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上海徐文定公祠仪门

徐光启是古典时期上海最重要的名人士大夫，对其故居/祠堂地的考订，无疑是今天上海学者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重要工作。经本文考察，徐光启故居暨文定公祠堂的准确所在地，当为旧太卿坊大街/乔家栅路口西北角、即今光启南路乔家栅弄口，新发现的石柱亦在此弄口，与晚清时上海地图所标基本一致。

楔子：徐氏存哪些遗产？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Paul），死后谥号文定，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吾国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上海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乡贤之一，同时也是近世中西交流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在上海留下不少与之相关的场所，这其中无疑以徐家汇最为出名，徐汇区南丹路上的光启公园，即是徐光启的墓园。而徐氏出生地及其祖宅所在地，则在上海县城南、今传为“九间楼”的附近；而在南城外、陆家浜北岸，徐氏还有一座别业“双园别墅”，是他晚年颐享天年的地方，大约在今陆家浜路北桑园街一带。这两处住宅，都曾短暂安顿过明末来华传教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等人。徐光启与其子徐骥，还曾经营过一片著名的庭院“桃园”作为别业之选，笔者已有另文考证其在苏州河北岸近黄浦江处，此不赘述。研究界曾囿于文献整理出版的限制，对徐光启与上海关系的研究仍留有不少尚待深入的地方；今有上海方志办、通志馆所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大宗地方文献出版，使得重新探讨这一地方研究话题又有了可能。徐光启在上海留下的居舍、陵墓总共五处，并有相关的早期来沪天主教活动场所两处，它们分别是：

1、徐光启故居、祠堂。位于今传“九间楼”附近，含徐氏宗祠及徐光启为郭居静所建教堂；黄浦区

2、徐光启陵园及土山湾；徐汇区

3、徐光启双园别墅；黄浦区

4、徐光启、徐骥桃园别墅；虹口区

5、徐光启所建“阁老坊”；黄浦区

附5、潘国光与徐氏后裔所建敬一堂；黄浦区

附6、潘国光墓，即其亲自营建的西士墓；黄浦区

其中，徐氏陵园今天保护与研究已非常到位，敬一堂尚存；而双园别墅、桃园别墅、阁老坊与潘国光所建圣墓几无剩迹，然皆可确认。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徐氏故居与祠堂。近代以来已有定论，徐光启旧居（祖宅）即为今乔家路228号到244的  “九间楼”，这个结论仍值得商榷，尚需厘清辨伪。本文拟据传世方志及地图等材料，以考定徐氏故宅及相关场所，表彰沪滨名贤之德。

“太卿坊”与徐氏祖宅

▲晚清民国徐文定公祠

上博藏《徐氏宗谱》、上海县地方旧志书一致记载，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城内的“太卿坊”，此地即为徐家的祖宅；梁家勉、李天纲等所编《徐光启年谱》亦从此说，以为定论。据文献所载，彼处居所，徐光启祖辈即已居住，尽管徐父出生在法华镇，但一家最重要的居所即为此太卿坊徐宅。不论是徐光启高中、担京官，以及丁忧回家居住，徐宅主要位置一直没有改变过。徐光启过世后的晚明崇祯年间，此宅成为纪念徐光启的祠堂——“徐文定公祠”；到了晚清时，老祠堂改为徐氏宗祠，又在老堂之西新修了新的文定公祠。由明入清后的徐氏一族，保持人丁兴旺，族人多聚居于此一区域附近，直至近代依然活跃。徐氏明代宅院除去自然老化损毁外，亦遭遇近代多次战火破坏，其中1937年淞沪抗战时期遭炮火殃及破坏尤甚。但历史上的那座徐氏故宅，其具体位置与保留下来的建筑情况，未必如今天传世材料所说明的那样。

晚清民国以来，流传着一个说法，指上海县城城南乔家路南侧一排沿街房屋为徐氏故宅遗址，与居住在城外桑园街、徐家汇的徐氏后人一起，构成了今天徐氏宗族在上海的最重要分布。上世纪50年代，文物管理部门确认，今乔家路228号到244的“九间楼”，为徐氏祖宅遗址；宅中徐氏后人捐出多件文物，受到嘉奖。1983年这里正式立牌为徐氏故居。（可参《徐光启后裔徐承熙：父亲把家谱和光启墓捐给了国家》一文）由此，徐光启曾安顿传教士郭居静、并为其建造沪上第一座教堂的地方，也就理所当然地定位在这里。同时，在此处以北的光启南路（旧称阜民路）里弄中，曾有徐氏祠堂，上世纪60年代曾为文保单位，最晚于“文革”时期被毁，今存有近代照片，匾上有“明相国徐文定公祠”。

