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润

抗战期间，复旦大学曾遵循教育部令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西上庐山，再迁重庆，最后落脚四川北碚夏坝，九年后，终于1946年秋东返上海。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九年中复旦所历之事，或可看成是那年代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缩影。

复旦大夏联合大学成中国最早以联大命名的学校

“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大、清华、南开奉命南下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哪知仅过月余，日军挑起“八一三”事变，上海租界之外顿成战场。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复旦、大夏、大同、光华等四所私立大学组织联合大学，各自筹款内迁。大同、光华以经费无着退出，复旦、大夏则遵部令，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抗战时期最早以联合大学命名的学校，校长由复旦大学代理校长钱永铭、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担任。

联大照部令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大夏大学教务长吴泽霖领导，迁往江西；第二部由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复旦大学教务长章益领导，直奔贵州。

11月初，联大第一部师生九百余人到达庐山，租定山顶牯岭镇之云天、大华、胡金芳和严仁记四旅社为教职员暂栖所，并租定普仁医院作临时教室，于同月8日正式上课。12月初，日军逼近南京，庐山震动，联大第一部决定下山，乘船溯江西上重庆，然后再转道贵阳，与第二部合并。同月底，师生近四百人乘永利轮抵重庆，得消息贵阳校舍无着，便决定暂借重庆复旦中学结束学期课业。

第二年，复旦大学在北碚嘉陵江北岸东阳镇落脚，借龙王庙作课堂，煤栈空房为学生宿舍，教职员则散居东阳镇、黄桷镇。北碚的物质虽极度贫乏，教学居住环境亦十分简陋恶劣，但师生朝暮相处、同心一德、和谐融洽，情同家人父子，远非上海时可比拟。

学校选定东阳夏坝永久校址，后得知资源委员会早已计划东阳镇周围作工厂集中区。校方虑及学校、工厂同处一地，于学校教学生活多有不便，便往他处勘访。经于右任校友推介，访得嘉陵江南岸北温泉附近三花石地方，地理环境适宜，遂决定在该处征地建校，并得到教育部、四川省政府认可。未几，又得资源委员会不拟在东阳镇附近集中设厂的确切消息，考虑到当时实际情况及交通便利等问题，最后决定仍选东阳镇夏坝为永久校址。

复旦大学在夏坝破土兴业，鸠工起屋。附近民众闻复旦在此建校，多有将自己私有零星土地捐赠复旦或脸颊售于复旦者，一施姓绅士并将千余册藏书悉数捐赠复旦。四川省政府亦揩赠6万元支助建校。随后，登辉堂、相伯图书馆、博学斋、笃志斋等复旦校舍相继建成，提供法律咨询、副业指导，组织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从事抗战救亡宣传，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服务社会，与地方民众打成一片。

是否为财政困难谋求当时的国立大学成学校难题

学校抓住大后方人才聚集之良机，竭力延揽名流学者来校任教。曹禺、叶圣陶、方令孺、胡风、老舍、卫挺生、梁宗岱、初大告、赵敏恒、程沧波、沈百先、吕振羽、李蕃、任美锷、陈望道、叶君健、吴觉农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应邀先后到复旦任教。校方又根据大西南自然资源及社会急需，新增垦殖专修科，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办茶业专修科、茶业组、茶业研究室，创中国高校设茶业专业系科之先河，为抗战农业经济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之后，增设农学院，开办实验农场，研制成“复旦白酱油”、“复旦番茄酱”，成为北碚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

私立复旦大学在北碚夏坝建校开课。数百随校迁川学生大多家在沦陷区，因邮路不通、经济断绝，不仅无力交纳学费，就连日常生活费亦得靠学校补助。学校不仅需支付建校征地费用，更急需大笔校舍建筑费及教职员工薪、日常教学行政开支、学生生活补助等款项。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四川省政府给予一定补助，但与以上巨额开支相比，实杯水车薪。学校当局为之四处奔波呼吁，亦难济于事，学校经济陷入极度窘境。

