国图又在莱比锡建立了“流亡文献馆”（Die Sammlung Exil-Literatur），专门收藏相关的二手文献。可能是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流亡档案”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借阅政策：查档必须预约，只能馆阅，且至今仍未建立公开的网上检索系统；如果档案主人尚在人世，则阅档申请人还须获得其书面许可。

1939年左右，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德学会成员和工作人员合影。左起：方志浵、傅吾康、埃里希·沃尔特斯（Erich W olters）、亨利·魏智（Henri Vetch）、不详、杨宗翰、柯立夫（Francis Cleaves）、艾锷风（Gustav Ecke）、艾锷风的佣人、卫德明（来源：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

卫礼贤（R ichard W ilhelm，1873—1930） 1920年代肖像（来源：德国联邦档案馆 （Bundesarchiv Bild 146-2006-0022）

卫德明遗藏里，由徐氏及其德籍妻子徐碧君（Barbara B.E.J.Schuchardt，1913—2006）撰写的德文信件共有18封。我们不妨为前13封贴上“学生时代”的标签：它们均由柏林发出，寄往法兰克福，起于1928年10月，即徐氏转至柏林大学就读的第一个学期，迄于1930年4月，卫德明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下定决心放弃律师事业，继承父业，转至柏林大学学习汉学。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失去通信必要。相应地，后5封的标签应该为“战后”：它们均是从上海寄往北京，起于1946年3月，迄于1947年12月底。两者之间存在一段长达十几年的空白期。说到这里，这批信件的不完整性与不连贯性似乎成了一个显眼的问题：1932年，徐氏和卫德明先后从柏林回到中国，此后便分居两地，前者先是在南京待了几年，1938年夏天被外派至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意大利大使馆代办，1941年回国后住在重庆歌乐山，办公室则设在沙坪坝，直至抗战胜利；后者1933年至1937年在北大德语系任讲师（1935年前还兼任中德学会负责人），沦陷时期留在北京从事汉学研究，北大复校后又被聘为德语系教授，1948年又应邀出任华大教授；虽然徐氏曾在数地辗转，通信地址数次变易，但卫德明的住址却相对固定——1939年前他与玛莉亚住在东城的遂安伯胡同，之后则与母亲和二哥曼弗雷德（Manfred Wilhelm，1902—1985）等一大家子同住在鼓楼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里——收信并非难事。考虑到两家人之间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徐、卫夫妇和曼弗雷德都是“柏林朋友圈”的核心成员，笔者将在另文对信件内容进行释读），徐氏与卫德明天各一方，却故意不通音信，完全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徐氏在战后所写的信件揭示，只有在抗战的最后四年里，由于沙坪坝通信条件恶劣，加上他囿于公务，才一度与卫德明失去联系。但是，除去1941—1945年，其他年份的通信却也并未出现在“流亡档案”里。它们到哪里去了？

