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真理不是简单的命题式陈述，它是针对自己的生存状况，针对自身理解而发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做鲜活的哲学思考，首先对自己的时代有所认识。人仍然需要了解自己。”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在新书《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中，试图探究技术如何根本上支配了我们的感知方式、信念系统以及周遭世界。谈及写作初衷，他指出，在尼采的哲学观中，哲学永远在做切题的反身性思考，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重新找到思考的切入口，“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世界形势变化，如今人类正处于巨变的时代，做出鲜活的哲学思考至关重要。”

技术时代哲学何为？思南读书会上，余明锋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刘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畅谈。

“有关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其实主要在和文本打交道，在和伟大的心灵打交道。但是，不能简单地指望伟大的心灵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余明锋认为，当我们执念于前人给出“一个答案”的时候，一是在苛责前人，二是放弃自己思想的责任。“我们需要过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时代，当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其实需要重新理顺和它的关系，重新找到切入口。”

此次分享会也是上海三联书店“闹市中的哲学课”系列，黄韬认为，哲学本身不是产生在荒郊僻野，哲学就是产生在闹市当中，“苏格拉底就是在雅典市集里面跟他的学生、熟悉的人用对话方式，开启了哲学，开启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旅程。”

《还原与无限》核心是“技术时代”这一历史哲学概念，它指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当下这个被技术深深塑造的时代。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都曾阐释过这一概念，阿伦特则将“技术时代”定义为技术发展在改变“人的条件”的时代，人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地位，技术深入决定了我们的现实乃至感知方式，要着重提出反思性的概念来理解自身。书中还进一步把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归结为“还原论”问题——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还原既是现代性强有力的保证，也造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技术不只是工具，而且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技术绝对不是一个简单运用的对象，而是关系到生活世界的运转逻辑，关系到自我理解。”在余明锋看来，人类的技术发明与自然之间有着复杂的悖谬性的关系，技术的发明有自然之根，这个自然之根使我们走出自然。“人性在本能的匮乏，在空无之地。这个空无使得它有生发的空间，这个空间直到今天没有穷尽，在未来也没有穷尽，仍然有更多的可能性。”

“人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生活，社会应该组织成什么样，这正是亘古永恒的哲学问题，但是在这个时代又有了新的面貌，被赋予新的复杂性。”在刘擎看来，人通过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宰生活，而不再接受给定的自然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工具不只有功能的意义，还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自我的理解。人性是有待被完成的，没有像自然那样永恒固定的“人性”，由于技术时代的创新，每一代人似乎都是“新人”。

学者们谈到尼采有关“末人”和“超人”的概念——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想模型，前者指一种放弃自我超越、一味求安逸而落入最终形态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类型。刘擎认为，技术时代给人类带来了超越，但也如影随形带来新的挑战——当人类越不需要面临痛苦、折磨、困难，“不吃苦”的便捷并未担保相应比例的舒适度和幸福指数，“有些年轻网友为什么嚷嚷一天要‘emo’十几次？”新的哲学问题由此诞生，并对人性提出了新一轮拷问。

“某种程度上，技术时代很大限度地利用了emo这种情绪，当然也给了你末人或超人的不同方案。”郁喆隽谈到，人有种属性，往往容易产生小小的不知餍足，“这种餍足不是贪得无厌的厌，而是会对给定的答案产生一种天然的质疑或打一个问号，始终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还想在里面折腾一下，扑腾一下，活出不一样，不是为了曲高和寡、与众不同，而是尝试一种突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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