这些看似定谳的结论，却经不起传世文献的验证。这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九间楼”传说的可靠性。所有早期关于徐光启的传世文献及清代上海地方志中，都找不到关于“九间楼”的记载，甚至这一表述完全不符合传统建筑语言的习惯；古建筑中常用的“九间”一词，显然是指面阔九间，历代古建面阔九间多用于衙署或寺观，用于民居似非多见。同时，这片建筑的位置与周围形胜，似乎与历代所述也不甚符合，今存“九间楼”建筑群与徐光启祖宅间的关系大有其疑问之处，兹列几则比较显著的问题，亦为今天重新定位徐氏祖宅的关键，分列于下：

1、明清以来  “太卿坊”及“太卿坊街”具体指的哪个位置；

2、徐光启祖宅的空间与限制，尤其其西侧空间；

3、晚明时代所立徐氏祠堂徐文定公祠与祖宅的关系。

现分别加以讨论。

1、“太卿坊”与“太卿坊街”

通过上海历代县志的记载，“太卿坊”这一地方与徐光启的关系为世人所熟知。明嘉靖时所修《上海县志》（1524）中已经提及“曰符台,曰太卿,为沈瑜立”；上海县城内的“符台坊”与“太卿坊”，均为沈瑜所立。上海名贤沈瑜的传记，在上海最早的弘治《上海县志》（1504）中就出现了，从历代县志文字中我们得知，他是景泰年间举人，宪宗年间预修英宗实录时授中书舍人，后升尚宝丞卿、太常寺少卿，所以县志中所言沈瑜所立坊名，其实就是其官名，“符台”即为尚宝司别称，后代县志中皆谓沈瑜立“尚宝”、“太卿”二坊。

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沈瑜在设立这两个坊的时候，上海县城的城墙还没有建，那么当时里坊设置的边界，无疑需要依靠天然的水道与现有的建筑与道路来划分。而到了万历《上海县志》时（1588），其 中之一的尚宝坊已废，太卿坊尚存；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彼时城墙已设，城内道路及建筑物需要按照新的城墙形态来布局；以沈瑜建二坊、而太卿坊已在城南来推测，“尚宝坊”应该也在城南，且与城墙位置相重叠，修城后此坊遂废。太卿坊似乎坚持到乾隆志（1783）中还成建制，直到嘉庆志（1814）中，才明确提到此坊已废。关于“太卿坊”与徐光启宅关系的记载，也始于嘉庆志；之前康乾多志中，都未有明确描述。

嘉庆《上海县志》中有两条重要的信息：徐光启宅在太卿坊；徐光启祠亦在太卿坊。同时，徐光启宅有建筑“后乐堂”、“尊训楼”；嘉庆志言存，同治志言毁。徐光启祠则有崇祯年间赐额的“王佐儒宗”。细究嘉庆志及后代所修志书语句，有一点颇值得注意；既然嘉庆志首言太卿坊已废，那么为什么又是嘉庆志首先著录徐氏宅、祠，又著录徐氏宅、祠是在“太卿坊”？

考嘉庆县志及最为相近的同治志中提到“太卿坊”时的表述，除了上述与徐光启相关之外，都集中在地名的指示，如下：

1、乔家栅。在小蓬莱东南,东通太卿坊。（嘉庆志）

2、乔家栅，太卿坊西,至永安桥。（同治志）

3、麦家衖，太卿坊西。（同治志）

4、徐光启宅,在太卿坊。（嘉庆志）

5、徐文定公祠,在太卿坊。（同治志）

▲1884上海县城乡租界全图之老城厢

▲1913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之老城厢（局部）

▲1918年《北华捷报》出版的《上海地图》（局部）

通检历代《上海县志》志文提及太卿坊处，其实非常有限，最主要的就集中在“太卿坊”与“太卿坊西”这两种表述。这些志书中提到的位置，在老地图中的位置如图所示（见上图）：

根据老地图所示，“太卿坊”周边形胜可以一目了然；其中“乔家栅”和“麦家衖”两条小弄堂，都通地图中的“太卿坊大街”，与大街同属一个街区内，那么，“徐光启祠”应该就在这一区域内。

