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真集》是献给朱维铮先生周年祭的纪念文字，由朱先生的老师、同学、好友、同仁和学生共同撰写的文章结集而成，并收录了一年来媒体的部分报道。

2010年7月20日上午，上海市新华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朱维铮先生肺部有肿瘤。下午，朱先生如约来到办公室，与他的一位博士生商讨博士论文的选题。当日，朱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他决定尽快手术，暑假之后便可正常上课。据师母说，朱先生当晚开始为《重读近代史》写序，整整写了30个小时，整整抽了30个小时的烟，至22日上午7时完成，9时住进上海市肺科医院，从此再未吸过一口烟。

8月，《重读近代史》如期出现在上海书展，高居销售榜首，并入选“2010年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然而，朱先生的手术并未如预期那样的顺利，并因糖尿病和心脏病导致并发症，术后恢复比同类病人多一倍时间，直至9月10日才出院。

回家一周后，朱先生按惯例周二到学校上班，甚至参加系教授会议。2010年10月之后，朱先生来校的次数有限，但只要身体允许，周二下午，朱先生一定会出现在办公室里，每次约谈一位博士生。朱先生有句名言在学生中流传甚广：“我不是名师，可当得上严师。名师未必出高徒，严师或许还能出几个高徒。”朱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几近苛刻，甚至被认为是不通人情，至今让早年的学生、有些现在已是名教授的学者们想起来还是会感到害怕。但朱先生以为他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只是将你们放在与我同一个学术水准来考评。我是按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你们的。”在朱先生看来，学问面前，没有学生与老师之分，思想一旦印成铅字，是没有年龄之差的。因而他在指导自己学生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常常沦于‘伴读’的窘境，时时为充当称职的第一读者，而被迫涉足自己不熟悉或没兴味的专史领域”。

朱维铮先生是复旦大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的两位导师是陈守实先生和周予同先生，前者引导他从读原典入手，直接了解马克思的方法。后者则引导他从基本功入手，系统掌握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朱先生每次谈到这两位老师，都怀有感激之情。有时，朱先生也会讲些自己在老师面前的窘事：“我第一次去见陈守老，他坐在那里半个小时不说一句话，然后对我说去把《资本论》读一遍。”于是，朱先生赶紧花了一个月工资买来《资本论》攻读。一个星期后，陈守老跑到系里，对系领导余子道老师说要退了朱维铮这名小助教，因为他不去汇报读书的感想。朱先生说：“我听了吓死了，我正认真地读书做笔记，又不知道要去他那里。”果然，朱先生学问有师承，严厉也是有出处的。他终身受益于这样的严格训练，于是不容置疑地将这套学术训练的方法传给他的学生。早年的学生大都记得朱先生说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话，我们以为先生说这句话时，就意味着他认为你有资格做他的学生了，多少有些沾沾自喜，从未想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现在想来我当初只是听懂了先生一半的意思，根本没能体会到他的深情厚意。他不单是说给我们学生听的，也是说给他的老师听的。继1983年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96年出版增订本，2010年朱先生再注释出版了《周予同经学史论》，并促成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做成《周予同》专集，基本完成周予同先生著作的出版工作；2009年，朱先生开始组织搜集、整理陈守实先生的学术文章，计划编辑出版《陈守实先生文集》。2011年9月，陈守实著作的收集工作基本完成，“现在收集到的大概有20万字，可以出一本书了”。当时已病入膏肓的朱先生还惦记着“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不会读那个三大卷（《资本论》），我还是很感谢他。他的文集的材料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准备编他的文集，这件事只有我来做”。所谓“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境界朱维铮先生是达到了，现在的我们又有几个人能达得到呢？对自己的老师是如此，那么对学生又会如何呢？我们学生这次编纪念文集，我一度为书名烦恼时，李天纲教授想到这是为一周年祭而作的纪念集，于是起名为《旦复旦兮怀斯人》。朱先生的学生朱圣弢说：“朱先生毕生追求真理，是众所周知的真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是真心的好，这份真情实意我是刻骨铭心的。就叫《怀真集》吧。”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只有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才会认清本质。（《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265）2004年，朱维铮先生为某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撰写了《从业中国史学史四十年》一文，此文可视作他的学术回忆录，通过梳理四十年来的史学活动经历，阐述了影响他史学研究和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此文构成《朱维铮先生学术编年初稿》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希望能为读者理解朱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知识基础和社会背景，读懂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思想变迁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提供一份参考资料。朱先生与霍布斯鲍姆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守者。无论是在课堂上、公开演讲，还是在著述中，朱先生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不违言。他曾说：“我仍然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拒绝吸取别家的方法。在我看来，方法论与世界观没有必然的联系。”（《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358）

坚信唯物论的朱先生从不回避死亡，更不放弃求生。在一年零八个月的生病期间，朱先生自始至终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畏。为了保持思维和意识的清醒，他拒绝注射吗啡，全凭毅力控制晚期癌症的疼痛折磨。2010年7月28日上午，先生进入手术室，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等待麻醉时，脑海里浮现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瞬间，他感受到了离别的滋味。术后，朱先生多次谈起这首李商隐的诗和他当时的感觉，他很坦然，而我们心中却有着无尽的悲哀，更不如先生那样勇敢地去面对。朱先生出生于医学世家，少年时期就通读了家中所藏的医书。“文革”后期，他研究自然辩证法、中医经络学和中医文化，思考古老的医药学的价值、中医学与经学的关联、中医学与道学的契合、中医蕴含的辩证原理；从自然史和观念史结合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的文化本质，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研究文字，提出“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目前仍属于探讨不足的领域”。患病期间，负责朱先生中医调理与治疗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王庆其教授，王教授是国内研究《黄帝内经》的权威学者。朱先生说正好可以与他探讨《黄帝内经》，并希望以自己的疾病为研究案例去看看中医实证的效果。朱先生曾说“我至盼中国医学文化研究，能够更多地注意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人类世界向现代化，是个整体进程。”（《壶里春秋》，页357）

