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由上海市社联与文汇报社主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季（简称文学季）第四场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台上，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与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江学者、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坐到一起，共谈“文学与我们的生活”。台下，座无虚席、加座、席地而坐，直到“站无虚席”，容纳300人已是饱和状态的礼堂，在讲座开始前已寸步难行。无处可站，主办方把过道里站着的读者请上讲台，直接挤挤挨挨坐到了嘉宾身畔。

有一道光，我们彼此照亮

当天下午2时许，同所有读者一样，贾平凹饶有兴味地观看大屏幕里的配音PPT介绍。那是关于他的介绍回眸，大到他对八百里秦川的情结与意蕴，细至当年他踏入校门时精确的步数，在PPT中一一娓娓道来。淳厚的男声尾音刚落，满堂掌声里也有贾平凹的一份，不敏于辞的作家连连称“好”，照例带着浓烈的秦腔。

专门制作的PPT是送给嘉宾的惊喜，却也道出主办方的初衷——都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必有一盏属于文学。点亮后的光芒，既可照耀到彼端，同样熨帖着此端。

自从10月25日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开启文学季大幕，前四期以来，格非、杨扬、方方、汪涌豪、孙甘露、罗岗、贾平凹、陈思和8位作家、学者先后走进讲堂，与读者们共赴文学之约。每次3小时，既有作家与学者基于同一主题下的独立演说，又有嘉宾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互动环节。在《开放的写作》、《安顿在城市的文学》、《文学创作和个人表达》、《情感与故事》、《迁徙与阅读》、《法自然和现实主义创作》等一个个题目下，既有嘉宾们抛出相呼应的观点，比如“文学是观照人心的”和“文学给人否定与超越的力量”，也有读者和嘉宾灵感碰撞后的针锋相对，比如“作家该不该追逐社会风潮”。每一场观念交锋后，既有读者约定下次再见，更有嘉宾们连连称道不虚此行。

有种情怀，我们共同激荡

“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路上，我们时常惊恐不安。”有读者问贾平凹，作为一名在读的大学研究生，自己已然感到文学坚守的道路漫长并险阻，身为成名已久的作家，他是如何长久地保持创作的激情与兴奋点。一言道出场内许多读者的心声。就连陈思和也引颈期待贾平凹的回答，作家是如何做到平均一年半到两年就创作一部新长篇，且篇篇经典、部部有新意的呢？

全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贾平凹，只见他举起一只拳头比划，“如果一头猪不好好吃，本该长120斤，结果只长了80斤，灵魂从原来这么大，最后缩成了拳头般大小，下一世便只能投做一只弱小的动物。”他试图用佛家的轮回观点、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来表述，无论怎样的身份，无论生命里哪个阶段，“把自己尽量做好，才对得起胸中情怀”。

对于主会场近400名读者以及设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视频分播点的近300位听众而言，“情怀”是众人聚集到一起的最大理由。风调雨顺的年代，固不会有艾青那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式的直抒胸臆，但岁月失语，惟文能言，上海市社联、文汇报所能做的，便是叫情怀对话，让文学大爱共同激荡。

正因为此，文学季系列讲座开始以来，不断感召着城市里向往文学的人群，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现场从来座无虚席。而第一期后，工作人员发现，外地读者甚至一些身有残障的听众都不惜跋涉汇聚一堂。读者找到我们，我们找到读者，随后一起投奔文学。

有个方向，我们携手前往

每场文学季演讲结束，嘉宾们带走文汇讲堂为其度身定制的PPT光盘，所有读者揣着刊有嘉宾长篇人物稿的《文汇讲堂》小报称心而归。而对于文汇讲堂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而言，新一期的讲堂筹备已经提前开启。“从大家到大家”是唯一的目标。前一个“大家”是作家、学者、有大成者，后一个“大家”则是知识受众，是每一个文学梦想的盛开。

更值一提的是，在文学季搭建起的学习共同体里，大受脾益的何止是读者一方。讲堂本身，乃至嘉宾们都时常有种感觉“这是次‘借脑’的灵感启迪”。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季12月20日就要暂告段落了，作家韩少功与评论家王晓明将做客最后一期。5次相约虽然短暂，却能让星火成薪火，启程与交接在城市每个角落。一切正如陈思和教授所感慨的：“文学与1980年代比，并不至无人问津，只是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受众被分散化。而文学季的活动让大家看见，如今，在文学的世界里，依然可以温暖如初。”

文学的世界，我们愿做一砖一瓦

文汇报与社联为什么要合作推出本届文学季讲座？用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的话就是：“一方面是时代背景决定的。上海的城市正在快速变化中，我们需要寻找思想的定力、灵魂的安顿，在历史巨大的变迁中找准未来方向。另一方面，吸引我们的是文汇报中正平和的气质、深厚人文的内涵，以及媒体本身的公信力与传播力。

从今年初开始，组织方就开始酝酿，选择的讲座既要能契合时代、切中现时生活，在社会中产生共鸣，又能彰显上海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软实力。在排出思想、情怀、方向、时代、大众、文化影响力等等一串关键词后，敲定了“文史哲”三季专题——“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文学与我们的生活”、“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核心是“我们”，意为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文学与我们的生活”的主题既定，就要考虑邀请不同地域生活的代表性嘉宾，他们扎根的土壤不同，那么创作风格自然各有千秋，这就是如今的文学季演讲嘉宾阵容——格非来自北京，方方是湖北人，孙甘露是本土作家，贾平凹扎根西北，韩少功来自海南，几位作家来自天南海北。