但是，在嘉庆、同治修志年间，著名的“太卿坊”里坊实际已经被废，而这两志中频繁提到的“太卿坊”，当与沈瑜所建的那个里坊，已无直接关系，虽然其地址可能重合。此处县志中出现的指代方位的“太卿坊”一词，甚可能就是今天旧地图中的  “太卿坊大街”。这样也就能解释上引“乔家栅”、“麦家衖”、“徐文定公祠”等位置描述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乔”、  “麦”两条弄堂在街西；文定公祠堂也当为沿街而设，这都与清代地图标识相仿。因为徐氏族中是有在旧宅中立祠堂的习惯，徐氏桃园别墅中就设了文定公的别祠，那“徐光启宅”不出意外也应该就在祠堂附近的太卿坊街边。

知道徐祖宅与祠堂都临太卿坊街，那接下来同光时代的“太卿坊街”究竟多长、是否与今天的光启南路一致，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条今名“光启南路”的街道，于清代怎么分段命名，仅通过方志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幸好晚近地图给我们留下了线索。从上海县城内最重要的河流肇嘉浜上的阜民桥、即“县桥”南向一直到大南门附近，就是今光启南路故道。但清代从县桥南下至唐家弄附近一段，曾名“县桥南街”。唐家弄在此分东西两段，而此处结界旧为流水，西通薛家弄，水上有桥，名“阘水桥”，又作“塌水桥”，此路以南一段名为“阘水桥南街”。从地图上看，此街南接太卿坊街，两街分界似不易探知，但至少地图上“麦家衖”处，已是太卿坊街段。太卿坊街南抵薛家浜，有座广济桥,俗称“陈篐桶桥”，此桥下薛家浜段又称“乔家浜”，也就是今天乔家路的前身。过了此桥往南，不出一里就是大南门，这段路名又换作了“南门大街”。

上引有些地图似取乔家路浜南顾家弄，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分界，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大疑案：“太卿坊街”究竟南段延伸到哪里，是乔家浜上的广济桥，还是顾家弄路口，今自乔家路至顾家弄段光启南路，明清时代究竟是属“太卿坊街”，还是“南门大街”，若要彻底实锤确证恐怕得等更多的材料刊布。不过有一点，城南薛家浜作为城中最重要的“五大水系”之一，是上海县城南重要的里巷分割线，在其未被填河筑路前，无疑是这里最有资格作为太卿坊街与南门大街的天然分界。

这一悬案，正好困扰到徐光启祖宅的定位。从方志记载来看徐光启祖宅与祠堂，都位于太卿坊街沿街，大概率两处相连或即为一处。今对照地图所绘，已知徐光启祠堂就在太卿坊街的麦家弄至乔家浜区段内。今天存疑的“九间楼”建筑群，则在薛家浜河南岸，也就是“太卿坊街”南侧存疑段。若“九间楼”原有建筑紧贴今光启南路者，亦有可能为“太卿坊街”沿街建筑。如此，两处疑似徐氏祖宅，若光从旧志对照地图的结论，似乎仍不足以定谳；徐光启祖宅并非“九间楼”的定论也不易就此推翻。

2、“居第之右”

另一条线索，为徐光启曾在崇祯年间接待并安顿南京而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郭静居，还在自己太卿坊“居第之右”，建了一座天主堂（清初上海知县涂贽所记）。关于那座天主堂的信息和位置，早期材料都非常简略，且多沿袭徐骥编乃父《文定公行实》《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材料（见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所引），且多语焉不详，只知道那座上海第一的天主堂，坐落在徐光启宅西，而且还知道那里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到了崇祯十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主持上海教务后，“以旧建堂卑隘，瞻礼者众，不足以容”，不得不另觅场所，终在徐氏后人的帮助下，于今天的城隍庙东、梧桐街处，新建了一座教堂“敬一堂”。这座堂址屡历经兴替，但仍保存至今，建筑内部气势恢宏。环视今存敬一堂周围，亦嵌于城厢里坊之间，并非想象中一片开阔之地，然已颇让明季之潘国光满意，可以想见之前徐宅西侧老堂的空间有多么逼仄了。

今天所知徐文定公祠在乔家栅以北、太卿坊大街西侧，亦即大概率徐氏祖宅所在地，此处再往西便是“鸳鸯厅弄”与“百子弄”等街坊，至今犹存；对照古今地图来看，宅西区域已特别狭小，鉴于此地若即为徐氏大宅，确实没有太大的空间留给新教堂。

