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繁花》是为上海这座城市立传的一本书，写尽了上海这座城和城里的人，为这座城说了话。话剧《繁花》的目标，是做成上海的“茶馆”。《茶馆》阅尽了北京的人情世情，成为历演不衰的经典。话剧《繁花》是用当代海派的方式，为这座城市立言抒情。

《繁花》里沪语的婉转情致，是上海气息的皮相。而这作品真正写活的，是此城和此地人的内在韧性，一份这边独有的精神气质。在小说《繁花》出现前，这种独一性，很少有过与之匹配的文学描述。原著小说之难得，在于写成了“嘈嘈切切的弄堂史诗，层层迭迭的烟火传奇”。

弄堂曾经是这座城的主体单元，折叠了无数个人时空，又因其四通八达而构成一个网格状交错的人际社会，构成了这座城的阡陌纵横。上海人在条条格格、自成方圆规矩中达成契约式生存，在章法内求渡过，于协同中求生机。生活本身五味俱全，有时极尽窘迫，上海人擅长用全五味调和某一味，懂得用生活去解决生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韧性”，不显山露水，而是潜伏在所谓的小市民基因里。这种韧性，是推动这座城市不断向前的恒力，无论外部世界动荡或安稳，内心秉持韧性的饮食男女始终心有念属，好好生活。

话剧《繁花》力图展示的正是这一韧性，也是主创团队强调的“正能量”。我不希望这出戏单纯传递悲情或愤怒或简单的家长里短，而是一边穿街走巷一边意气风发。戏剧的终极目的，正是突破一些表象或表面化情绪，触及对生命或生活的本质性体认，让人获得力量。

就文学技法的层面来说，小说《繁花》开创了新的文体，以话本小说为底板，多线叙事和地图写作为结体，用不加引号的对话从一个故事推动到另一个故事，从思南路推动到大自鸣钟五角场。有评论家归纳为“上海叙事”，非常贴切。

这样一部细碎又庞杂的小说，要改编成常规性集中叙事的戏剧作品是极其困难，也是远离原著精神和风格的。于是，现在这个版本的排演尝试——多线叙事、时空切换和静态呈现等，可以看作在舞台上展开“上海叙事”的一次尝试。

话剧《繁花》的第一部展开阿宝、沪生和小毛三兄弟的青春轶事，人物交叉演绎，1970年代和1990年代错位穿插，在时空穿梭中营造人性恒久流动之感。依托舞台中央的圆盘装置，依托灯光和服装的不断切换，音乐音效烘托情绪的配合，两个时代相互映照，叙事流线不疾不徐。大部分演员分饰多角，人物的个性在命运沉浮中逐渐清晰，时代变迁中仍有市民理性坚如基石。在不断流动的舞台上，戏剧呈现的质感是轻盈的，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剧情切换中，虚拟化的跳接让一个个故事灵动地接入剧中人的命运。于是观众能在柴米油盐男欢女爱的市井奇谈中览遍众生，体味世道人心。

在这个川流不息的舞台上，话剧《繁花》试图呈现近代以来的上海审美曲线。大量有关上海的作品，创作者的美学想象停留于20世纪初的“花样年华”，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上海早期城市文化的记忆。而时间流逝，大浪淘沙，到了今天，1970到1990年代同样也沉淀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记忆。市民社会里的美学度量衡从来不是固态的，话剧《繁花》正是尝试再现改革开放前后30年热闹、嘈杂的生活美学——如果“长恨歌”余音绕梁，那么“繁花”何尝不是落英缤纷，纵然是那样略显纷乱的时代，亦有一份生机跳跃的美感。(作者为话剧《繁花》制作人)

作者：张翔

编辑：王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