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新中国七十载风雨兼程的奋进路上，文艺工作者汲取着建设、改革的伟大力量，“为人民”的创作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我们推出六位活跃在文学现场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心得，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写作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姿态——把写作的根深深扎入生活现场，用心用情书写属于人民大众的故事，向着人类的精神高地攀登。

陈应松：写生态，更要表达广阔的现实世界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我是想写我渴望知道的生活，干脆就是我渴望的生活。我渴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你不去深入和体验你到哪儿想象呢？你写你渴望的生活，也是在重构你的精神世界。                                                  

 ——陈应松

记者：关于你的神农架叙事，莫言有个颇具概括力的评价：“陈应松用极富个性的语言，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梦魇和幻觉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神农架上但又超越了神农架。”当然，除了个性化的语言之外，或许还可以加上诸如“广博的知识”“充沛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奇异的故事”之类的修饰语。你的长篇新作《森林沉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知识、感情、想象、故事，还有语言，才吸引我读下去的。这部小说体现了某种综合性。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是否是评论家李敬泽所说的“你命里该写”的一部书？

陈应松：我自2000年去神农架挂职深入生活，到这几年选择半隐居式地在神农架生活，快二十年了，我写了几百万字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但没有一部是关于森林的，我总是想写一部森林的长篇，也一直在准备，这就是尽可能多补充点森林的知识，写了三年，改了一年，觉得有点模样了，才拿出去。这的确是我命里该写的书，既然此生与神农架结缘，就要对得起神农架。何况神农架给了我一切，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她，才能真正全身心地爱她，写她。我喜欢森林狂热和阴郁的气氛，森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杂草丛，它的远古的荒芜感让人不知所措，人会有失踪的恐惧，因为这种旷世的消失感，会把你彻底地征服。这是人回到人类远古故乡的一种还乡病，爱上森林是艰难的，它太荒凉，是我们古老乡愁的废墟。

《森林沉默》 陈应松/著，原刊于《锺山》2019年第3期《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选载

记者：小说里关于森林的知识的确丰富，用你自己在后记里的话，其中涉及到近百种动植物，以及关于森林的物候、地质、气象和所有对于森林的想象。

陈应松：我说了我希望写得像动植物图谱一样精细，并告诉人们如何描写山川自然，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件这样的事，这件事很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就像某种自然随笔一样，非常美艳，可以为我这部小说中的山民们简陋而残酷的生活增添一些暖色。我在最后一章罗列了许多的神农架花卉，我删掉了很多，我原想写360种花卉，要打破某种极限，造成阅读刺激，后来我还是妥协了。但已经够多了，这是有意为之的，是为自己书写森林的恐惧壮胆。这种写法很暴力，读者一定有新鲜感。

记者：你或许是太想让森林开口说话，或为沉默的森林代言了，所以你要让它们有更多的呈现，哪怕只是在书页上留下个名字。美国生态作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写过一本《看不见的森林》，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看见”森林的。你写《森林沉默》，大概也包含了类似提醒的意图吧。

陈应松：我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的这本书。这位作家很伟大，在一平方米的森林里写出了浩大森林的秘密，广博的学识让人佩服。此人是个生物学家，他的研究调查本来在生物学界就是如此，找一米见方的地方，调查昆虫、植物的分布，没想到的是生物学与文学离得如此之近，而他的观察和描写能力又如此惊人。一种苔藓，一只蜗牛，一个飞鸟，一只萤火虫，一丛树梢，都能够写出整个生物世界的秘密，写出自然森林生态的生机和复杂性。但我在小说中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没有醉心地写生物，我的作品中对森林的描写又是不吝笔墨的，如果把它们拎出来有好几万字。

我说了我写森林是对抗森林的精神压迫。森林虽然沉默，但神灵在飞舞，一切在暗处有不测的心机，森林里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活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有着自己的发声方式。森林从来就不会沉默，只是我们在遥远喧嚣城市的人，完全听不到森林的壮丽交响。森林是不可欺的，凡是欺辱森林的，都会得到森林的强力的高亢的反击和回噬，决不会有好下场。我就是想用文字传导来自森林貌似沉默却是壮丽的天籁之音。

记者：李敬泽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山林是薄弱的，自然是薄弱的。那你写这本小说，是否有一种使命感，接续古代文学或荆楚大地写自然山水的传统，为“以人为中心”的当代文学补上一课？

