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海上花》剧照

▲电影《海上花》剧照

电影《海上花》脱胎于章回体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与电影《海上花》的命运不同，《海上花列传》自问世百余年间，经历了被目为青楼文学到被奉为清末文学经典的变化，而对这部小说价值的发现则离不开胡适对小说的考证以及张爱玲对小说的翻译。

◆在2019年6月15日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侯孝贤导演、朱天文编剧的电影《海上花》以“4K修复”的方式重返大银幕。这部电影于1998年上映，曾提名第5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造型设计等奖项，并获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评审团大奖。其精致华美的服化道设计、细腻隽永的镜头语言以及娓娓道来、不着痕迹的叙事方式，至今为众多影迷称道。此次电影节上，这部经典之作以目前最先进的胶片修复技术重新呈现在大众面前，据说也是一票难求。

电影《海上花》脱胎于《海上花列传》，这是晚清士人韩邦庆（字子云）所写的一部章回体吴语小说。与电影《海上花》的命运不同，此书自问世百余年间，经历了被目为青楼文学到被奉为清末文学经典的变化，而对这部小说价值的发现则离不开胡适对小说的考证以及张爱玲对小说的翻译。

《海上花列传》最早出现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2月，刊于名为《海上奇书》的定期发行的绣像小说中，每期登载两回，直至是年十月《海上奇书》停刊，该小说总共刊出二十八回（姜德明根据自己在旧书肆购得之《海上奇书》所见指出，《海上奇书》应为出至第十五期停刊，《海上花列传》则刊至第三十回）。后来，这部小说的全部六十四回，在1894年以单行石印本发行。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清华书局重排出版，名为《海上花》，1926年上海亚东书局又请胡适作序，出版了经过标点的版本。尽管今人讲到晚清的古典小说时，都会提及《海上花列传》，但实际上这部小说在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幸有后来胡适为《海上花列传》作序，肯定了这部小说的价值，才使这部尘封已久的小说得以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也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中找到了位置。可是在此之后，这部小说又再次沉寂，今天的人们注意到《海上花列传》，多源于张爱玲对于它的钟爱，而且张爱玲还花了大量心力将它译成白话文和英文。

初识《海上花列传》的人，大都以为它不过是一部描摹晚清上海青楼风光的小说，其实不然。《海上花列传》并非一部供人猎奇猎艳的消遣之作，更不是《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一类常见的嫖界“指南书”。鲁迅和胡适都称赞这部小说“平淡而近自然”，而张爱玲也认为《醒世姻缘》与《海上花》是两部最好的写实作品，只是前者写得浓，后者写得淡（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四，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与张爱玲对《海上花》格外赞许有嘉，胡适将它称作是吴语文学的开山之作，为中国新文学打开了新局面，而张爱玲则从幼时在父亲处读到《海上花》就十分喜欢，直到流寓美国后即许愿要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介绍

给英语读者，并且真的用18年时间将后者译出（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开》，《张爱玲典藏全集》）。这二人，一个通过考证为这部小说正名，一个通过译书使它不至于一再埋没，可见这部小说必有其不凡之处。对于蒙尘的《海上花》的两次再发现，并不仅仅归功于文学上的赏析能力，更得益于史学考证的技艺。

“花也怜侬”与《海上花列传》：有关作者的考证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署为“花也怜侬”，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在胡适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考证：

1920年出版的《小说考证》卷八中，蒋瑞藻引《谭瀛室笔记》云《海上花》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并说韩“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继深，此种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清华书局重排的《海上花》中，许廑父的序亦云“《海上花》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并且也提到了作者“以诗酒自娱”。尽管上述两种说法提供了些许线索，但是对于弄清作者的身份和生平都远远不够，而且两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作者的狎妓之癖与写作此书之间的关联。倘若我们仅据这些信息，以为这部小说仅是作者在为那些“长三”“书寓”作传，在记述他在十里洋场的风流往事，要给人一个光怪陆离的浮华世界，或是暗讽妓女与嫖客之间的心机与伎俩，就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胡适并不满足于这些模糊浮泛的记述，而决心寻找更加可靠详尽的材料来考察作者。

胡适称所幸这位“花也怜侬”是晚清士人，离他那个时代相去尚不算远，因此做起考证来，也不像一般对于古代典籍和人物的考证那样，仅可从书本或文物着手。胡适托人帮忙打听这个韩子云的轶事旧闻（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卷六）。他从友人处得知《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海上漱石生）与韩子云认识，并以此为线索，在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中找到了一些可靠的线索：

1）韩子云别篆太仙，博雅能文，尝主《申报》笔政，自署大一山人，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2）韩与孙玉声因光绪辛卯年（1891）秋北上应考而相识，二人还相授各自未竣之小说，当时韩的《花国春秋》（即《海上花》）已有二十四回目，而孙的《海上繁华梦》初集亦已有二十一回。3）孙还曾劝韩勿用吴语作此书，而韩则特意为效仿曹雪芹撰《石头记》之皆操京语。（《退醒庐笔记》下卷页十二）

