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郑克鲁于9月20日晚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

郑克鲁，广东中山人，生于澳门，曾祖父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

1962年，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硕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任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翻译家学会副会长，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一级文化交流勋章”。

郑克鲁   郭天容/绘

作为翻译家，郑克鲁因翻译《家族复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为读者所熟知，事实上，这些都是他在研究和教学之余翻译出版的。他对于法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探讨，完全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阅读与领悟，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

本报记者曾多次采访郑克鲁先生，他谈论自己治学的经历和心得。他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种精益求精、追求真实的精神，他的文字和精神值得人们不断学习、研究和深入挖掘。

郑克鲁：清茶一杯，清灯一盏，水深流静

本报记者 傅小平

（综合《文学报》2012年11月22日、2018年4月12日报道）

自1979年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译作——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迄今，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翻译家郑克鲁发表了总计1700万字的法语文学译作。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评价，郑克鲁的工作就好比是酿酒，倾其一生，精益求精，让他翻译的作品历久弥新。

事实上，就像郑克鲁的弟子、翻译家朱振武所说，他不止在翻译上，在研究和教学上也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他的著作和编著近2000万字，他还写了近300万字的学术论文和其他各类文字。朱振武不由得感慨道，总计4000万字的文字量，就是说，在近一个甲子的每一天里，他平均每天都要完成1800字的写作或翻译工作！天下之大，有几人欤？“如今，都快八十岁了，他依然每天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做翻译和研究，‘清茶一杯，清灯一盏’，达到了‘水深流静’的境界。”

46卷本《郑克鲁文集》于2018年推出

郑克鲁由勤奋刻苦而致的极度高产令人感佩，至为重要的是他的翻译和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翻译的《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等名著，一直以来都是广大中国读者阅读法国文学的首选。他也因在翻译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在1987年荣膺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教育一级勋章”，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2012年获“傅雷翻译出版奖”。他主持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是中国高校学习外国文学的权威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总计28种38卷本的《郑克鲁文集》，就汇聚了他译作和著作的精华部分。

很少为人所知的是，郑克鲁最初学习法语完全是出于偶然。他1939年出生于澳门，中学时就酷爱文学。报考大学时，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语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语专业，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西北大学教授杨昌龙的说法，郑克鲁凭“工匠精神”造就了具有典范性的“郑克鲁现象”：“他学养深厚，具有相当强烈的经典意识，对翻译、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忠贞不渝、不离不弃。他将专业等同于生命，他为了他的专业而活着。”

我通过掌握大量材料去评论作家，这样才能写得深入

记者：38卷《郑克鲁文集》汇聚了你部分译作和著作，选择哪些文字入文集，你有什么样的考虑？

郑克鲁：这次选入《文集》的著作和译本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合著和合译的，还有绝大部分有版权问题的都没有收入。

记者：文集里收入了《普鲁斯特研究》，就我的了解，这大概是你唯一一部单个作家的研究专著。你的研究一般都与翻译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但普鲁斯特这部被很多读者认为“死活读不下去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是个例外，我印象中，你只是进行了研究，却并不曾参与过翻译。

郑克鲁：普鲁斯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首创了意识流手法，自然成为我着重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项目曾列入社科基金，由于以前总觉得还不够完善，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次是勉为其难地列进去了。你说《追忆似水年华》“死活读不下去”，可是法国的大学生走在路上都喜欢手里拿着一本。这部小说不好译，我是避开了。我只译了普鲁斯特的两个短篇。

普鲁斯特

记者：有别于很多研究著作，不仅是这部《普鲁斯特研究》，印象中你写的文学史著作也深入浅出，在写法上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郑克鲁：我通过掌握大量材料去评论作家，这样才能写得深入。至于观点，我注意法国批评家提出的见解，同时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心得，提出新看法。例如法国人一般认为普鲁斯特运用的是心理描写，我觉得英美批评家提出的意识流更加适合，因此我从这个角度，通过几个方面去研究普鲁斯特。

记者：读到几部普鲁斯特的评传，都会涉及《驳圣伯夫》，但大多一笔带过。你专辟一章来写，并分析道，普鲁斯特批评圣伯夫，主要在于他奉行的实证主义方法将文学批评简单化和庸俗化，离开了文学的本体——作品。现在很多研究倒是把作家作品放在中心位置，反而忽略了别的因素。实际上，写文学史一般都会涉及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总体创作，在你看来，这三者构成一个怎样的关系？

郑克鲁：我们评论一位外国作家，对他的生平总是要做些介绍的，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再说文学史，一般都要有生平部分；生平经历对于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有紧密联系。了解一位作家，时代背景和生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有一个写多少的问题。但重点应该还是放在作品本身上面。时代背景和生平不能代替作品分析，圣伯夫的弊端就是把两者颠倒了，研究重点放错了。