陈应松：其实中国的山水文学是非常发达的，楚辞诗经里生长着茂盛的草木，中国人对草木的认知很深并且赋予了它们美妙的名字，草木的名字多是难认难写的生僻字，有神秘性更有神性。从魏晋到唐宋，山水诗的发展登峰造极，如果没有山水诗包括散文创造的意境，我不知道中国文人该怎么生活。中国古代散文随笔里对山水的描写，用词精妙丰富，达到了极致。作家对自然景物和山水描写与感悟能力的失去，是近几十年的事，加上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自然在我们生活中的远去，成为奢侈，成为文学的珍稀物种，我有一点小志向，就是要复活大自然中山川河谷花木鸟兽在文学作品中的卓然风情，所以我不仅在《森林沉默》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大自然，也在其他作品包括散文中写自然风景。读者不仅仅读故事，他们还可以在我的作品中饕餮大自然的盛宴。

我还想讲一下山水，山水对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塑造特别是对中国文人的精神塑造、精神修炼与经典化太重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做人态度。不可能行到水穷处，都去跳个广场舞。还有古语云，山可平妄，水可涤心。山如何能平人内心的妄，去山里的人才知道。还有山含瑞气，水带恩光。恩光是什么光，只有选择住在水边的人才体会得了水的恩光。

神农架大九湖

记者：如果说你就是生态小说作家，是把你窄化了。事实上，你还写了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

陈应松：西方的生态是自然的学术的，中国的生态是现实的社会的，古代的生态又是人文的哲学的。特别是在中国生态一定是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将生态纳入现实问题来考量，我在神农架考察和生活，得出了我的结论，所以我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生态作家，虽然我渴望让我的作品更纯粹更安静更洁净更学术更人文，但我做不到。所以，我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是有强烈介入现实企图的，是要表达更广阔的现实世界的。

记者：在中国那么多作家里，你可以说是扎根生活的典范之一吧。因为你是比较强调作家要行走体验的。作为作家中的体验派，你怎么看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应松：我时常在讲课时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倒引起了我的思考，比如写生活不是提倡写熟悉的生活吗？为什么你要跑那么远写陌生的生活？这个提问者一定还没想明白，而我也没想明白。我就反问他：你写熟悉的生活写成功了吗？你真的以为你本身在生活之中了吗？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我们写的，你渴望写什么样的生活？好像是略萨说的，他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为什么他在美洲发现不了美洲？莫言如果从来就生活在高密，他永远不会发现那个文学上的高密东北乡。另外，我不想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是想写我渴望知道的生活，干脆就是我渴望的生活。我渴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你不去深入和体验你到哪儿想象呢？你写你渴望的生活，也是在重构你的精神世界，完成你的精神模型，矫正你的精神缺陷，阻止你的精神愚妄。我对我自己说，书写远方，与神为邻。

滕肖澜：当时当刻的上海，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富矿

本报记者  张滢莹

这座城市时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变化，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时时刻刻有新生事物正在诞生，太多了，甚至写不完，只要走近、真正地去了解，会产生很多创作欲望和冲动。

——滕肖澜

有读者形容，读滕肖澜的小说，“感受到一种特别真实的质地”。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滕肖澜的特别之处在于描摹一个正在发生，也正在“发声”的上海。童年生活在浦东的她见证了这块土地由贫瘠之地开始，直至如今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金融重镇的崛起过程，并将其刻写在多部作品中：《城里的月光》以一对年轻夫妇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历写起，考托福、炒股、下岗、重寻出路等大量生活细节，描摹出的不仅是个人的人生历程，也是浦东在时代更迭中历历在目的变迁和发展；《乘风》围绕浦东机场一家航空代理公司的生存发展，写两代“机场人”的内心纠葛与职业成长，首次以小说的形式为航空代理业的发展留下注脚和印痕；《城中之城》聚焦金融领域，打造两代金融人“文学新形象”。

浦东的崛起过程刻写在滕肖澜的多部作品中

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滕肖澜感受到的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改变，更是浦东人从衣食住行的改善，到心理自信的不断增强。不久前，滕肖澜还问过家里长辈，小时候的外婆家，到底在哪里？长辈指着金茂大厦附近说，喏，就在这里。从一条老弄堂和破旧的烟纸店、小菜场、学校，到远一些的劳动剧场，马路狭小，空间紧窄，小孩子的活动区域基本就在附近一公里内。这一场景，曾在滕肖澜的童年里定格许久，并与如今的浦东新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方面，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在我的写作中”。

关于浦东的书写中，《城中之城》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作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项目选题，在两个月的银行蹲点过程中，滕肖澜观察、研读、探问、实践，不仅走访了前台、信贷、风控、审计等不同的岗位，也调阅了大量内部档案卷宗，不断与相关职员沟通，在充分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后才开始作品和人物的构思。在复杂繁忙的工作中，滕肖澜所感悟到的，还有属于金融领域特有的严谨——金融无小事，任何一点数据和操作流程上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这也使得在岗、在职的金融人拥有和日常玩笑时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专注、专业、细致、投入，这一切，都被她纳入了作品细节中。

