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大学通识课的本意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方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在学生潜力实现中的助推作用。但从策略上说，这是一种‘散弹打飞碟’的思路。尤其是在‘小农’式的课程开发模式中遭到完全挫败：以教师一个人的专业所长来面对广大学生发散的兴趣点，要击中目标谈何容易？有见过用狙击枪打成群麻雀的吗？”

上海大学于2014-2015学年冬季学期开的设新型通识选修课“大国方略”，只经过两个学期的课堂教学，选课结果是“人满为患”。

一门新开的课程能短时得到大学生广泛欢迎，不只是因为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合理，更值得探讨的，是这门课程内含的开发模式。

教育界的人都知道，上好一门课，受益的是一个班的学生；而开发好一门课，受益的将是选这门课的源源不断的学生。

自从“大国方略”受到追捧后，有个声音一直伴随其左右：这门课程的开发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复制、可推广？

走红的“大国方略”也承受着质疑：如此高的教务成本，课程如何为继

“大国方略”在上海大学学生的课表上属于面向本科生的通识课。所谓“通识课”，顾名思义，就是为大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兴趣、提供多样性选择的课程，不求深透而求广博，但广博中又必须设有通向专业学习的通道和路标。

从今天来看，比起这门课的高人气，其课程开发模式更值得关注。“大国方略”改变了一位教师讲到底的传统课堂教学形式，采取了上海大学独创的“项链模式”，即集中不同专题上学有专长的教授，各讲一段，借助课程内在的逻辑线索，形成整体的教学效果。

“大国方略”课程开发团队共有10多位教师，而一堂课上最多时会出现4位教师，联袂讲课。授课教师众多还只是数量，其参与者基本都是各学科的知名教授和骨干教师，质量更非同一般，而教学成本之高，显然超乎教务的想象力。

为此，即便“大国方略”教学效果极佳，但质疑声始终不断，“如此不惜工本的教学模式，真可持续？”显然，这样的质疑与其说针对“大国方略”课程，毋宁说针对“大国方略”的课程开发模式。毕竟，再好的课程，如果后续难以为继，都不免有作秀之嫌。

突破传统课程开发的“小农”思维探索“体制内课程体制外运作”

在笔者看来，在全新课程开发模式下推出的“大国方略”，其核心价值是突破了传统课程开发的“小农经济”。

多年来，在我国高校中，课程开发主要依托教师个人的积极性和学科专长。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位教师有兴趣、有些研究积累，都可以自主申请开设新课。而学校教务方面则要对教师申请进行审核，审查其教学目标是否清楚、方法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学生培养计划、内容是否符合学科发展方向等等。但所有教务管理在课程开发上都有一块明显的“短板”：缺乏合理的机制来避免教师个人专长同学生当下学习兴趣和未来职业方向相脱节的可能。

而这一缺陷，在通识课程开发上尤为明显。大学通识课的本意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方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学在学生潜力实现中的助推作用。但从策略上说，这是一种“散弹打飞碟”的思路，通过一定范围的“弹着面”，来捕捉不确定的学生潜力并加以激发。而尤其是在“小农”式的课程开发模式中，这一策略遭到完全挫败：以教师一个人的专业所长来面对广大学生发散的兴趣点，要击中目标谈何容易？有见过用狙击枪打成群麻雀的吗？不要说没法瞄准，就是偶尔打中一个，成本又何其大？！

“大国方略”开发模式，就是解决这一目标与手段悖离问题的实践方案。课程团队集中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思想政治等不同院系和专业的教师。整门课程确定了9个专题，每个专题由一位教师主持，两至三位教师分别主讲同一主题下的不同板块，且每个板块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契合。这门课的内容精彩纷呈，前提是有雄厚的师资作为基础。有意思的是，当“教授上本科讲台”在这门课上已不成问题时，一门课何以能吸引这么多大牌教授一起上，却成为了最大的问题。

“大国方略”甫一开出就吸引了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至今为止，它仍然处于“体制内课程体制外运作”的状态。“课程团队”的说法就表明这是一个以教师自愿为纽带的课程开发项目。无论课程的最初起意，还是“大国方略”的名称设计，无论是课程专题确定还是教师选任，都是团队成员自发发起和共同协商来完成的。

因为是自发的，所以“大国方略”必须保持对任课教师的最大吸引力。作为一门课程，它是一挂“项链”，而不是一盘“珍珠”。为此，“大国方略”不但确定了负责课程整体性的策划人，而且确定了确保每堂课整体感的主持人；注重在得到所有教师认可的框架内，发挥每个教师的自主性，为团队合作和个体创造力提供最友好的环境，让课程成为所有参与教师的共同兴趣甚至“个人爱好”。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大国方略”才克服了高校内部几乎“颠扑不破”的成见：“教授尤其是大牌教授难合作”。

最有分量的反馈来自学生：一门课不能只提供一种思维方法

讲台上大腕云集，走马灯似地轮番上场，最后对通识课的意义到底大不大、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教师说了不算，真正拥有发言权的是学生。就课程开发而言，来自学生的最有分量的反馈是：“我们在其他课上只听到教师一个人的想法，只看到一种思维方法，不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但在‘大国方略’的课上，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同时听到多个教师的想法，感受到他们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由此获得不同结论。即使不能当下决定谁对谁错，至少我们知道了可以有不同想法，可以有不同结论。”

坦率地说，在如今的课堂上，90后大学生给人的感觉是经常心不在焉，眼睛很少看着教师，当堂回答问题也未见得积极，还随时会针对教师的授课，当场上网搜索、寻找不同观点，并借机“发难”。这些现象在“大国方略”课堂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区别在于，我们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的机会，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自己所思所想所困惑的事情，当场向教师提出来。

“大国方略”目前每讲三节课，两节课由教师主讲，鼓励学生随时提问，第三节课专门用作师生、生生互动。对话时间的增加和空间的放大，为学生思维激活提供了最大方便。

“大国方略”课程开发模式才刚刚起步，作为处女作，“大国方略”的实际运行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至少一则“大国方略”本身不会昙花一现，课程团队已经准备好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相关专题；二则以同样的课程开发模式，开发后续课程的计划已经有了，面向大一新生的通识课新课已准备就绪。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大国方略”课程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