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虽然没有专门提出理论，但是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其中氏族制度、列鼎制度、礼制重组、民族差别和周文化圈扩张，突破了过去的研究视野，改变了我们对于周代社会的认识。

本书纠正了一个流传几千年，历史文献灌输给我们的观念

由前述可知，作者挑战了许多传统看法，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读者未必都会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是读了本书之后自会获益匪浅。笔者以为，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出了诸多新观点，而且在于提供了一些新视角和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值得读者关注。

古DNA研究。本书经常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每个墓地的墓主人的血缘关系。前文一再提到一个假说，即一个墓地的男性墓主同属于一个氏族。这个假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有线索的，《周礼·春官》记载了专门掌管墓地的“冢人”。虢国墓地的材料似乎也支持这种假说。从上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这里一共发掘了252座墓葬。这些墓葬分为几组，每组以成对的大墓为中心分布了大小不一的墓葬，这些墓葬组由北向南排列。每组似乎代表一代人，而中心的大墓似乎代表族长和夫人。这一布局似乎在天马—曲村墓地得到了印证。但是这一假说一直没有得到证实。现在古DNA研究技术已经成熟，通过分析男性人骨的Y染色体，我们就可以梳理男性墓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此同时，关于女性，也存在另一个假说。本书提到，女性一般来自于外氏族。通过分析线粒体，建立数据库，我们可以发现其女性的来源。令人高兴的是，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已经开始行动，分析了新疆哈密地区泉儿沟等若干墓地的墓主人的基因，发现一部分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血缘关系。

外语。本书研究的是汉学问题，但是引用了大量的日文、英文、德文和法文学术文献。作者自己很谦逊，称：“有些中文读者或许也会发现，熟悉一下西方以及日本学者的著作不无益处。”不过客观地说，学术发展到了今天，阅读外国考古文献已经是一项基本功了。不读外国文献，就不知道外国汉学家做了什么工作，怎么思考，就不能掌握学术前沿。而在这方面，外国汉学家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大多通晓多门语言，掌握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因此在学术研究上要优于我国学者。如前面提到的“礼制重构”，即是罗泰教授发现的。如果说我国老一辈学者还有资格嘲笑西方汉学家，因为当时有些汉学家欠缺汉语功底，那么现在我们恐怕没有什么优势了，要说有，就只有考古发掘权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功底深厚，在古文献（如《周礼》《春秋》《左传》）、古文字和考古方面接受了全面的训练，研究水平飞速提升。现在打开西方考古学著作，可以发现我国学者能够贡献的主要是发掘资料，而不是研究成果；即使是提供发掘资料，也不尽如人意，总是缺东少西。现在我们要培养中国考古学人才，还要仰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存在问题：一则过于专业化（古文字、考古和历史成为三个学科，相互分离）；二则忽略外语，无法跟踪国际学界的前沿动态；三则缺乏人类学和考古学理论训练。我国考古学科要创世界一流，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恐怕需要改变了。

历史文献。我国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带有浓厚的历史主义和金石学倾向。从过去的夏都（二里头）热到最近的尧都（陶寺）热就是其表现。一个学者要研究周代，就有诸子百家、金石文字和简牍文书可供利用。罗泰教授告诉我们，这些文字材料存在着各种问题，需要慎重对待，不能拿来就用。诸子百家为了说服统治者，在描述社会现实时往往夸大其词；金文和简牍文书为宗教文字，带有各种偏见。这些材料和考古材料一样，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利用。可惜我国学者往往不仅拿来就用，而且迷信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跟着它们走，而忘了考古学的独立性。作者主张，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需要“分进”，也就是分别研究，然后“合击”，也就是整合两种资料开始研究。作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本书还纠正了一个流传几千年，历史文献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孔子眼中的“人民在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里各安其位”的理想社会，并非形成于西周初期，而是西周晚期。