浦东新区的陆家嘴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这也是滕肖澜第一次在创作前写下那么完整的人物设计和大纲，光是主要单个人物设计，就写了五六千字。经过扎实的素材收集，滕肖澜带给读者的是一部兼具轻逸与厚重之作，厚重在于作品切入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安全监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成就，以及新时代中国金融的新发展等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轻逸则在于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切入和讲述方式，将暗流涌动的故事如行云流水一般娓娓道来。在为该作举行的研讨会上，《城中之城》题材的特殊性、时代感受到了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可，评论家认为作品聚焦金融业这个一般作家很难触碰的题材，向读者展现一个新的世界，也丰富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作品风格，值得鼓励和进一步探讨。

在《城中之城》后，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心居》（暂定名）也已经收尾。在这部关注上海“居”生活的作品中，她所写的也是当下的生活，确切说，就是这两年因为房市变革和房产政策调整，给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虽未明确以浦东为书写背景，但写着写着，滕肖澜发现小说里写的楼盘、小区，越来越像是自己曾经关注过的地方、散步时经过的地方、朋友提及的地方。作为一部时间跨度仅为一两年内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几乎与故事发生的过程同步——她笔下人物所经历的“当下”，正是上海市民所经历的当下。某种为现实中上海的发展变迁立此存照的意义，在不自觉的书写中逐渐显现：“写的时候未必为了明确的目的，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关于这座城市在发展变化中的点点滴滴是免不了的，写着写着，或许就攒起了一种样貌。”

上海的万家灯火是滕肖澜笔下永恒的题材，她笔下人物所经历的“当下”，正是上海市民所经历的当下

与不少作家所擅写的回望和记忆相比，滕肖澜在近期作品中所展现的当下性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在发生什么，她的笔下便出现什么。在她看来，直面当下现实，并不是一种刻意标榜，而是自然选择。因为靠得近，空间上做不到“距离产生美”，时间上也没有“情怀红利”，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写当下，便是难在这里。就作者而言，第一步要做的，也许就是‘真实’。这是基础。”

“这座城市时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变化，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时时刻刻有新生事物正在诞生，太多了，甚至写不完，只要走近、真正地去了解，会产生很多创作欲望和冲动。”对滕肖澜而言，当时当刻的上海，就是写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富矿，为了写好故事，深入生活、挖掘素材是少不了的。“现实生活的处理，或许是一个虚虚实实的分寸把握的问题。风筝线在作者手中，只要捏得够紧，线也够厚实，便放心大胆，尽情由它飞。”

陈仓：从悬浮到扎根，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活出来的

本报记者  袁欢

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只有活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才会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会体现时代精神。          ——陈仓

从“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到“献给接受我们的上海”，从“进城系列”到“扎根系列”，作家陈仓以步履不停的姿态完成了一个农民的“进城”迁移过程：从陕西丹凤县到此城上海。

这种转变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则显得更为沉淀与深厚。他奋力书写大移民时代人们如何悬浮又如何安家，从而寻求灵魂的安妥。2003年底来到上海，初到之时的各种不适，只能寄托于文字来抒发隔阂带来的心灵震撼，但十几年过去，他已定居上海，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深入到今天，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已经处于一种高度依赖和相互尊重的状态。那么，既然回不去了，就“以他乡为故乡”。“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肯定生活在土地上，不仅吃的东西来自土地，用的东西也来自土地，哪怕一只鸟一束光，都在向下向下向下，最终都要回到土地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块土地属于你，总有人在为你种地。”陈仓寻求土地的供养，所以他尊重爱护土地，他希望用作品来告诉人们：当迁移变得不可避免之时，仍要善良而宽容地生活，尝试以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八卷“陈仓进城”系列作品，意在为一代进城者的心灵写史，人物经历的命运悲欢与情感碰撞，切中的是时代的痛点。

记者：从农村走进城市，在迁移中产生心理落差，而这种迁移，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在新的停留地，寻找故乡的影子。

陈仓：我们有两个故乡。在这个大移民时代，不仅仅农村人在搬家，城市人也在搬家，从乡村搬到了县城，从县城搬到了省城，从省城搬到了国外，即使是同一个城市，也在不同的巷子里搬来搬去，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旧的回不去的故乡，一个新的刚刚扎下根的故乡。马尔克斯说，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这里就不能称为你的故乡。我一旦埋在两个地方，两个故乡就形成了，它们像一对双胞胎，穿着打扮是一样的，血脉遗传是一样的，意味是一样的，分量也是一样的，都有我们爱着的人，都有花飞花谢草飞草长，都有一座供我们朝圣的寺庙。

