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建党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重点题材影视剧形成了多元而蓬勃的创作格局，择取个中精品并总结其艺术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在改革开放题材的重点剧目中，《大江大河2》是一部无法绕过的佳作。该剧延续了前作《大江大河》的背景与风格，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几位主要人物的个体命运为主线，进一步描画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进程的壮阔与斑斓。不同的是，如果说《大江大河》主要讲述的是“改革”不易，那么《大江大河2》侧重书写的则是“开放”之难。该剧通过对几位时代弄潮儿人生起伏的书写，揭示出了现代化与改革开放进程中遭遇的复杂角力，并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糅合的艺术手法努力探寻奔腾年代的深层历史逻辑。

《大江大河2》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改革开放帷幕已然拉开十余年的20世纪80年代末。彼时，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处，整个国家也正日益融入世界的潮流。与此同时，各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改革中时有暗礁险滩，常会进退失据。同第一部底层逆袭的创业励志故事相比，剧中的三位男主人公开始进入守业阶段，纷纷开启了升级打怪的困难模式。该剧正是着力描写这几位改革者因自身局限或外部掣肘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进而折射出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卓绝。

作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代表人物，宋运辉这一角色在《大江大河2》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前作更为显著。故事伊始，筹备已久的东海项目陡然遭遇国家压缩基建这一不可抗的宏观政策环境变化，面临着即将夭折的命运。这是整部剧的激励事件，它推动着宋运辉走上了为保全东海项目而左奔右突的路途，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迎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为了东海项目的顺利上马，他需要不断地对抗单位内部乃至整个行业系统的保守主义，向庞大而如影随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等发起挑战。另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他又需要与学生梁思申所代言的外来资本展开激烈交锋。除此之外，他还要应对爱人程开颜的误解、岳父程厂长的挑拨等无休止的家庭危机，处理中国人情社会的复杂裙带关系。

与前作中少年意气张扬的宋运辉相比，我们在《大江大河2》看到的是一个日益深沉老练的宋运辉。难能可贵的是，他知世故而不世故，仍然坚守着理想主义的正道。他的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积极入仕报国的传统，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不依附的人格。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写出了英雄人物的坚守，也写出了英雄人物荷戟独彷徨式的孤独感与悲剧感。宋运辉只身挑战沉疴积弊，展现出孤独是英雄的必然，也是阵痛阶段改革者的常态。也正因此，剧中宋运辉与路小第、梁思申等人的惺惺相惜才显得尤为可贵，这是孤独的改革者们之间的价值认同。

与宋运辉因理想主义人格而遭遇的内外交困相比，该剧对另外两位主人公杨巡、雷东宝的塑造更多的是凸显他们自身的弱点与局限。作为个体经济的代表，杨巡尽管也有为人处世的底线，但他精明市侩、八面玲珑，懂得在任何事情上权衡利弊，又敢于在商海中铤而走险。然而，过于自尊又过于自卑的极端性格令他时刻处在沉浮动荡中。当他为了自己的风光与体面在商海横冲直撞时，背地里还要依靠年迈的母亲在老家举债度日，同时帮其维持着所剩无几的声誉。而母亲身患癌症、时日无多的结局，对他而言不啻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警醒：切莫沉溺于现代社会趋名逐利的浪潮中，而忘却了自己的来路，切断了与母亲/故土的联结。

由于故事背景设定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为主导的时期，作为乡镇集体经济代表的雷东宝在《大江大河2》中的戏份相比前作大为缩减。在这部剧中，作为农村干部的他受制于知识水平不高与管理水平滞后的局限，致使小雷家村办企业频频遭遇发展危机，陷入人心涣散的境地。雷东宝以行贿的方式处理危机事件并最终导致自己身陷囹圄，表面上展现的是个人性格的粗暴莽撞，实际上折射的是传统礼俗社会的行事准则在现代法理社会的失效。