水泄不通的现场、在讲台上席地而坐的读者，文学季受欢迎的程度有目共睹，连哲学季的演讲嘉宾华师大教授高瑞泉也特地赶来，坐在台下当一名文学季的听众。

上海正在构筑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有具备影响力的文化活动、文化事件与文化人物。在此过程中，我们愿做一砖一瓦。

贾平凹讲话时，听者无不竖起耳朵屏气凝神。一来当然是尊重，二来是因他一开口便是浓郁秦腔。

贾平凹的演讲，配上原汁原味的商洛方言，有些不着边际，看似莫测高深。作家嘿嘿一笑：“听不懂或者听不清楚对我而言是好事，可以把讲的不好的地方遮蔽过去。”他说自己生来有两件事不自信，一是个头，二是人前说话。

对他自嘲的“笨”，也许称“拙”更精当些，已故作家汪曾祺做过如是评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呐。”拙和呐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只不过，那个真实的、巧思善辩的贾平凹习惯藏在文字背后。他的这次演讲，看似全无“作家气”，在稠人广众之中，只把自己缩小到最低限度，但其实灵敏与睿智全在那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细琐段落里，就像他自我描述的——“走过许多路，见过许多树，往事如同行车的路边树，闪过去了，但其实树还在。”从《商州》到《老生》，15部长篇小说，无非贾平凹来时路上的、形态各异的树。

作家分品种，一重境界一重山

关于文化，贾平凹有一段论述：“各个人群居住的地方不同，气候不同，物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他把文化比作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过日子的哲学。

由文化背景不同而让作家分出品种，这是他开宗明义的阐释：“我是农民。”出身乡土，贾平凹最先接受的便是民间文化，且是最底层的农村民间文化。在商州农村度过的童年，月亮是夜的太阳，丑石富有美感，榆钱可以养活婆婆，民间大量的神秘文化都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产生深刻影响。所以，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商州》与《浮躁》里，投射出的无不是青年对乡村的复杂情愫。

“但人在路上，难免拐弯，拐弯处那棵标志性的树便留在了记忆中。”当外界以为贾平凹会在乡土小说的大道上发足狂奔时，他却倏忽拐弯，写起了当代西安，记叙“废都”里闲散文人庄之蝶、龚靖元、汪希眠与阮知非的起居故事。接着，《秦腔》、《古炉》、《带灯》，或苍凉叙事，或与鲁迅对话，或悲悯情切，贾平凹似乎再没重复过自己，每一两年新作出手，便要换一棵“树”另行标记。直到翻开《老生》，评论界一致惊奇——他竟如此艺高胆大，每章开篇都嵌入一段《山海经》，直接承袭《红楼梦》的叙事传统。

有人探寻他创作风格闪展腾挪的根源，贾平凹却诉起自己的生死观变迁。“人生悲苦的观念影响了我几十年。”出生第一响啼哭，世间无数哀愁，莫不是作家眼中人生苦短的写照。但50岁后的某一天，“我却突然自问，既然生来受罪，为何几十亿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死？”反思过后是豁然开朗，“原来，人来自于爱，每个人都因为爱才诞生。既是如此，何不心生喜悦？何不相信：你爱花，其实花一样喜欢你，甚至花更爱你。”一山又一山，境界一重再一重，《山海经》便是这般描绘的。

时代需责任，我有使命不敢怠

新作《老生》，贾平凹在拐过几个弯后回归陕南的山村，试图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当下。民间写史的作家不在少数，但他却算得上异数。不仅因为《山海经》的融入或是《红楼梦》式的笔法，更多的在于他小说里过去与现时的矛盾存在。

在回眸“历史”中，贾平凹笔下的叙述人都带有奇诡色彩，比如引生、狗尿苔、唱师等等奇人，他们或是不明所以的狂乱，或是其来有自的超然。但到了探访“当下”时，他写到的主人公子路、庄之蝶、带灯等，却齐齐剥下奇异外套，纵有出世之心，但到底是入世之人，精神世界总徘徊于撕扯与挣扎。如此刻意安排，贾平凹只用“时代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品种”来解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更有各自对应的文学。他说：“要让人能寻到对应的家园。”

至于他自己，从最初石破天惊的《废都》，到苍凉透骨的《秦腔》、直白反讽的《高兴》，一直到现在以“荒”为底色的《老生》，贾平凹一直在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即用见微知著的文学书写，来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我常思索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创作30多年间，贾平凹发现这个年代的作家都在写着百年的故事，且故事里多的是丑恶、残暴和恐惧，仿佛揭露和批判就是文学创作的核心。“当然这是必然也是必须的，”他承认，社会转型的时代，复杂丑陋摆脱不了，“但文学并不是为呈现这些复杂丑陋而生，并不意图让人绝望甚至自杀，而应该提倡更好地生活。”

所以，贾平凹的坚持，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站在当代说一些公道话。“这种公道话其实是在思考。就像一个人吃完饭，牙上沾着韭菜，你要告诉他把嘴上的韭菜擦一擦。这有可能会让对方难堪，但确实保持了他的形象。”作家说，听“公道话”的结果取决于牙上有韭菜的人如何看待，更取决于指出他的人讲究怎样的方式。落到创作上，便是怎样用写实的笔触去唤醒人心向善的一面。

贾平凹把这视为对家乡、对记忆的一份责任。他把这些写在新书的封底：“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