记者：作家袁敏评价你小说中的“我”时认为：“我”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她欣赏这种矛盾，她觉得这种矛盾是一个身体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以后，灵魂还在遥远的乡间徘徊，内心分裂的表现。这种内心撕裂产生的矛盾大概是你写作的灵感之一。和刚来上海的时候相比，现在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吗？

陈仓：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大移民时代的特点，在进城人员身上普遍存在，它是一种冲突，也是一种挣扎，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城了，有些乡土文明需要守护，有些城市文明需要接纳，这是相互入侵最后又要彼此和解的过程。灵魂不是一个虚幻的物质，它是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感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如意，处处都有隔阂，下个雪吧都不痛快，所以总是充满了抵触情绪，写了很多城市人对农村人所谓的“歧视”。现在不一样了，日久生情了，看到一棵树一根草，像遇到前世的恋人一样，心都会砰砰直跳，眼里饱含着深情。我最新写了一篇小说叫《上海反光》，反映了上海对我们这些打工者释放出来的善意之光。

陈仓故乡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山地，图为商洛塔云山

记者：你的写作从书写“回不去”的主题到提出“扎根”是回去的一种有效途径，《反季生长》是“回去”第一篇，之后你又陆续写了多篇文章，那么，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再重造一个故乡”。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陈仓：我觉得很多美好都是感受出来的，很多苦难都是回忆出来的。我刚刚来上海的时候，非常想家，想那些亲人，想我们家会捉老鼠的猫，想我出生的大宅院，想屋顶的炊烟和门前的那条小河，还有夏天的蝉鸣和春天的杜鹃花。但最近几年，回去一看，什么都变了，和记忆中不一样了。我们家的大门已经锁了好几年了，村子里没有一个亲人了，这就是我说的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办？那你就得把根好好地扎下去，在他乡建立一个新故乡。新故乡的标准是什么？你必须有一棵树，有一条购买柴米油盐的街道，身边有几个亲人和朋友，荣耀有人分享，委屈有人分担，最后还要把自己一点点埋在这里，把灵魂附在这里的一草一木身上，从而获得重生。如果灵魂没有在这里安定下来，那这里就不是我们的故乡。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一名记者，两种不同身份都握有记录时代的一只笔，除了文学书写之外，也承担了文艺传播的职责。

陈仓：我在新闻行业干了二十多年，深度参与过报纸的市场化改造，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新闻要有用、要充满人文关怀，大概意思是有价值的新闻，能帮助和引导老百姓走向美好生活。

写小说也是，我都秉持着同样的理念，传播善的思想，希望给人一束光。我喜欢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作品，处处传递着善意的作品，让人读了之后，会从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气，注入热情和动力。我在多个场合打过一个比喻，就像有人来问路，你只是告诉他，天有多么黑，路有多么长，而不给人家一盏灯，不告诉人家到底有多远，朝着哪个方向走，目的地的景色有多好，这是不对的。

记者：文学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陈仓：文学是我的宗教，我借助着文学这种方式，参惮，打坐，希望修行自己，也希望化解别人，让自己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能当一个作家是幸运的，因为作家有两条命，一条是由血肉组成的，另一条由文字组成的。我把自己每一篇作品都视为自己的命，甚至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肉体是会消失的，最后消失成了一把灰尘，而文字的命相对会比较长寿，它会附着我的灵魂一直存在下去。

记者：前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逐梦70年：与人民一道前进——新中国文艺的初心和使命》中提到，扎根人民，永葆文艺生机和活力：“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中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作者’”。

陈仓：铁凝主席的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那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能称之为经典的作品，故事一定是书写人民的，而且是人民书写的。许多朋友都问我，有没有什么写作方面的技巧，我觉得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是写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只有活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才会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会体现时代精神。高尔基曾经就说过，我们的感觉都是用皮肉熬出来的。当一个优秀作家，和我们农民种地一样，不能坐在家里，想玉米怎么扬花受粉，想麦子有什么营养价值，你必须把家里的地挖好，准确地把握好节气，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去施肥，去浇水，去锄草，去捉虫子，最后你才会有丰收。我种过土豆，特别喜欢吃土豆，每次收获的时候，把土翻开，哇，那圆滚滚的不就是自己吗？当你在现实中遇到自己的时候，应该是很兴奋的，这恐怕就是艺术的感染力。

作者：本报记者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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