可以肯定地说，法兰克福“流亡档案”并未获得卫德明的全部遗藏。卫德明作为北美汉学界的祖师级人物，桃李满天下，但从他在西雅图逝世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却仍未有一部书信集或专传问世，原因之一就是其档案的去向比较分散，搜集整理的工作量和难度较大。卫德明在华大担任了23年的汉学教授，1971年因眼疾退休后又在西雅图从事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和著述，所以笔者一开始猜想，他的大部分遗藏应该都留在了彼处。西雅图是二战前后德裔知识分子的重要流亡目的地之一，华大图书馆 的 特 藏 部 （Special Collections）占有的相关文献数量巨大。谁料，在华大校图编制的近七百页《个人档案及手稿收藏目录》（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Manuscripts Collection and to the Personal Papers in the University Archives）里，笔者却未能查到卫德明的名字。详询了特藏部的工作人员之后，得到的回复为：在所有的目录和数据库里，都没有以“卫德明”为名的文件夹；在华大亨利·杰克森国际研究学院（Henry M.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俄国与远东研究所是它的前身）的档案里，可能会有卫德明的材料，但未经过系统的整理（minimally processed），调阅起来会很麻烦。馆员所说的这批1923—2004年的学院档案共有68大箱，内容极为庞杂，包括该系师生的名册、讲义、通信、手稿、项目申请书、年度工作报告、新闻报道等等。根据其发来的一份非常粗略的目录，笔者判定，编号为83-036和88-089的两批卷宗（共计31箱）中一定有卫德明的书信和其他重要材料。有两则间接的证据：（1）1950年代，有“植物猎人”之称的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922年起在中国西南、印度东北部、泰国和缅甸等地度过了长达30余年的探险考察岁月）受托为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系购买文献，经常需要就版本、书价、运输等细节问题与专业人士对接、商讨，因此与该系的多名学者都保持着直接通信。这批保存在华大的洛克来信于2007年被整理出版，其中6封的收信人是卫德明，通信时间为1951年3月至10月。（2）1990年卫德明去世后，悼念文章层出不穷，仅仅在1992年的《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1954年由傅吾康创刊于汉堡大学）第35卷上，就集中刊登了6篇由他在华大的同事和学生们撰写的追思之作。巧合的是，“辈分”最高的三名作者——戴德华、屈莱果（Donald W.Treadgold，1922—1994）和 牟 复 礼（F.W.Mote，1922—2005）——与卫德 明的初次会面都发生在民国北京城内。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提炼出两则与本文有关的信息：第一，居留北京的16年时光在卫德明一生的事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第二，卫德明为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所的创办和早期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有关档案清晰地记录了他的贡献。这两则例子说明，华大的卫德明档案没有被单独整理过，而是与同系其他学者的材料堆在一起。此外，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Gest）东亚图书馆内的“卫德 明 藏 书”（The Wilhelm Colletion）也值得我们的注意。顾德曼（Howard L.Goodman）在1987年专门撰文讲述了这批书籍的来龙去脉。据其称，1948年卫德明离开北京，打算经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时，得知国民政府下有禁令，包括书籍、文件在内的许多物品都不得以托运的方式离开中国，但邮寄方式所受的限制要少得多。因此，他选择在上船前为大概1500箱书籍办理邮寄手续，好在它们随后都顺利抵达了西雅图。这些书构成了华大东亚图书馆的基础。1982年，卫德明又将2258种图书和报刊捐献给了葛思德东亚图书馆。这批文献的内容较为庞杂，以卫德明驻京时期收集的外文资料为主，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民国时期驻华的各类德国团体、协会与个人发行的刊物，如中德学会主办的 《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在 上海销量很大的 《中国服务》（China-Dienst）——该 刊 以 促进中德两国交流为目的，但也为纳粹党的政治宣传服务；汉学家、北大德文系教授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在其杨树岛出版社印刷的 文 学 刊 物 《帆 船》（Die Dschunke）；等等。综上，笔者认为，1932年至1941年间（以及1948年后）的徐道邻来信如果存在，最有可能还保存在华大的校档案馆。此外，“流亡档案”里并没有卫德明寄给徐氏的书信底稿。徐氏遵循了20世纪初期德国知识阶层的习惯，使用打字机写信，卫德明的回信应当也是打字件。有的学者在写信或复信前喜欢先在纸上打草稿，并将底稿与来信一起留存，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保存的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觕l-Holstein，1877—1937）档 案 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卫德明留有底稿，应该也保存在西雅图。若能找到，将令这批信件变得更具史料价值。

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卫德明《中国历史述要》（北京，1942）。北京沦陷以后，卫德明虽未随北大内迁，但也主动断绝了与有纳粹背景的德国人社群的联系。1941年冬天，他受邀在威廉·哈斯（W ilhelm Haas，原魏玛德国外交官，因妻子是犹太人，在纳粹上台后被解职，滞留北京）家里为一群“同样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的人”讲中国历史，本书即为讲义，有杨宗翰的题词，右图是卫德明赠书给别人时写的寄语。出版者为亨利·魏智。

这批信件入藏“流亡档案”的时间不详。最早将其公布于世的是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教授。在1986至2007年间，魏氏长期担任德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编目部负责人，同时也先后在汉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地兼任教职。他一直对离散至世界各地的德裔学者（特别是汉学家和日本学家）群体非常感兴趣，在对德国国图保存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至少一百多部书信集、日记、回忆录、访谈记录、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传记性材料，其中比较知名的人物有郭实腊（Karl Gützlaff，1803—1851）、卫礼贤、洪涛生、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艾 伯 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雷 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 伊 利 亚 斯 贝 格（Alexander Eliasberg，1878—1924）、尼古拉·鲍培（Nikolaus Poppe，1897—1991）等 等——遗憾的是，卫德明并不在内。

2015年笔者动笔写作博士论文之初，至法兰克福查阅卫德明档案，无意间见到了这批书信；谁知只翻阅了前几封就到了闭馆时间，次日一早又匆匆登机返程，此后一直心念念之。去年在柏林国图发现，魏氏已经将这些书信刊登在了2005年的《东亚博物学与民俗学协会通讯》上[Hartmut Walravens，“HsüDau-lin(1906—1973)im Briefwechsel mit Hellmut Wilhelm”，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觟lkerkunde Ostasiens E.V.,Jg.2005,Heft 177—178,S.151—174]。该文在照录原信的同时，还加了一些简短的脚注，大多是对人名的解释。在笔者看来，魏氏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就信中涉及的一些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询问了马 维 立 先 生（Wilhelm Matzat，1930—2016），并得到了后者的回复。众所周知，马维立可能是对出生在青岛的德侨群体最为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与卫礼贤的后人相熟，而且阅读过曼弗雷德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因此最有发言权。不得不说的是，由于马维立先生提供的信息并非完全准确，导致魏氏的注释中也出现了几处错误，笔者一一进行了纠正和说明。限于篇幅，关于这批信件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单独撰文予以介绍。

作者：贾长宝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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