这其中涉及作者的士人身份和小说《海上花》本身，还表明作者用吴语写作之动机，实在是难得的线索。之后，胡适又从孙玉声处得到了一张《小时报》，其中署名“松江颠公”的《懒窝随笔》有题为“海上花列传之作者”和“太仙漫稿”两条，基本揭开了韩子云生平的谜底：

韩子云名为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自署大一山人。籍隶旧松江府署之娄县。其父为咸丰年间举人，曾为刑部主事，韩邦庆自幼即随父宦游京师，资质十分聪慧。家境清寒，曾在河南入父执谢某幕。屡试不第，后遂淡于功名。为人潇洒绝俗，不拘于俗物，尤精于弈，并闻名于松江。曾与《申报》主笔诗词酬唱，并曾担任撰著，偶作论说。“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于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海上花》初为半月刊，遇朔望发行。每次刊本书一回，余为短篇小说及灯迷酒令谐体诗文等。作者另著有《太仙漫稿》一部，小说笔意略近《聊斋》。

试将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中“海上花列传”条和“松江颠公”的《懒窝随笔》中的记述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在基本事实上并无太大的出入，所以有关韩子云的历史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此外，胡适还利用这两则材料对作者的身份作了考证，进一步证明了两条外线的可靠性。胡适细心地指出，据松江颠公的记载，韩子云的夫人严氏1930年已75岁，推算她应生于咸丰辛亥年（1851），而 若如颠公所说，严氏比作者长5岁，且作者死时年仅39，那么作者应当生于咸丰丙辰年（1856），卒于光绪甲午年（1894），而《海上花》在六十四回本出全时曾有自序一篇，题“光绪甲午孟春”。作者即死在这一年，这与颠公所言“书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即赴召玉楼”相符。此处胡适用了外线与内线结合的考据方法，证实了《懒窝随笔》所记的可信性。

替作者辩诬：关于作者写作动机的考证

在获得这些可靠材料并用内外线方法进行一番考证之后，胡适认为作者身份的查证到此，算是得出一确实的结论。在此之外，胡适也纠正了关于《海上花列传》成书动机的一种揣测，维护了小说作者的人格和小说的价值。

清华排本《海上花》的许廑父序（下称许序）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称鲁著）都将该书说成是作者对赵朴斋不满和诽谤而作的，前者说韩子云因赵朴斋忘恩负义、不肯借钱与自己而作此书讥之，后者则说韩子云因赵氏不愿继续接济他而借此书编造谣言勒索之。这两种说法，一个将《海上花》视为一部谤书，另一个将它视为“敲竹杠“的书。

这种将韩邦庆的写作动机归结为泄私怨的说法，在当时影响还不小。刘半农也受许廑父序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认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理由是：第一，此书最初分期出版时，“例言”中说“所载人名事实，均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刘半农认为这是小说家惯技，如此郑重声明，欲盖弥彰；第二，赵朴斋与他母妹都不是什么坏人，在书中还算是善良的，而下场比谁都惨，分明是作者存心跟他们过不去。

对于这两种传言，胡适不以为然，并且延续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风格，证明了这两个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对作者认真的文学创作的诋毁。

▲关于《海上花列传》作者，胡适在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中找到了一些可靠的线索。

第一步，他揭示了许廑父与鲁迅的两种说法之间的三大矛盾，假设以上传闻都是随意捏造的：矛盾之一，许序中称赵朴斋尽购其书而焚之，也就是说小说成书之时，赵朴斋尚活着；鲁著中则说小说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贿，始辍笔，而赵氏死后，作者仍续作其书。矛盾之二，许序中说作者在赵朴斋困顿之际曾救济他；鲁著中则说赵氏曾常常救济作者。矛盾之三，许序中云赵朴斋“方堕落时，致鬻其妹于青楼”，即其妹确曾为娼；鲁著则说作者“放笔至写其妹为娼”，也就是她并不曾为娼，而作者诬之。胡适根据以上三个矛盾，提出这些传说都是揣测臆造的，正像汉人讲《诗经》的各家，皆号称自己有师传，但只需看看他们相互抵牾之处便知其谬误了。

第二步，求证这个假设，胡适在这里运用了丰富的证据说明道听途说的不科学。

例证之一，借外线的证据说明作者并非贪利而作此书。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讲到韩子云在光绪辛卯年（1891）秋天北上应顺天乡试时，与孙玉声相识于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并同乘招商局轮船南归，而那时《海上花列传》已完成二十四回，而到次年（壬辰年，1892）二月，《海上花列传》便开始刊行了。可以想见，韩子云在当时并非穷困潦倒之人，既不至于靠“敲竹杠”度日，也不会因借钱不成怀恨在心而作一部25万字的小说来报仇。