1939年春，在渝校董于右任、孙科、叶楚伧、邵力子、程天放、余井塘、康心之等商议对策，认为唯有谋求国立，方能救复旦于绝境。并就国立事，与教育部进行了非正式接洽。李登辉对国立颇有忌讳，认为国立后，虽然经费有所保障，但学校名称、办学方针、学校行政机制、学校编制等必定受政府的掌控制约。以前国立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屡经变迁就是前车之鉴。

3月17日，于右任等在渝校董将复旦谋求国立事由通报上海老校长李登辉等校董谓：“本校学生什九无力缴费，……前途困难万状，各私校情形大体相同，纷谋国立。大夏已准，本校渝港磋商，咸以舍国立无生路。当局同情，谅可照准。惟复旦名义仍须保留。”

3月21日，沪上校董李登辉、金问洙、许晓初、江一平、奚玉书等复电，询问：“改组后经费如何保障？校董会是否存在？沪校如何维持？附中地点为敌人借口没收如何避免筹划？”

在渝校董就沪上担心问题作答辩谓：国立后经费列入国家预算，自有保障。校董会名义无存在必要。沪校不必冠国立之名，并当续谋补助。

未几，复旦国立之议因故暂偃，改为由国府每年补助办学经费15万元，窘境稍得舒缓。未数载，因法币贬值，物价腾贵，加之就读学生猛增，学校已无力运转，国立之议再起。为免枝节，在渝校董采用既成事实办法，决定国立事成后，再向沪上校董通报。1941年11月，行政院第五四一次会议决议：“准将复旦大学改为国立，由教育部拟具办法及概算呈核。”教育部发布训令：“令私立复旦大学：……该校应自三十一年一月（1942年1月）起改为国立复旦大学。”老校友于右任特为母校题写校匾“国立复旦大学。”

国立第一年度经常费120万元，列入国家预算，另追加历年所欠债务及建筑费123.2万元。教育部派员对复旦大学北碚校产进行评估，总值达560万元，既然国立了，当然全部归国有。国立后，校方下大力提升教学科研质量，更着意著名学者的聘请。顾颉刚、钱崇澍、汪东、童第周、卢于道、张孟闻、薛芬、权增嘏、周谷城、漆琪生、梅汝璈、邓广铭、方豪、樊弘相继到校，任复旦大学专任教授，复旦的声誉蒸蒸日上。

复旦大学抗战时的办学三不原则

1937年12月，复旦大夏联大第一部从江西再迁重庆，一部分师生因各种原因未随同西迁，有的返回了故乡，有的去了上海。来年新春，在沪师生环请老校长李登辉予以复校救助。遂于2月中借英租界北京路中一大楼为临时校舍开学，并向教育部呈请备案，名为“复旦大学沪校”。7月5日教育部令私立复旦大学，自下学年起，该校应以北碚部分为主体，上海部分应改称补习部。

10月，汪伪南京政府迎合日本意图，欲将上海圣约翰、大夏、光华、复旦四校合并成一校，拟推举颜惠庆任校长。颜氏表示无意于此，四校亦举行会议，统一口径，绝不联合，表示“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补习部复请校董赵晋卿、许晓初设法疏通，务使复旦不牵入“漩涡”。

李登辉为防复旦跌入汪伪陷阱，提出办学三不原则：（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宁可停办。

上海补习部苦苦支撑，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周围数十所国立院校都焦急地盼望能早日复员回迁。

校复员计划委员会依照教育部《关于国立各级学校迁校办法》，展开各项迁校准备工作。教育部按行政院复员经费拨发规定，陆续划拨复旦大学复员搬迁费、校舍修缮费等复员经费十八点八七亿元。1946年5月，学校提前举行学期大考，并准学生自行东迁。凡东迁学生经系主任、训导长、教务长签字，总务长审核后，可领取自行东迁补助费七万元，公费生可另得5、6、7三个元公费。兹后学校大规模东迁开始，交通工具分飞机、汽车、火车、轮船。