再看乔家浜河南岸“九间楼”一带，东自太卿坊/南门大街，西至中心河（今凝和路）兴隆桥东，清代地图显示“九间楼”西并没有大型里坊，面积比今存“敬一堂”一带大了不少；初来上海的潘国光似乎没有必要大老远跑到城北、托人寻找一片尚不如此的地皮建新堂。既然，据相关记载，徐宅西侧地方空间狭小，而地图中九间楼西面空间足够宽敞，这应该是“九间楼”非徐氏祖宅的最好例证，何况，九间楼西还有另一座小有名气的本土神祠：罗老太庙。

▲《上海百业地图》中的“罗老太庙”

早在明隆庆、万历朝时，松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区）建起了第一座“罗神庙”，此后上海县陆续建了几座罗神相关的殿宇；其中这座位于城南的“罗老太庙”，志书中出现不多；大学者俞樾参与修撰的《同治上海县志》，是唯少详细介绍这座寺院的旧志。此庙位于县城中心河与薛家浜交界处“兴隆桥”东面，今“九间楼”西南，从存世地图来看，应该庙门南向面顾家弄，修建的时间不易确定，从旧志记载中猜测建造时间应该晚于府城那座，但似乎与上海县城西的罗神庙出现时间相仿，都在明末时间创建。入清后此庙历经维修，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后被毁，同治初年，徐光启的后人徐文瀛倡议在旧殿原址后空地重建罗老太庙，平屋三开间两进。今观此处，即便旧殿废却，依然能在其后继续营建“三开间两进”的新殿，此处空间之大，可见一斑。且此地直至晚清标识中无里坊交错，是为一理想的营建公共空间的场所，“罗老太庙”即为最好的例证。所以此处曾立堂，优势多有甚于梧桐街者，而非智慧如潘国光者所肯舍弃的地方。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明季西来传教士及早年受洗的中国信徒，对本土信仰尤持否定的态度，只需略翻《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语句便可知晓。然而若“九间楼”边不仅有一座典型的本土民间信仰的神祠，且徐光启、郭居静把上海第一天主堂就建在此地不远，这显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观薛家浜北徐光启祠堂一带，地理描述显然更为合适。

文定公祠附近空间，还有一条记载可以作旁证。松江府、上海县旧址皆载，太卿坊建徐文定祠在崇祯年间，并赐额“王佐儒宗”。依前文考证，此祠沿太卿坊街，民国时已不存，而“文革”前留下照片的那幢徐文定公祠，在旧祠之西，为光绪五年（1899）徐氏后人徐子嘉等新建，而旧祠改为徐氏列祖的宗祠（参民国上海县续志、松江府续志等旧志）；徐家后人在旧祠之西正好容下一幢新祠，这与以旧祠为祖宅位置、在其西新建小教堂的推测，于建筑体量上来看正相当。徐氏祖宅不取“九间楼”而应以旧祠附近为宜，是为又一证据。

3、祠堂与祖宅的关系

江南地方名人祠的选址，有明显追寻前人在世前后踪迹而定的规律。几种最典型的选址中，祠在墓边的情况最为常见，如浦东陈行乡长寿里的秦公祠，祀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此地即葬父子三人之墓

（沈秉成《重修墓祠记》）；或者是名贤生前相关的场所立祠，如龙门书院毕业生在书院内立刘山长祠祀老校长刘熙载；陈化成阵亡吴淞口，此地建陈忠愍公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本人旧宅或庄园，改、增建祠堂的情况，这在本地士大夫中颇为多见，其中最典型的是豫园主人潘恩，身后祠堂一在其身前所复寺院、侯家浜西的广福寺中，另一处即在旧宅边穿心街潘家祠堂。鉴于广福寺实际就在其私家花园豫园边，此两处祠堂皆就其旧宅而设。另一位沪上名流陆深身后的祠堂陆文裕公祠，就在陆氏浦东陆家嘴后乐园别墅旧址上。潘恩宅邸之前的主人、四川左布政使沈恩的祠堂方伯沈公祠，虽然没法建在潘家的宅子里，也建在此处不远的姚家弄，地方虽小，但也略尽后人对乡贤的敬意  （可参张秉壸《方伯沈公祠记》）。

