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苏联专家小组来上海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并拟定《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的意见书》，指出“上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把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1953年9月，穆欣来沪指导编制了《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介绍苏联城市规划经验，提出用社会主义改造城市的方法进行彻底整顿，分散中心城区人口。

有学者指出，苏联专家有时近乎将苏联那一套生搬硬套到中国，给很多城市埋下了隐患，但上海的情况好很多（张磊《中苏友好大厦：当年中苏友好的见证》）。虽然苏联专家维拉索夫说“看见上海就愤怒”，还有人认为上海“不进步”，但除了援建中苏友好大厦外，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在上海得到全面执行。

提起曹杨工人新村，有人说带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有人则认为散发的是花园洋房般的欧美气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吉国华指出，造成这种混淆多少因为“名称”：“‘工人新村’是指居住对象，名称的确受到了苏联影响。”

那到底是“苏式”还是“欧美式”，上海老建筑专家娄承浩说：“曹杨一村的设计者汪定曾先生早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求学，我和他聊过，他明确表示是根据美国‘邻里单位’模式建设的。”汪定曾1956年发表的《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一文中也写到：“新村的总体规划不能否认是带有邻里单位思想的。”当然，从“不能否认”的措辞上我们也能看出，在一切学苏联的背景下，是不好宣称“邻里单位”这一“资本主义国家住宅布局理念”的。

“邻里单位”是美国社会学家科拉伦斯·佩里（C.A.Perry）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提出来的概念，目的是为了在大城市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舒适安全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环境（李强《从邻里单位到新城市主义社区——美国社区规划模式变迁探究》）。“当时还没有‘社区’这一概念，就叫‘组团’居住。”娄承浩解释说：“这就不仅包括住房、环境，还要有相应的公共设施。”

曹杨新村1951年开始兴建，1953年大部工程完成，总面积为94.63公顷。新村共设计了四种住宅类型，以两层楼为主，三层仅占8%，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左右。从边缘步行至中心约七八分钟。中心设立合作社、邮局、银行和文化馆等各项公共建筑。在新村边缘分设小菜场及合作社分销店，小学及幼儿园平均分布于新村的独立地段内，从家中至学校步行不超过十分钟（汪定曾《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

“工人新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依河而建，道路和绿化都考虑因地制宜，增加了与自然的互动。”娄承浩介绍，新村内没有大交通，避免噪声，“居住环境在当时算是非常安静和舒适的了。”1950年代，1002户工人家庭入住时，轰动全上海城，当时老百姓们都感慨，“那可都是劳模才能享受的啊！”

不过，对新村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苏联专家就指出了不少问题，如穆欣认为新村中心建筑杂乱、不成规模，应统一组织建造；安德烈耶夫则提出全村建筑缺乏色彩上的考虑。这些在汪定曾看来都是正确的批评。因为层数低、密度低，有位英国建筑师访问中国回去后，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曹杨新村为“花园城市”类型。虽然汪定曾坦言并非有意为之，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受到了批判。

汪定曾早年承认曹杨新村土地利用效率过低，不经济、不符合国情。但在晚年，他又解释当年做出那样的评论是“形势所迫”。他还在《寄语今天的建筑师》中这样说：

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因为那时欧美的学院派和设计界中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尝试己开始蓬勃发展，而这些新思潮中对于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向导、非对称自由布局等的关注非常地吸引着我。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1951年的曹杨新村，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既有上海新式里弄生活的情趣，也有点欧美的“花园社区”的影子，算是我和当时的同仁们一次建筑创作的有益探索。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多运用周边式布局，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大街坊”给中国带来不少缺陷，如产生较多的东西朝向住宅，日照、通风、临街噪音干扰等都是问题。后来建造的曹杨二至六村，由于加入了苏联理念，密度增加了，建筑标准也有所降低。1950年代中期，苏联从“大街坊”向“小区”理念过渡，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来增祥还提到个“小花絮”：“莫斯科新切廖摩西卡9号街坊进行国际招投标，影响很大，同济这边由冯纪忠带队参与方案设计竞赛，还到莫斯科去请专家评审。后来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中方人员也都撤退了。”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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