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要具体分析

记者：既然说到了批评，你写文学史的时候，怎样体现自己的批评意识？一般来说，写文学史都要求客观，中性。所以，很多文学史，尤其是那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读来给人感觉四平八稳，着实缺少性情和趣味。

郑克鲁：写评论要有自己的观点，既要吸收法国批评家的观点，也得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写文学史的要求不能说“客观、中性”，说中肯、准确倒还可以。的确，文学史写得生动有趣是很难的，不像小说那样好读，毕竟两者有性质的区别。生动与深刻是有矛盾的，两者兼而有之不容易做到。

记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写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比较研究这一章。你写道：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确有不少继承，两人的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你说的，意识流小说与现实主义传统小说有很大的区别。你觉得普鲁斯特的继承，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有何启发？

郑克鲁：普鲁斯特很喜欢巴尔扎克，不少地方有继承，这是事实。有人认为现代派和现实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其实不是这样简单，普鲁斯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派与以前的文学无疑有继承，完全割裂开来的情况也有。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要具体分析。普鲁斯特现象本身对我们就有示范作用。

记者：你翻译了数十部法国文学经典作品，你特别强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和《茶花女》是你的两部重要译作。为何？

郑克鲁：《茶花女》和《基督山恩仇记》这两部译作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我一般是以社会反响来评价我的译作的。此外，《悲惨世界》和《第二性》也有较好的评价。

记者：这次文集里也收入了你翻译的几部中短篇小说选。像梅里美、莫泊桑以短篇小说见长，你翻译它们，很好理解。但巴尔扎克以长篇小说见长，你虽然也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但着重翻译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是不是因为有傅雷先生的译本在前，你选择“绕道而行”了？

郑克鲁：法国作家写短篇的很多，巴尔扎克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曾发表过一本《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傅雷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巴尔扎克的短篇吧。文集里还有一部《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我收入了约二三十个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读者的眼光是明亮的

记者：你获傅雷翻译出版奖也让我想到，其实早在1987年，你就曾获法国政府教育勋章。在我印象中，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对世界文学、艺术的交流和传播倾注如此多的热情。我想，法国文学翻译在国内各语种的翻译中尤显突出，自然有法国文学本身表现抢眼值得译介的原因，也未尝不和其推动的文化政策有关。比如，近年的“傅雷计划”，就促成了很多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或重版。不仅如此，法国也注重对本国以外优秀作家作品的吸纳。比如，莫言、余华、李锐等作家就曾获“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在您看来，法国在文化政策上的成功举措，对我国在改善翻译环境和扩大文化输出等方面有何借鉴意义？

郑克鲁：你说得很对，文化的传播与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关，我国完全可以像法国那样，在其他大国设立翻译奖，推广我国的文学和文学著作在外国的翻译。花费不大，效果却会很显著。

记者：就法语文学翻译而言，你翻译了《茶花女》《悲惨世界》　等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著作，同时也翻译了现在已少有人问津的《蒂博一家》《康素爱萝》等作品。你想知道，您选择翻译作品持何种标准？

郑克鲁：我翻译文学作品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开始，最早的一篇作品是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那时的翻译状况和现在不同，很少把注意力放在重译上面，一般都翻译没译过的作品。我曾经和友人想组织翻译诺贝尔文学奖丛书，于是动手翻译《蒂博一家》，这部小说在上世纪的法国很流行，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随后在李健吾的推荐下，我和友人翻译乔治·桑的长篇《康素爱萝》，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作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仍然拥有广泛读者，也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小说。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我曾发现最早翻译过来的《基度山恩仇记》被删节很多，向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建议重译，他过了两年才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不久他让我翻译《茶花女》。21世纪初，译文出版社的编辑请我翻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傅雷的译本不错，另外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三是小说篇幅很长，所以我拒绝了。不久他又请我翻译《悲惨世界》，我觉得这是第一流的作品，同意翻译。又后来，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不久，这个编辑又来找我，问我译不译《第二性》，我说，尽管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便接受下来。

郑克鲁凭借《第二性》全译本获2012傅雷翻译出版奖

记者：但凡经典的作品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译本。这当然是好事，某种意义上，是否不断有重译本出现，能检验一部著作的经典性。但这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选择和鉴别上的困难。当然，文学不像科学等领域，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但相对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在您看来，该如何判断？

郑克鲁：经典作品可以重译，有不少则需要重译，因为以前的译本不够好，即使是重译本，有的译者是“拆烂污”的。不少读者只看作者是谁，购买时分不清哪是好译本，哪是差译本。对译本的鉴定当然有标准。简单一点，就是以“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译文是否准确，是否通顺，是否属于美文。第一条需要懂原文的人来鉴别，第二、三条要看读者。我觉得读者的眼光是明亮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译本的评论，体现了读者的意见。

理论最好结合实践来进行

记者：看了文集目录索引才知道，你不仅写了《法国诗歌史》，还翻译了三卷本《法国诗选》。不妨说说，翻译诗歌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

