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6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带队赴塞拉利昂执行这一次援非抗埃的任务，这是中国卫生专家第一次成规模、成建制地走出国门独立执行任务。当时压力主要有三个方面：无苗可防、无药可治的巨大心理压力，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以及诊断试剂无实毒验证的技术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三大难题：诊断试剂确定难、灭活方法确定难、防护装备确定难。

回溯起来，过去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次埃博拉疫情我们真的不能袖手旁观。短短数月，我国向西非提供了2亿多元的援助。当地的卫生水平确实很差，真正的护士不到100个。我们仅用六天时间就搭建起400平方米的P2（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1000平方米的工作用房，100多吨疾控和生活物资全部归置到位。

9月24日，“国际大考”如期而至！国外指定实验室提供了五份所谓“阳性”样本，但国产试剂显示的结果始终为4阳1阴，经悄悄地与该实验室一线人员沟通并核实原始记录，确认结果完全正确。我们拿到了上岗证！9月28日，实毒检测开始。四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24个样本，17个阳性。这一天，中国检出的阳性样本占了西部地区的一半。这是中国疾控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中国公共卫生依托自主研制的移动P3和诊断试剂，成功检测出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最为烈性的埃博拉病毒。

到西非满一个月的那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大使馆的慰问电话，下午回到驻地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紧绷的神经得到些许放松。然而，当天晚上八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检测的主力、指挥组组长刘文森突发急病，全身抽搐两小时，呼吸困难，不省人事，左侧肢肌力为零，并有发烧症状。脑出血？脑梗塞？还是埃博拉？我们无法判断……食堂里、班车上再也听不到聊天、说笑的声音了。大家都明白彼此的心思，又都不忍心捅破这层窗户纸。回想起临上飞机时，我给队员们的家属发了一条短信：“请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国！”现在，我还能做到吗？得知刘文森患病的消息，国内组织了19次专家视频会诊，最终派出了301医院的两名专家赴塞护送刘文森安全回国，最终确诊为颅内感染。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拥有强大的祖国。

10月31日，我们检测的样本达到106例，累计检测样本1094例。美国、加拿大、南非三国花费69天才冲过千例大关，我们只用了34天——不到一半的时间。美国检测1500例用了56天，而我们只用了42天。其间，我们检测量多次位列五国实验室之首。现场是最好的老师，短短六个月，4000余次的实际检测让我们从最初游戏规则的学习者，迅速成为建言者，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中国检测队在塞183天，共检测4867份样本，阳性1484份，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估算，直接避免了至少3700人的感染，在抗击埃博拉的国际首考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我们疾控人走出国门，万里驰援，展现了大国实力。从中，我体会到了一个大国公民的自豪。平静下来，我们也在思考，后埃博拉时代，我们该如何深入探索？要不要把卫生外援提升到卫生外交的高度？如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考虑生物安全？我们将发扬这次不畏艰苦、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在为人类健康造福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感谢这个时代，使得我们更加亲身地感受到，我国是如此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疾控人将继续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早日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钱军（口述者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华南生物安全实验室（筹）主任，2014年携自研的移动P3，率中国首支援非抗埃检测队赴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图片：电视剧《埃博拉前线》剧照

编辑：王筱丽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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