例证之二，通过揭示内外线之间的矛盾反驳恶意续作之说。按照鲁迅的说法，韩子云在该书印卖至第二十八回时，因得了贿赂而辍笔，赵死后韩子云才又续作之。但是，从《海上花列传》本身的刊行和出版的这一内线看来，这种说法却很成问题，因为，《海上花列传》从壬辰（1892）二月初出到壬辰十月停刊，共出二十八回，单行的全部六十四回本则在甲午（1894）年正月出版，中间相隔仅有14个月，其间要撰写付印一部25万字的书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种将出至第二十八回的停刊和单行本的出版，与所谓韩子云得贿辍笔而后又反悔的传闻联系，显然是不妥的。

例证之三，利用理证法，说明作者对于赵氏一家的态度并非极尽贬损。事实上，许廑父和鲁迅对于韩邦庆诋毁赵朴斋一说亦或多或少都曾流露出一些怀疑。许廑父说：“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鲁迅则指出：“然二宝之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胡适也颇为同意这两个观点。首先，关于韩子云写赵朴斋及其妹的褒贬态度，胡适认为《海上花》不过写赵朴斋冥顽麻木而已，而写赵二宝虽沦落为妓，到底是太忠厚，太老实了。作者对赵氏一家的描写不过是在“平淡而近自然”地写一个开堂子老板的历史，并没有寓褒贬于其中，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其次，胡适也认为就全书的结构而言，作者并未以赵氏兄妹为主线，小说通篇的格局是合传体，而作者只是用赵氏作为一个大格局，为其他人物的出场作必要的勾连，在以赵朴斋为开场和以赵二宝为收场之间，写了很多别的人物，诸如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洪善卿与周双珠，陶玉甫与李漱方等等。联想到他本人“与某校书甚昵，常日匿居于其妆阁中”，可见他对堂子中人物世相的熟知，而他对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画又有欲效仿《红楼梦》的格局之意。只需将小说中的人物拿出来略加对比，就会发现作者非但没有存心毁谤赵氏一家，甚至还处处哀怜他们，认为他们太忠厚老实，简直不配吃堂子饭。

胡适又引末尾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遗弃，吃尽苦头，被恶客打伤了，昏睡做了个梦，梦见三公子派人来接她。她梦中向她母亲说的一句话，胡适认为这19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而这部《海上花列传》到此戛然而止，也别有一番意味。单凭这19个字便知，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什么“敲竹杠”的书。

《海上花》的文学价值：兼及张爱玲对小说的一些论说

胡适采用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为作者辩诬，逻辑严密而言之有据，不但为作者的人格正了名，还使得小说的创作意图摆脱了那些诬蔑的说法。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的后两部分，则着重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胡适对于它的赞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的结构和技巧。或许由于因缘际会，郑振铎在旧书摊上偶然求得最初登载《海上花》的《海上奇书》这本绣像小说，这不仅使得胡适得以直观地了解《海上花》最初版本乃至所配插图，更可宝贵的是《海上奇书》保存有《海上花列传例言》，其中有作者对他在写这部小说时的手法的说明，作者说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而来，而穿插藏闪之法为从来所未有。胡适评论认为，《海上花》在叙述结构上确实优于《儒林外史》，后者仅仅是一串短篇故事的简单叠加，而前者虽也是短篇故事，却有综合的组织。韩子云将几个故事打通，叠加在一起，并让它们同时进行，这种作法在当时可谓是一项实验。

二是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前面曾提及这部《海上花》形形色色的人物，胡适认为小说中对于不同人物的刻画十分有特色，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人物“无雷同，无矛盾”，这可算是此书的一大成功。

三是小说以吴语写作的价值。胡适认为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列传》算起，并且称赞作者的吴语写作读起来传神而耐人寻味，同时也承认方言小说在创作和流传上的困难，因而更加肯定作者创作的勇气和成果。胡适对这部吴语小说在文学史上价值的肯定，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以白话文为表现形式的新文学的大力倡导。