郑克鲁：我初次到法国之后，发现法国诗歌非常丰富，大开眼界，便有意搜集诗歌选本。回国后，一面讲授法国诗歌，一面译诗，约有一万行。1990年至1991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表了《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法国诗选》直至21世纪才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诗歌难译，十首诗有一两首译好就不错了。

记者：就我自己的读诗经验，诗歌译本之间大异其趣。有时同一个外国诗人的不同译本，给你感觉不像是同一个诗人写的。更何况诗歌经过翻译必然流失很多。你怎样理解“诗歌不可翻译”的观点？

郑克鲁：“不可翻译”的意思，我想是指难以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优美全部传达出来，不可避免要流失一些东西。但也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难以翻译的，有的可能比较容易传达。一首诗的韵律如果改变了，必然整行诗就有不同的译法，差异相当大。

记者：我想如果说你对诗歌翻译比较有把握，该是因为你做了深入研究。而且你也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你觉得翻译理论能在何种意义上促进翻译实践？

郑克鲁：一定的研究能让人了解作品，甚至一个特殊句子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无误地翻译。研究也能指导译者去选择译本。正确的翻译理论当然有助于翻译；理论最好结合实践来进行；目前对翻译实践的研究较弱，流于空对空的理论研究多了些，这无助于翻译实践，对翻译起不到好作用。

知道得更深入些，思索应该更深入些

记者：再来谈谈你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整部著作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前者为上中下三编，后者为一整编，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为何亚非文学只占这么小的一个比例？是因为西方文学比东方文学重要，还是西方文学在全球的影响力要大一些的缘故？

郑克鲁：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有人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由，认为至少东西方应同等对待。我认为这样安排是不行的。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东方文学几乎处于沉寂状态，而这个时期西方文学却蓬勃发展。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出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优秀的小说层出不穷，而东方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小说才起步。你说还要把东方放在突出地位吗？

记者：在我印象中，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是由几个人通力合著的。毕竟，写文学史要涉及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你以一人之力就完成了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两卷本《现代法国小说史》，及《法国诗歌史》。这一点着实令人惊叹。你是怎么做到的，三部文学史是同时进行的吗？你觉得一个人写与多人合作写，各自优缺点在哪？

郑克鲁：我写文学史，是分步骤来完成的：先是对一些作家进行较充分的研究，然后扩展到对一个时代的研究，到了基本上成熟时，再着手整部史的写作；当然，有些作家仍然缺乏研究，那么再做补充式的研究，填满缺陷。《法国诗歌史》最早完成，先是我给学生开了一门诗歌欣赏课，评论文章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再写成诗歌史。继之发表的是《现代法国小说史》，基本上是一章章写下来。这两本书出版后，有了基础，再着手写《法国文学史》。合作写可以集众人之长，但是由于参加者良莠不齐，不能保证统一的质量和统一的风格。一个人写能排除这些缺点，不利之处是有的章节可能写得不够充分。

记者：这次会上，多了解了一些你的翻译研究生涯。听后特别有感慨的是，你在很多方面都能走在同行前面，可谓得风气之先。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就开始重拾专业，在单位图书馆涉猎大量法语原版作品和资料，并与两位同事开始撰写《法国文学史》。到了八十年代，又率先与袁可嘉、董衡巽合编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你有先知先觉吗？还是你相比很多同时代人多些独立的思考？

郑克鲁：当时，我已意识到法语是我的吃饭工具，需要提高，便想方设法提高法语，大量阅读原著，打下了我以后研究和翻译的基础。我涉猎和搜集的法国文学材料比别人多些，投入的力量也应该多些，知道得更深入些，思索应该更深入些，1981年至1983年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当访问学者期间，我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开阔了眼界。这些都是我后来有较多成果的主要原因。

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记者：每个翻译家走上翻译和研究的道路，都有不同的机缘。我们知道您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你曾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另一方面，您也有很好的师承，曾跟随作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读完硕士。您怎么看待自己所继承的这些思想和精神资源？

郑克鲁：郑观应是我的曾祖，我的写作能力也许跟他有点因缘。研究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学时已经从事文学研究，在读研究生时，更是着重研究。由于自己喜欢翻译，主动进入这个领域，我编过两本杂志：《春风译丛》《漓江译丛》，编过几种作品选，在这方面，国内的翻译家并不多见。翻译对研究是有帮助的，翻译能提高外文。研究则能选中该翻译的作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有助于在译本的前面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序言。有不少译者认为序言不重要，这是由于他们写不出一篇好序言，只能写出介绍性的文字，而不能对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国外，序言很重要，经典作品都要请专家来写，指导阅读，这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当下文学翻译环境不理想，翻译稿酬又比较低廉。作为一个在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其实靠申请研究项目挣经费，也远比翻译一两本书来得实惠。实际的情况是，您在教学、研究之余，从来没停下手中的译笔。是什么促使默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翻译？

郑克鲁：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便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作者：傅小平
责任编辑：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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