类型学。蒙特留斯（Gustav O.Montelius，1843—1921）的“类型学”从1930年引入中国以后，至今仍为考古学家广为使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从五十到八十年代，“类型学”逐渐受到推崇，成了“中国考古学派”的一个标签。作者指出，虽然“类型学”行之有效，但是它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一个工匠的习惯而已。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8年）已开始纠正这种“类型学”崇拜，但是历史惯性仍然不小。而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描述器物的形态特征时往往比较主观，不同报告的类型无法对照比较。实际上作者随手就抓到了一个纰漏。在对照晋国北赵与天马—曲村墓地的陶鬲分期序列时，他发现北赵的陶鬲属于天马—曲村的两个类型，但是发掘者把北赵的两类陶鬲放在了一个分期序列中。不过，作者仍然利用了一些发掘报告的分期成果，但是用的是在经过碳十四年代和地层学验证了以后。

人类学。人类学在美国是个优势学科，分支繁多，有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城市人类学，为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研究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同时又从上述学科得到滋养，彼此相长，持续发展。但是在我国，人类学极其薄弱，不仅人类学系少，而且教师少，培养的学生也少，因而对于我国考古和历史学界的贡献微乎其微。本书作者深受西方人类学熏陶，本书所用的“氏族”、“姓族”概念就是例子。氏族（lineage）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常用的宗族，姓族（clan）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常用的氏族。氏族和姓族是西方人类学的老问题，研究成果较多，本书引用的Roger M.Keesing就是一位。但是作者没用宗族和氏族这两个我国学术界熟悉的术语，而选用了氏族和姓族，就是为了更好地陈述人类学的理念。氏族是能够追溯真实祖先的血缘集团，而姓族是能够追溯到一个虚构的祖先的“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氏族。由于姓族可以吸纳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所以它成了统治集团笼络同盟的一种手段。在本书中，二者成了打开周代社会的钥匙。这样姬姓（周）、姜姓（齐）和子姓（商）都是姓族，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氏族。这样姬姓和子姓的差别是姓族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过去认为的商周民族之间的差别。姓族之间互相通婚，从而实现了文化融合，形成内部文化统一的“周文化圈”，从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统计学。本书经常使用统计学来观察社会分化和男女差别，表明统计学是个强大的工具。可惜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统计学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失去了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机会。也因为少了统计学这根弦，考古工作者在整理发掘报告时就不太注意资料的统计价值。因此迄今公布的大部分考古学材料，既不全面，也不具有统计需要的代表性。作者说，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在中国才有，但是在中国这种问题格外严重。实际上，陈铁梅编写的《定量考古学》已于2005年出版，教材有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我国大学的考古学科普及这门课程，把统计学的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学生。

人口。我国现在已经发现了不少东周时期的城址和村落，但是里面的居民一直无人关注。实际上，现已发现了不少大型墓地，可以用来研究人口问题。作者利用上马墓地的发掘资料做了精彩的分析。在这座墓地，只有19座儿童墓，占总数的1.8%，远远低于前现代社会50%以上的婴儿死亡率。这种情况表明，上马聚落的绝大多数夭折儿童没有埋入墓地。同时，女性比例（与男性100∶112）偏低，低于正常的100∶96，因此少数女性没有进入墓地。这些没有进入墓地的人口埋到哪里去了呢？这也是人们不太关注的问题。作者推测他们埋在了聚落里，而这种墓葬容易为人忽略。发掘者将上马墓地分了九段，将墓葬分到各段以后，可以看到第二到第五猛增，之后持续减少。经过统计，这块区域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口数在250到350之间，如果算上儿童、底层女性和外来人口，还要翻上一倍；这样估算下来，上马村落的人口数量当在500—700之间。人口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人口问题。

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

前面发表了一些个人感想。评论一本书，既要看到它的新见解，也要看到它的新启发。有关周代社会的论著不在少数，但是本书独辟蹊径，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周代社会，分析了一系列新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看法，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虽然没有专门提出理论，但是人类学理论像地下水一样流淌于全书，滋润着全书的各个章节；其中氏族制度、列鼎制度、礼制重组、民族差别和周文化圈扩张，突破了过去的研究视野，改变了我们对于周代社会的认识。除此之外，本书提到的古DNA研究、驾轻就熟的中文、日文和西文文献、统计学和人口学方法，为我国读者打开了窗户，拓宽了研究视野。因此，我国读者可以从此书受益的地方很多。其价值，或许可以借用《资治通鉴》魏明帝景初三年的一句话“建德垂风，维城之基”来形容。

>>>相关链接：

建德垂风 维城之基 ——读罗泰教授《宗子维城》（上篇）(发于2019年6月14日《文汇学人》）

作者：张良仁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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