《海上花列传》书影

同胡适一样，张爱玲也对《海上花列传》极为赞许。她曾将《海上花》转换为标准的汉语，分为《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两部分重印出版。此外，在1955年给胡适的信中，张爱玲就透露了将《海上花》翻译为英文的想法。根据现存的《海上花》英译稿看，张爱玲应当在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了她的翻译工作，但是现存的译稿并不完整，可能与其曾经遗失有关。后来这份译稿经过整理，以及香港翻译家孔慧怡3年的翻译修订、润稿、编排，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爱玲对于小说开篇情境的洞察颇值得注意。她发现作者在《海上花》第一回的自序中声称此书是要揭发上海的妓女的狡诈，而在接下来的楔子中，作者又借着梦见自己在铺满花朵的海上行走，显示他对于妓女的同情，当他梦醒之时从高处跌落下来，至上海租界与华界交界的陆家石桥上，与小说的开场人物赵朴斋撞了个满怀。张爱玲认为这一段前言当是传统中国小说例有的劝善惩淫的声明，这开场白的体裁亦步亦趋仿效《红楼梦》的自序加楔子，而没有《红楼梦》的韵致与新意。她还敏锐地写道，这部分唯一的功能只会让那些汉学研究者误入歧途。这倒是与前文所述那些对这部小说的诬蔑有着某些滑稽的类似之处。由于这样的缘故，张爱玲怕它无法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在英译时删去了这个部分，我却以为这固然可以避免乏味的说教印象，却也抹去了对小说名字由来的解释，不免有些遗憾。

张爱玲认为，“花也怜侬”写《海上花》最终还是写的一个“情”字，她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这句话透着张爱玲独有的灵性，她能在一部专写妓院的小说中读出“情”，同时又能了解相距自己半个世纪的时代的人心冷暖，虽然只是不多的几个字却道尽了人世的沧桑。胡兰成说她是“民国世界的邻水照花人”，而晚清上海那纷呈的世态似乎也在她眼里倒映出别样的景致，或许生于没落世家的张爱玲在韩子云笔下的故事中曾找到几分共鸣吧。正如张爱玲对小说中许多细节的析赏，《海上花列传》虽以青楼为故事的主要场域，却少有俗艳的情节与文辞，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平淡而近乎自然”的故事，而从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中，分明可以看到此间流动的“情”。固然，这“情”并非简单的爱情，也包含着“人情”“世情”，可见作者在撰写这部小说时所抱的诚意，与前面提到的所谓“谤书”一类的诬蔑实在是相去甚远。

关于《海上花》这部在他们眼中如此出色的小说为何始终不得广泛流转，胡适和张爱玲亦有着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两种解释：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认为这是小说通篇使用吴语带来的遗憾；“松江颠公”在《懒窝随笔》则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当时小说风气未开是《海上花列传》销路平平的主要原因。胡适与张爱玲的解释与他们相比则显得更加深刻，两人都将目光集中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上去了，不过二者也有不同之处。胡适既肯定苏白对于《海上花列传》的流传带来的影响，又指出小说未能流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其中文学的风格与艺术在当时而言是超前的，因而不能为时人赏识。张爱玲则以为，《海上花列传》不是诞生得过早，而是过晚。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此书应当接续着《红楼梦》而出（当然这主要是指曹雪芹所作的前八十回）。《海上花》虽没有起伏较大的情节，却有着对于人物的复杂的刻画与平淡自然的叙述，在这一点上似与《红楼梦》一脉相承。可惜，《海上花》直到清末才出现，并且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红楼梦》打断了人们对于小说的审美，人们的阅读趣味只钟情于那些传奇化的情节，因此《海上花》不能走红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对于民国年间《海上花列传》的再发现与再次被埋没，张爱玲归纳了两点原因：一是新文学在五四以后另起炉灶，使得大家忽略了这部既延续了传统又有所突破的小说，二是它又不像通俗小说那样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一部《海上花列传》自成书之日，经历了文学生命的几次生灭，其中有人的因素、时代的因素，当然也有小说本身的因素。尽管，只是一个主要靠想象与虚构完成的文学文本，但这样的过程仍不免令人唏嘘。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和张爱玲都希望《海上花》能够被广泛认可，并分别为此作了努力。胡适以对小说作者韩子云的考证和为作者写作动机的辩护，发现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而张爱玲则凭借她对文学以及对于世事的洞见，让人们从这部写实小说中读到更多的真情实感。这让人想起后现代主义常说的“作家在他们作品完成那一刻起就与这个文本没有了关系”。在成书之后，文本真的就没有自我言说的可能了吗？试想，如果没有胡适对于“花也怜侬”身份的悉心查访，并努力为作者辩解，为其洗脱所谓为诽谤勒索而作书的罪名，是否还会有人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它视为文学作品呢？如果没有张爱玲对于小说写作时代的理解和对作者在书中运笔的微妙之处的体察，或许有人会徘徊于文字的浮面，想要欣赏这部作品而不得要领吧。这不恰恰说明读者在虚构的文本面前，并不是单凭自己对文字的理解甚或臆测就能把握书的主旨的么？要想读出一本书的好，还是需要在实处下些功夫的，这样才不至于曲解作者，埋没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想要真正把握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简单的依情节谈情节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作者本人和作品所处的外部世界有所认知，而在这方面，考据的功夫并非仅能解决版本、年代一类外围的问题，甚至还能为从更深层次发现作品价值提供可靠的帮助。

作者：李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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