10月，上海补习部与北碚迁返部3500余学生汇合江湾原校开学。为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大团圆，于右任再次题写了“国立复旦大学”校匾。因接收有校外100多幢二层楼日军营房，校内校舍经年余修缮改建已初具规模。

相关链接 新年告青年书

马相伯

东北沦亡，将四阅月矣！东北同胞，将被践踏于暴日军铁蹄之下，“死的恐怖”，“生的凌迟”，备受茶毒，亦已将四阅月矣！四阅月来日军之枪炮声与东北同胞之哀号声，常依稀震撼吾人之耳膜，顾我河山，念我同胞，真令人欲哭无泪！现暴（日）军更节节进迫，大举犯我锦州，其欲并吞我整个东北，进而颠复我国家，灭亡我民族，盖已彻底暴露。此实为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最后关键，我人必以全国一致之努力，奋起抗暴，始能自救。而青年诸君，为社会之中坚，国家之生命所托，肩头上所负荷之责任，尤为艰巨。老夫耄矣，无能报国，前曾以仿古制创办保甲之法，为救国之策，为我青年诸君告。兹当一九三二年之始，谨再以三事相勖勉，即当新年之献词。

一曰不买日货。“绝交经济”一语，在今日几已成为口头禅，然此实弱国反抗强国之最要而且最有效之方策。我国向为日货最大之市场。我市场如能杜绝日货，持以十年，则在经济上组以促使日本动摇。此种工作，有固赖乎吾全国同胞之身体力行，而我青年诸君，当为社会之表率，尤应力求朴实，拒用日货，以为倡导，风行草偃，排货工作，庶可彻底坚持。

二曰研究科学，立国于二十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不买日货，因（固）为救亡之善策，发展工业，以自国制品代替日货，尤为刻不容缓之要图。是以青年诸君，今日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才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此则青年诸君所应肩负之责任也。

三曰唤起民众，我中国文化落后，教育未能普及，故文盲特多。东北沦亡，虽已数月，穷乡僻地之民众，恐尚有不知其事，或多不明其真相者。抗暴自救，必须全国一致努力，今民众对暴日之侵凌东北，尚属茫然，更何能激起其爱国之热枕，以共赴国难。寒假已届，诸君必多返里，际此时会，对于日本问题与东北问题应加意研究，将国内外情势及暴日犯我东北之实况，详为乡民讲述，大声疾呼，使全国民众奋起，共救国家之危亡，此举亦非常切要，万勿等闲视之。

岁时更新，然吾人之创痛则依旧，而且锦州风云，刻又突告紧急。故吾人虽在今日新年元旦，仍不容有一丝之欢欣。深盼全国各大学、中学，各教育界团体，学生团体，妇女团体等，更以新的决心，新的精神，努力于抗暴自救。老夫发起江苏省国难救济会，同仁亦当以加紧之努力，致青年诸君携手共臻于奋斗之大道。

(一九三二年新年讲话)

为毕业纪念刊所作序言

李登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国家之需要人才，无如今日之殷切者。诸生于如此困难情形之下，终获完成其学业，为他日服务国家之准备，此所忻幸，应较在平时之毕业为更大。

教育对于吾人功用大于一切，此一问题，今日较任何时代为显著。诸生今后如各能发挥牺牲与服务之精神，以爱护其国家，则教育才不负于诸生，而亦不负于社会。诸生若仅知藉教育以达其享乐之目的，则教育不啻已告失败。

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终生将留有复旦之符号。诸生与复旦之此种关系，将永继续。诸生一生之中如有成就，复旦将蒙其光荣。若有挫折，则亦牵累复旦，同受其害。须知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为其学生也。

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尤要者为人须问心无愧，询如莎士比亚所云，“对己忠实，则黑暗中自有白昼，对于一切，不可欺罔。”

原载一九四四年一月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