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王英珏

今天的大学生到底在读什么书？　最近获得的一份调查报告，再一次激发着我们的思考。

就在前不久，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面向全校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就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了专项调查。这份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些数据———

阅读，在学生课余时间中分配比重仅为16.23%，位列“上网　(游戏、购物、聊天)”(占51.45%)、“看电视电影、听广播”(占21.13%)　之后。

过半数的学生平均每周花在阅读课外书籍上的时间少于3小时；近半数的学生每年阅读图书少于10本。

大学生喜欢阅读的书籍类型中，“中外名著类”占54.52%，“侦探推理小说”占46.71%，“科普类图书”占28.79%，“言情小说”占26.65%，“网络文学”占23.89%，“专业用书”占21.9%，“武侠小说”占20.98%。有趣的是，女生爱看侦探推理小说的比例比男生高15个百分点。

在阅读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困惑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不知道读什么书”，占41.19%。其中，女生“不知道读什么书”的比例高出男生11个百分点。

通过自由列举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三位作家，综合整体排序前三名分别是鲁迅、韩寒、东野圭吾；而影响最深的三部作品则依次为　《红楼梦》　《活着》《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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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几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大学生课外阅读的基本状况，其中潜藏着一些有待展开讨论的新问题。

任你是“官二代”“富二代”，不读书都难走得长远

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为什么读书”仍然成为一个问题，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往

往以为，阅读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学生一路读书和应试才走到今天的基本技艺，甚或作为一个公民从小即训练和养成的基本素质，貌似不言自明，无需多此一问。可是进入大学之后，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选择机会，读书还是不读书，这样读书还是那样读书，仍然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至少在信息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书籍都是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在前喻文化阶段，人的基本生存高度依赖于当世经验的口耳相传。对农事的每个环节、对节气规律的把握，离不开长者的智慧，老年意味着丰富经验的显现，老年人受到社会的重视，晚辈向长辈学习。语言、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极大地超越了其早年的幼稚阶段。有了文字、有了印刷术，把经验和知识物化为白纸黑字的物质载体，一个人就有了通过阅读增长知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书，人类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就不会中止。

有一副著名的楹联：“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爱读书是人品好的象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推崇“耕读之道”。所谓耕读，字面上来理解，无非是耕作和读书。把它引申到当代，就是保持自食其力、满足基本生活开销之余，还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给其兄弟所写的家信中比较了四种家庭类型，殷殷叮嘱他们要谨守耕读之道，他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这话说得很明白，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的底蕴，任你是“官二代”“富二代”，都难走得长远。可是，学问之道，本来就不限于读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德性修养、内心开悟、艺术灵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都未必要依赖于读书这种间接知识。

就自然科学来说，观察、实验的重要性也似乎远胜于读书。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还要读书呢？　唐君毅先生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书籍是人类文化的一面大镜子，而个人的心灵则是一面小镜子。阅读的过程，就是对知识和思想的反复咀嚼、品味、吐哺，这一知识和思想的绵延和再生产过程，将心灵这面镜子转变为凹凸镜：阅读前人时，心灵是凹镜，从四面八方发散地获取中外先贤的广博智慧；传诸后人时，心灵是凸镜，穷其一生所学所悟聚焦于一点，为知识的累积增长贡献绵薄之力。如此洞察秋毫而又见微知著，锤炼出思想之纵深。

重建“学习动力系统”，是大学新生入学后的重要工作

大学对学生科研兴趣和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强调。而一个年轻人在科学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兴趣，一是责任。后者往往有待于很多偶然性的历史际遇或事件，这类似于金庸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前者则是科研活动的最基础层面和根本动力。读书、学习的目的，直接影响其动力和效果。

不能否认，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学生读书、学习的目的。而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功利化倾向，也在另一个方向上牵扯学生的精

力，消弭其内生兴趣。如果课外阅读都负载着沉重的功利目的，所谓“空心病”的出现，就更不难理解了。因此，在我看来，重建纯粹的“学习动力系统”，是大学新生入学后的重要工作。

在我看来，应试教育对学生阅读构成的最大危害是，学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放到教材上，逐渐疏离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名著或原著。远离人类文明文化经典最严重后果是什么？　就是它会降低我们的品鉴能力。

记得有人说过，大学里应该学习的知识有三类：一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二是知道自己能不能，三是知道自己懂不懂。如果我们把这个判断应用于大学生的阅读，那就意味着，一个大学生应当在毕业之后，具备一种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之上的鉴赏能力。比如，当你走进一家书店，即便是一个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应当在鉴别自己研究领域书籍的优劣外，能随手拿起一本社科类书籍，也应当能对其基本品质有一个判断。

我们在这次调查中看到，一些人文经典仍然穿越时空，高频出现在同学们认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籍之列。鲁迅先生尽管在这些年来的中学课本中“进进出出”，但他仍然是型塑当代青年精神与思想体系最具影响力的大师。记得前些年我们带队到皖南一带支教时，在辅导一户人家的小孩子阅读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时，与朱自清先生的　《背影》　再次重逢。这些经典名篇，有时恰恰是年岁渐长后才能有所领悟，且能常读常新。朱自清的很多表述，比如反复翻过月台、嘱咐儿子离家在外要注意的一些人情世故、儿子暗笑父亲的迂之类云云，一个从未离开父母身边生活一年半载的孩子，是断难产生共鸣的。这种如山般厚重的父爱，大约只有上大学后才能有所体会。

买经典，借新书，一种“风险适宜”的阅读组合

至于“怎样读书”这个问题，大

学生入学后，导师都会指点一二，给出的答案也是最多元的，但最终需要因人而异的自觉探索和实际行动。

千万莫忘一条根本原则：读书是为自己读，是为满足兴趣而读，是为精神愉悦而读，不是为人前炫耀来读，更不是为积累谈资来读。这意味着，读书应当要有自己的转化和理解，而不是单单地读一本书，就堆砌一本书的概念；读几本书，就串联几本书的术语。读书的目的是借鉴他人的思路，锻炼自己的思维，而不是变成“读书学”的研究者。这种锻炼思路的最好办法是用你自己的理解和逻辑来重新给书编码、排序、归纳，“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这就成了人被书所奴役，而不是人来驾驭书。

对身处象牙塔、坐拥书山的同学们来说，阅读时要把握“买书”与“借书”的关系。一个可以参考的建议是，经典书可买，新书可借。

眼下，不少高校的图书馆，常常购买了很多习题集、考证辅导教材、模拟试卷等。不得不说，图书馆的采购取向也需要反思了。图书馆是一个公共机构，应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财大气粗”的图书馆来替代个人所不能承担的选择风险，应当是其分内之事。具体说，经典书经历了长时段历史和大规模读者的检验，时至今日还不断有人推荐、再版，从概率上看必有其道理。而一本新书，则还有待于这样的检验，特别是当购买者一时不具备鉴赏其优劣的能力时。

有句话叫“喜新厌旧”，在求知这个问题上，恐怕我们既要“喜新”，又要“恋旧”或“念旧”。所谓“恋旧”、“念旧”，指的就是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是理论的基石和研究的起点。所谓“喜新”，指的是要对新的现象、问题、特征保持好奇，对新事物、新研究保持高度关注，这是灵感和创造的源泉。因此，去图书馆借新书，自行购置案头必备的某些经典著作，是一种风险适宜的阅读组合。(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