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

◆历史其实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它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取一瓢长江水，其中每一滴水珠都既与上游发源之水有关，又与日后入海之水有关，亦与此时此刻之水有关。因此在党史学习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要在光明宏大未来的指引下，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重现苦难辉煌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大浪淘沙》此种匠心安排在大历史观传递上的作用实不容小觑。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多部反映党史，或与党史关系密切的电视剧陆续亮相各大电视台，《大浪淘沙》是很有嚼头、回味悠长的一部。

该剧对观众的吸引力大致落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该剧能利用时间体量和影视结构来贯彻、传递大历史观。《大浪淘沙》的故事以五四为起点，结束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前后跨度长达26年，这样的时间体量在已亮相的数部党史电视剧中是比较大的。正因有如此饱满的时间体量，《大浪淘沙》才有可能更为贯彻“大历史观”。

所谓“大历史观”是指要全面地看历史、联系地看历史，最重要的是要长程地看历史。长程地看历史扎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即探求历史发展规律，阐明历史发展趋势，很难想象若无足够的时间体量，如何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的展示中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充分揭示清楚。

编剧收束在中共七大显然也有深意存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早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已开始，而不是1956年才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党一致与全民一心则是在中共七大胜利召开之后，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样的历史节点自然无比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共历史发展的丰富脉络中重要历史节点的单一化，就党的自我革命来说，中共七大亦是同样重要的历史节点。

除了用饱满的时间体量来贯彻大历史观，《大浪淘沙》还巧妙地利用影视结构来向观众传递大历史观。只要看过《大浪淘沙》，观众都会注意到这部电视剧的叙事是以双重时空的结构来推进，一为当代青年逐渐了解、不断探知党史的历程，一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光辉历史，且二者相互勾连，互为转合。这一巧妙的结构安排在视听语言上的作用自有专家来评断分析，笔者想说的是其对大历史观传递的作用。社会大众要树立大历史观，先要让其明白历史是什么？在大众的一般认知中，历史仅是过去发生的事。这个定义大致不错，但未免简单化。

历史其实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它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取一瓢长江水，其中每一滴水珠都既与上游发源之水有关，又与日后入海之水有关，亦与此时此刻之水有关。因此在党史学习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要在光明宏大的未来的指引下，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重现苦难辉煌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大浪淘沙》或在当下情境与过去故事间的起承转合上尚有进一步顺畅的空间，但此种匠心安排在大历史观传递上的作用实不容小觑。

第二，此剧在充分吸收学界较新成果，厘清不少史实的基础上，呈现了从建党到中共七大的那个大时代。兹举两例：一是法租界警务处的探目、捕房巡捕突然闯入会场、陈公博被问他是不是日本人、董必武看到《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等一组细节；二是以往反映一大的电视剧几乎都未揭示何叔衡在一大期间遭张国焘排挤，中途离去，并没有赴南湖参加后续的会议。

对于前一组细节，剧组明显地把握住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这一重要论断。根据学界研究，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所在的新老渔阳里（时称铭德里）及其周围的上海法租界西区，政治团体众多，跨国政治活动频繁。这里有苏联、共产国际人士，有日本、韩国的共产主义者，有来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像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华的同行者中即有韩国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亦有日本人、韩国人参加。这些中外人士在上海的活动是当时世界大势和中国潮流的缩影，动摇着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财阀和北洋军阀政府罪恶秩序的梁柱，因此自然会引来北京当局、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局等的关注。这些关注汇聚到法租界，症相表现则为前述的那些细节，《大浪淘沙》可谓以寥寥一叶反映了1921年上海各种主义并存的政治大舞台。

第二个细节则更引人深思。一大的十二位代表当然来自不同地域，年龄有差距，性格有差异，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何叔衡的中途离去却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张国焘个人在籍贯、年龄、性格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相凿枘，而是有大时代的深刻背景。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大致可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由通商口岸城市勾连的沿海洋世界，另一个是由广袤内陆拼接的内地土世界。两个世界彼此联系却又差异巨大。

由此，一大开会虽然在上海“洋场”和南湖泛舟之中，但一大代表的到会之旅和离会之途却都可以经历、观察和思考一整个的但又有巨大差异的“中国”。张国焘从北京出发，他要先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可以选择坐海轮直接去上海，也可以选择搭津浦路车南下，先到南京，再通过沪宁线到上海。这一路张国焘或能看到1895年后沿海中国的“畸形现代化”：“现代”由火车、铁路、海轮、口岸城市等构成，“畸形”则由军阀的火并、路匪的枪声、原先繁华城市的衰落、沿途憧憧的贫病死亡暗影来浮现。但在北京大学读书日久，已成学生领袖中坚，名声鹊起的他未必能对此有太特别的感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多来自纸上，而非实践。

与张国焘相比，从湖南出发的毛泽东、何叔衡则很有不同，他们更能看到内陆中国与沿海中国的差异——火并更剧、枪声更密、衰落更彻底，憧憧暗影变为处处可见。《大浪淘沙》中以安源煤矿工人的极度困苦与上海租界中洋人的横行霸道呼应了这一点。对中国差异性的认识令毛泽东、何叔衡们较早意识到以革命改变中国的艰巨性、长期性和乡土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理论有掌握，有所知，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品格更天然匹配，更擅长。由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径言来自内地的代表“土气”。而“土气”二字大概正是理解中国革命为何能够成功的一把钥匙。

在厘清史实，反映时代之后，《大浪淘沙》第三个吸引人之处在其不仅“论世”，而且“知人”，剧中不少角色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陈独秀，演员很好地把陈独秀的多面性演绎了出来，即其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时常容易急躁的大读书人，也是一个有家长作风的党的领袖。出演历史中的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真”是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最知道自己的是他本人。“似”尤其是“神似”已是很高的境界，而所谓“神似”，其呈现的准确状态以笔者浅见应该是历史人物本身的魅力通过演员的表现散发出来，而不是演员借历史人物来散发他个人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浪淘沙》中青年毛泽东的演绎也以其“富含激情但又不失沉稳”的基本状态做到了“神似”。

在中共领袖之外，《大浪淘沙》塑造了周佛海、戴季陶、张东荪、邵力子等一批在早期党史中留下不少印迹，而在以前则因汉奸、国民党等身份而不宜出现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这反映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史叙述和党史宣传的大气度与大格局，正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里所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因此以上人物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让党史更加丰满与丰富，另一方面也能对党史提供更多映衬与对照，党的发展就是在各色人物的起起落落中走过来的，自然各色人物的高低浮沉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党的发展历程。

最后，《大浪淘沙》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先前党史电视剧中少见的鲜活女性角色。演员们很好地把握住了高君曼、王会悟、杨开慧、李慧馨等当年革命女性应该有的气质和神韵。她们不再只有作为花瓶的惊鸿一瞥，也不再是男性革命家的附庸，而是有精彩的故事、丰沛的情节和独立的镜头来使她们在一部电视剧中真正地立了起来，这和该剧导演作为女性的视角和观照密不可分。

转型大浪迎面而来，呈现不易，变革故事如恒河之沙，驾驭甚难。《大浪淘沙》很好地呈现了在近代中国历史大转型浪潮的冲击洗刷下，披沙沥金，终显英雄本色，厘清人间正道的党史故事。这样的剧从目前看未必大火，但会作为长久的精品保留下来，值得一观，亦值得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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