手术恢复期间，朱先生常说：只要给我三五年时间，让我把一些事情做完。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朱先生计划要写四篇文章，病房里放满了相关资料，题目都想好了。他说，一百年了，我要好好谈谈孙中山。但终因多次入院治疗而不得不搁置，最后以记者访谈形式，发表了《朱维铮：中国的改造只能通过内部的力量》一文。2011年4月，上海肿瘤医院作出癌症转移的结论，医生和师母决定不将这消息告诉朱先生。他依然在想还有些文章未完成，苦于体力不支，在医院又不能写作，很是焦急。于是我曾试探地劝先生，是否可采用口述方式，让研究生记录下来之后，再由他修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先生留下一些资料。起初，朱先生答应了，但试了几次，可能是因为不适应也就半途而废了。

在朱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看着先生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先生说作回忆录之类的话。因为他与我们见面就谈研究生的论文，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工作问题他都要关心。朱先生在面对哪怕是他最亲近的学生时，也不曾流露出一点病痛的样子，尽管那时他的吗啡药剂量已达每日50克，为了不影响思维，他拒绝注射吗啡，拒绝加大剂量。每次我们去病房，他必定下床，穿好衣服罩上病号服，端坐在椅子上与我们交谈，实在痛得不行时，就站起来走两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未在先生脸上看到过他屈服于病痛的任何神情，直至2012年2月28日中午，朱先生从医院打电话给我：“高晞，我今天很不好，你赶紧过来。”我与邓志峰赶到医院后，朱先生告诉我们，今天上午昏睡了三个小时，大汗淋漓，被子和褥子都湿透了，他说：“奇怪的事，你师母和护士在帮我换床单和衣服时，我什么都知道，就是醒不过来。”他下床坐在椅子上沉思，偶尔说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药物反应吗？”之后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处于静思的状态。这是第一次，朱先生在学生面前表现出对疾病的担忧，那天，坐在先生面前，我真的很害怕，静得太可怕了。

两天后，朱先生再次打电话要我早点去医院，他对我说：“我自生病以来，有很多人建议我做口述史，我都没有同意。这两天我在想，王元化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当年想作口述学术史，都没能来得及做成。所以，我想你去安排一些学生，以我们研究室的成员为主，我每天讲二个小时，你们纪录下来，将来整理出来，可指导你们的研究。”

朱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这个决定的。朱先生计划分史学史、经学史、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和科学史等几个专题进行口述。只是一如既往，他的出发点还是在为学生考虑，他设想在这些专题下面，根据每位学生的研究兴趣，谈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有什么角度可以突破，可以拓展的方向，该看的书，可研究的课题等。“以后我不在了，你们可以根据口述作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把它写出来，或许对你们的研究有所帮助。”当时我问朱先生是不是可以加入“文革史”，这是当代史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太多的人想从朱先生那里了解“文革”那段历史，历史系分党委书记金光耀教授就是专做“文革口述史”的。以往，朱先生总是回答现在不行，此次朱先生说：“可以，不过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有时间，你可以去问问。他是书记，很忙的，没时间就不一定要他过来了。”

谈完之后，朱先生说你现在就回去安排吧。往常朱先生总希望我们学生多陪他一会，拖着不让走。此次谈话干净利落，没有一句闲话，前后不到15分钟。当晚李天纲教授去朱先生那边做了第一次口述，也是朱先生最后一次口述，在谈话过程中，李天纲明显地感到朱先生有些力不从心了。第二天姜鹏带着我们拟定好的专题和人员安排去见先生，先生说，现在暂不开始，让我想两个星期再开始。第三天，先生病情突然加重，呼吸说话困难，第四天凌晨先生陷入昏迷，口述史的内容永远停留在先生的脑海里了。与他的生前挚友王元化先生和章培恒先生一样，朱先生带着未完成的计划走了。

2012年4月2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了“朱维铮先生追思会”，朱先生的学生悉数到场，共同追思先生的教诲，回忆先生热爱生活、关爱学生、锋芒锐利、肆意纵横的真情人生。这些精彩发言与真情回忆构成了《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的基础文本。

朱维铮先生作文不喜欢用“真相”一词，而择“实相”，他说：“我的文章不用‘真相’，因为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实相’是真相的一部分，它与真相不同。真相是绝对的，实相只是对应于皮相而言。一旦发现错了，便知道改正。”《怀真集》近70篇文章，是每位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和切身感受写下的他们认识和记忆中的朱维铮先生，其中难免会有矛盾和冲突处，这使我想起朱先生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做历史，我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我们不吝望这本纪念集能全面准确地记录朱先生的学问人生，只想表现他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坚定信仰和丰富情感的真学者。唯愿它能为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实相”。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于2013年3月25日“文汇学人”，本文为纪念朱维铮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怀真集》的后记节选）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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