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晚年的走红，大概是他也未曾料到的。八十年代初，人们开始注意到他，先生却笑而对之，旧态依然。印象里他越到老年，越有古风。第一次见到他，像是早就熟悉的父执，有着天然的亲切感。那时候我也住在蒲黄榆，和他家距离不远。蒲黄榆属于丰台区，环境乏善可陈。《蒲桥集》写到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野味儿，仿佛世外桃源，以致有人专去造访蒲黄榆的那座桥。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写出了美，看得出他笔底的神奇。

我年轻时有幸认识了他，念之而感怀至今。不过那时不太敢惊动先生，造访汪宅的次数有限。最初的交往，便感叹他的博学，气质里有俗人没有的东西。沙哑的声音，有点麒麟童的苍劲之韵，很强的磁性弥漫在客厅里。聊天的时候，常常涉及民国的人物。因为我那时候正在研究苦雨斋主人，便问他怎样看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他对于周作人、废名颇为佩服，说了诸多感慨的话，其余的几位如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他兴趣不大，评价偏低，以为只学到苦雨翁的皮毛，辞章有些生涩。具体说到俞平伯的散文，他直言有点矫揉造作，没有放开手脚。至于沈启无，过于仿效周作人的文章，就不太出息了。

李陀曾说汪先生平和的背后，有点狂狷之气，不是没有道理。同代人的作品引起他兴趣的不多，那些流行的作品在他看来多禁不起阅读。但也有入他法眼的，比如孙犁、黄裳、阿城等。倘有好的文章家出现，他会欣然不已。有一次我给他带去赵园的新作《北京：城与人》，内中有谈京味儿的片段，涉及汪先生的地方不少。许多天后再到汪宅，他对于赵园的文笔颇为喜欢，让我转告，写得真好。在他眼里，当代学者还有以这样笔法为文的，的确不多。那时候赵园还在关注当代的一些作家，却未能有暇见到汪曾祺，真的有些遗憾。倘他们有些交流，当有一番风景吧。

我觉得晚年的汪曾祺有点寂寞，虽然约稿的人多，求画的人众，但能够与其深度对话的人殊少。林斤澜是他的老友，可彼此的差异带来思想的不同。他们喝酒的时候无话不谈，多是文坛掌故、学林笔意等等。但关于人文学术，文化史，只能独自咀嚼，周围的人不能与其在学识上有所互动。他虽欣赏林斤澜小说的味道，但有一次对我说，可惜老林的章法有点混乱，过于混沌是不好的。他也不太关注当代的批评家，那原因可能是缺少学问或别的什么。更主要的是，与他交往的人，对于文章之道和母语隐秘，木然的时候居多，于是只能自己与自己对话。显然，我们这些喜欢他的人，都不能跟得上他。

汪先生喜谈语文，也就是他年轻时候所云的“语体文”。但他的视角和那些京派的文人不同，雅言有之，俗语亦多。记得朱自清在《雅俗共赏》一文里，也颇为关注雅俗问题，但朱氏只能在儒雅的语体文里自营氛围，却与人间烟火颇为隔膜。废名的文章很美，不过也是士大夫语言的改造，不太有烟火气。至于周作人，那是书斋里的走笔，俗言俗语还是多少被抑制的。

但汪先生不是这样，他是语言上的出新者，厌恶绅士之调，亲近民间的超然之韵，周氏兄弟的辞章爱之，村野的小调也很喜欢，博雅的学问落在泥土地里，遂有了《世说新语》般的意味。读汪曾祺，每每不忘其语言之趣，古调与今语，台阁与山林，都不是对立的，好似彼此在一个调色板里了。

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是很注意语言的，留下谈艺的文字，关于语言的话题最多。汪先生谈论语言，不像前人那么拘于作家的身份。他看重各种语体，古今中外的句法都曾留意，摄取的语汇都融到自己的文章里。他在议论文学史与批评史的时候，鲜谈那些观念性的东西，非不能也，乃不愿也。在汪曾祺眼里，语言是精神的存在之所，也为生命的血脉。思想的有效性如何，其实是语言的有效性决定的。视语言如生命，且以一己之力对抗粗俗的文风，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内力。他到美国讲学，谈语言问题；去鲁迅文学院授课，也讲语言问题。而在自己的集子的序跋里，辞章的好坏成了衡量文学的标准。坦率说，汪先生讲这些话，有自己的“语言政治”。

有人说他是一个隐逸式的人物，有一点旧派文人的气味，这大概是皮毛之见。我觉得他的视野上承六朝遗绪，下接晚清余风，又染有苏轼、张岱的神采，是个打通古今的人物。他讲语言，也是讲历史，讲存在，更讲意义，其间隐含着改革的冲动。与时风看似很远，心却在现实之中，焦虑之情隐隐，责任之感深深。汪先生有自己的抱负，那情怀，比起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作家，是要更为宽广的。

汪曾祺以为语言有文化性，所谓文化性，不是思想的单面表述，乃对于古今中外文明的摄取。他很喜欢六朝文人的辞章，简单里有幽深的东西。那其实受了佛经的某些影响，还有上古思维里的质朴之味。中国好的文章，多不是靠词采为之，而是简约里散出幽情，贵在传神。柳宗元、欧阳修于此颇多会心，他们的文章好，乃文史修养很深的缘故。六朝以来好的文章家也是学问家，在审美上也自成一路。学问可以提升境界，却非生硬替代，而是天然形成。大凡用力去写的文章都不好，苏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在他眼里是高明之论。

语言的暗示性，也是他重视的一面。他说：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一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摇了百枝摇；它是“活”的。这是夫子自道，说出了自己的审美追求。他所说的暗示性，是有多种维度的存在，有古文的复制，方言的安插，还有口语的嵌入。他行文的时候，往往点到为止，不画蛇添足。但背后有无边的背景，那里有人间世的风风雨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看似回忆文字，但桐城派的简约，苦雨斋式的淡雅，以及沈从文式的清秀，都在不动声色里出来，静水深流的特点，于此得以伸展。《金岳霖先生》是一篇趣作，叙事、写人，从容得很，写到漂亮的地方，便戛然而止，留下空白。但字里字外，余味儿袅袅，一时让人叹然。

汪先生还谈到语言的流动性。写作的人，倘被一种语境囚禁，便会止于生涩之途。他的笔触轻轻落下，没有声响，但却触动了读者的神经。这流动性有大雅到大俗的起伏，空漠与实有的散落，以及正经与诙谐的交汇。有时候是韵文的思维下的片段，有时是谣俗之调，有时则是若白开水的陈述。他的一些小说，语言几乎就是口语的铺陈，但偶尔夹杂文言，又冒出戏曲之腔，拓展的是一条词语的幽径。一语之中，众景悉见，转折之际，百味顿生。他取韩愈的节奏之美，剔除了道学的元素；得张岱之清越之趣，却有凝重的情思。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艺术，在神韵上影响了他词语的选择，幽怨流于平静里，这在百年文学中是少见的。

（节选自孙郁《汪曾祺的语言之风》，完整原文刊发2020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

作者：孙郁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