《大江大河2》借助诸多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相交织的历史坐标，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多重话语间的复杂博弈。             借助三位男主人公命运的进一步发展，《大江大河2》延续了前作中对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书写。宋运辉、雷东宝、杨巡这三位分别代表着国有经济、乡镇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的典型人物在剧中被赋予了三种别有意味的不同结局：杨巡迷失于现代社会的名利场中而遗失了与传统社会的束缚，雷东宝则困于传统社会的束缚而未能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宋运辉更像是二者的精神导师，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去寻找一条改革正途。

在三位主人公之外，剧中还有一些别有意味的角色设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兼任东海化工厂党委书记的马厂长作为宋运辉的直接领导，一直周旋于传统势力与改革势力之间，以包容的姿态为后者的种种改革之举保驾护航。这一人物设定的象征意味可谓显著：正是强有力的党的领导，确保了改革开放航船的行稳致远。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大江大河2》在后半段探讨的核心议题，这种探讨主要是借助于“梁思申”这一女性形象实现的。作为留学海外的知识精英，梁思申的身份有些复杂：她出身于权贵之家，后是跨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当盛气凌人的她作为美国洛达公司的谈判代表回国，与曾经的导师宋运辉交锋对峙时，更像是一个指涉深远的历史隐喻。不过，该剧并没有单纯地将她塑造为对于外方言听计从的傀儡式人物，而是借助她与宋运辉的多次辩论，展现了她作为海外华人飘蓬海外的身份认同焦虑，也展现了她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宋运辉与梁思申之间亦师亦友亦对手的微妙状态，正是彼时中国与西方复杂关系的一种缩写。

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看来，历史文本的本质乃是一种虚构的诗性语言，其制造意义的机制主要依赖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多种修辞方式。这一看法同样可以用来观照艺术文本的历史书写。就《大江大河2》而言，它以几位富有象征性的虚构人物为切入点触及了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层动因与结构，在艺术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建构了一种同一性关系。也正因此，《大江大河2》才跳脱了单纯的行业剧的小天地，具有了更为普遍深远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历史隐喻，它进而尝试回应了一个宏大的问题：何以现代、何为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江大河2》洋溢着辩证的历史观。例如，在时代/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上，该剧将个体遭际与国家命运相融合，既展现时代潮流对于个体人生的引导，又着力呈现那些时代弄潮儿们努力改变潮水方向的力量。而在“谁创造了历史”这个问题上，该剧没有单纯地坚持英雄史观，而是强调英雄即凡人，强调历史前行的力量源自人民群众。

在如何面对传统与西方的问题上，《大江大河2》的立场同样清晰：既不能泥古不化，也不能遗忘过去；既不能以洋为尊，也不能封闭自守。最后一集中，宋运辉重返当年插队喂猪的乡村，向梁思申讲述自己走出乡村的艰辛路途。当结尾被下放的宋运辉乘着公共汽车游走于曲折山路时，该剧以他独白的方式回望了百年中国多舛的现代化命运，也剖白了他不变的初心。这是整部剧意义浓缩的片段，它力图阐述的是：只有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回首过去和拥抱世界，才能寻找到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方向，建构起真正的国族认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江大河2》的历史书写始终秉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试图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平衡。该剧保留了奔腾年代的诗意，但没有将过去塑造为完美的怀旧乌托邦；该剧展现了现实的苦难，但也并没有陷入琐碎的一地鸡毛。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该剧对路小第、梁思申等人物背后可能暗含的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等议题并没有进一步展开书写。但面对《大江大河2》到时代潮水深处去寻找历史发展逻辑的认真姿态，我们无法苛求太多。  

  而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审视《大江大河2》，另一重更为现实的意义或许在于能够为当前纷繁驳杂的影视剧树立一个可以反观自身的标杆。《大江大河2》的艺术实践表明，好的文艺作品不是空喊口号、无端抒情，而是要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具的目光投向历史或现实的深处，去探寻民族与国家的来路与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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