如此看来，明季所建徐文定公祠，当与徐氏祖宅，也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据前引徐宅与初建徐祠都在“太卿坊街”西边，太卿坊街道其实并不长，可以推知两者间相去非常近，甚至可视为一体，徐氏后人将徐宅作为供奉先人神主的祠堂，所以两处同时出现在县志之中。前论已知城北公子徐骥的桃园别业中，也供奉有徐光启别祠，此与陆深庄园中设祠同例，则徐氏祖宅设祠可能性亦大增。

今存清末民国徐文定公祠照片一帧，推测为光绪年间于旧祠西侧增建，原址虽不存，地方文物部门曾定位过约在光启南路250弄内位置。

今此处光启南路街边发现两根坊柱，引起学者注意，并纷纷推测石柱原来的作用。

▲今光启南路上石坊柱

上海本地学者曾推测此二柱当为原“太卿坊”的坊柱，可备一说。但因二柱发现位置，即为徐光启祠东侧、乔家栅街边；而“太卿坊”清代亦废，或者可能此柱为“徐文定公祠”前牌坊，也未可知。俟更多材料的发现。

附论民间流传的  “九间楼”说法的形成。从府县旧志中看，明清旧志皆无  “九间楼”之名，  “九间楼”仅于《民国上海县志》（1935）中出现过一次，录于下：

天主教之入境,始自徐文定公光启。明万历三十六年,光启丁忧回籍,过南京,请意人郭居静至上海开教始。寓南门内乔家浜侧（小字：俗称九间楼,今屋尚存），是为上海有天主教之始。

明代清初志书只提过徐宅在“太卿坊”，今之“九间楼”名不见经传，且并不靠近大街；此说甚为晚出可知。同时，徐宅在薛家浜南侧的明确说法，同样晚出，前引《同治上海县志》“罗老太庙”条载：

在兴隆桥东,一名兴隆庵,徐文定光启宅旁舍。

那座罗老太庙确实就在九间楼西侧，也间接说明同治志时代，人们已经相信，薛家浜以南的“九间楼”区域为徐氏祖宅了。

这其中原因不难想象，首先经历年代久远，且经历明清易代文物丧乱，即便家族后人亦未必能记清祖宅事体。同时，误记恰恰又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此时国运稍平，徐氏后人也有重为地方重要士绅（如徐文瀛）的时候，需要重新建构祖上的文化传承。九间楼这则“错误的实话”会出现，实际上正反映了明季徐氏祖宅成为文定公祠后，城内子孙迁居徐家浜南的经过。据今日徐氏后人回忆，文定公后裔于明季开始分居徐家汇（时徐氏墓园）、桑园街（时徐光启双园别墅）和  “九间楼”一带。前两处早就是徐光启生前所置办的产业，而“九间楼”薛家浜南岸一带本非徐氏在世时置业，后人搬来此处的原因首先是便于守先人祠堂，同时一个大推测，应该就是原本居于祖宅或迁去城北桃园的一支徐氏后裔，于清代陆续于旧祠附近所置，这符合徐光启生前对子孙及产业的安排逻辑，俟将来详考。

结语

徐光启是古典时期上海最重要的名人士大夫，对其故居/祠堂地的考订，无疑是今天上海学者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重要工作。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徐氏“九间楼”的被发现，徐氏故居及其位置的说法便渐成定式。但老城厢中的徐氏旧址所受到的关注度，仍稍逊徐汇光启公园内的徐氏墓园。直到近日，城南光启南路边发现石柱柱础，上海老城厢城南地区的研究又被燃起些许热度，这其中，重新考察徐光启在上海的遗迹，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而近年上海地方志书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丰硕，也为此类上海地方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经本文考察，徐光启故居暨文定公祠堂的准确所在地，当为旧太卿坊大街/乔家栅路口西北角、即今光启南路乔家栅弄口，新发现的石柱亦在此弄口，与晚清时上海地图所标基本一致。

去年黄浦区文保所启动的“徐光启生平事迹调研”项目，即为专门研究保护黄浦区内徐光启遗迹所设。前论徐氏遗迹数量，于黄浦区辖内最为众多；虽地上文物可能存世不多，但地点仍能准确辨识。通过此次研究的开展，若能将上海徐氏遗迹地上、地下文物做一次全面梳理，配合对徐光启生平贡献的展示与推广，那无疑将是乡土教育中必要而生动的一课。

作者：王启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本文为黄浦区文保所委托项目“徐光启生平事迹调研”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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