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语：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病毒存在。病毒极可能存在于地球上已有数十亿年。

我们人类一直与病毒生活在一起。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人体有恙，情况有所不同，故而以“疾”表示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另用“疫”字专指流行性传染病。“疫”比“疾”更可怕，它骤然而来、忽然消失，在医学尚不发达的过去，常常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

19世纪末，科学家终于第一次发现了病毒。经过10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对病毒的了解日渐加深，并已研究发明出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很多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若还未被消灭，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病毒自身也在进化，防疫路上我们不能有半刻松懈……

当今中国面临着“2019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导致的凶险疫情。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大疫之前，没有你我之别，我们每个人都是抗击这场急性传染病的一线战士。

上海在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过程中，在探索人类城市如何科学有效抗击疫情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由上海通志馆主办的《上海滩》杂志，自1987年创刊以来，始终以介绍上海地方知识和宣传上海各方面建设成就为己任，刊载过不少上海抗击疫情方面的历史故事，我们将之集结为系列文章，在此陆续推出，望为最终战胜“2019新型冠状病毒”，打赢这场防疫遭遇战，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本期推送的三篇文章，以三个普通人的视角，分别讲述了不同年代疫病流行时，普通人的经历。

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人、家庭、国家、种族、人类……都经历着重新定位和塑造的过程。每一个普通的你我，都是其中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

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

故事1 日军强打防疫针

严志清 | 文

那时我在小学里读书，他们派人到学校里，挨着个儿给学生打针，犹如“瓮中捉鳖”，一个也逃不掉。

我平生第一次打防疫针，是在上个世纪日本军队占领月浦时期。

有一年夏天，突然在公路上、镇的各个出入口和镇中心的街道上，日本人设立了好几个防疫针注射点，凡过往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拦住，由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人打针。打好后，发给一张铅印的“防疫注射证”，写上姓名、性别、年龄等。有了这张证，再来往往到各地走动，遇到打针的，只要把证拿出来给他们看，就可通行无阻。

当时老百姓对日本军队非常痛恨，因为他们坏事做绝。老百姓听说日本人发明了药，常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害死了无数的中国人，以为现在他们又在弄什么花样危害老百姓；加上绝大多数人从未打过防疫针，不知道它的作用，所以大家都不愿打针。特别是见打过针的人手臂上出现红肿，还有些不良反应，更加害怕了，一看见打针，躲的躲，逃的逃。有些被迫打了针的人，急忙用手指挤压，把疫苗挤出。尽管有翻译不断向大家说明打防疫针的好处，但仍是收效甚微。

于是，日军占领当局采取强制措施：出动军队，设立岗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过往行人一个个拉住，强行注射防疫针。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很是紧张。

他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行给老百姓打防疫针呢？原来，这一年月浦地区发生了霍乱病，当地人叫它“麻痧传”。这种病上吐下泻，来势凶猛，传染极快。一旦发病，如不及时救治，很快就会休克死亡。那时老百姓生活贫困，缺医少药，得了病，只会用土办法——刮痧（用铜钱或调羹在背部、腹部等处反复刮拭，使皮肤发红）来对付。但刮痧只能对付轻微的“黑痧”、“疰夏”之类的小毛病，对致人死命的霍乱病根本不起作用。镇附近已有好几个村都陆续有人患此病死亡，镇上有一户姓胡的人家，全家6个人，一下子死了3个。

当时驻在镇上的日本军队得知霍乱流行死人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他们深知此病的厉害可怕，况且那时他们没有远离百姓的独立的营房，而是与老百姓杂居在一起。为了防止疫病蔓延开来，传染给他们，就调来医务人员，下令要老百姓注射预防针。于是出现了强行打针的紧张局面。那时我在小学里读书，他们派人到学校里，挨着个儿给学生打针，犹如“瓮中捉鳖”，一个也逃不掉。

从19世纪60年代，先进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就开始在上海出现。但当时民众的排拒心理非常严重。20世纪30年代后，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多种媒介的传播，现代防疫方式逐渐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上海市民的防疫观念开始走向理性，自我防疫意识增强。图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卫生局动员市民打防疫针的招贴画。

故事2 遭遇“红眼病”

沈锦华 | 文

红眼病的防治，无非是避免接触患者，尤其是杜绝患者眼内的分泌物直接或间接带入健康者眼内——这与16年前蒋老师的防治法如出一辙。

至今为止，我经历过两次急性传染性结膜炎（红眼病）在上海的流行。

第一次是1955年的春天，我在高安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班级里有一位姓胡的男同学突然生了“红眼睛”，两个眼睛红红的，眼角挤满眼眵，还不时用手揉眼睛；据他说，是家里有人生“红眼睛”后传染给他的。

那时，在我们小学生的眼中，“红眼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大家都不以为然。然而，班主任蒋曙光老师（当年也不过20多岁）是责任心极强的人，他强令胡同学回家休息，点眼药水治疗，与全班隔离。同时，蒋老师告诫我们：凡是胡同学手接触过的地方不要去碰，以免被传染。

胡同学休息了两天以后，红眼病已明显好转，又来上课了。上午课间操后，他悄悄地绕到我背后，突然用双手紧紧地蒙住我的眼睛，要我猜是谁。此时，猛地听到蒋老师大喝一声：“胡根发，住手！”胡同学吓得赶紧缩手，退立一旁。蒋老师厉声责备他：“你的手上沾满了病菌，你怎么可以用手碰别人的眼睛！这是要传染的，你知道吗？”说着，就拉了我到自来水龙头处，叫我不停地用清水冲洗双眼；他自己则到办公室取来紫红色的药水肥皂，反复帮我清洗被胡同学双手蒙过的眼睛周围的皮肤。同时，蒋老师再次对围观的同学说：胡同学碰过的东西不要去摸，不要用手揉眼睛。

我想，要不是蒋老师，我们这个小小的校园（一至六年级总共6个班）内，肯定会蔓延红眼病的，而我有可能首当其冲被传染上。

16年后，我再一次领略到红眼病的肆虐。

那是1971年的7月巾句，正值炎热的盛夏时节，上海市区迅速流行急性传染性结膜炎，来势汹汹，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红眼睛”。我因有20年前蒋老师传授的经验，处处小心为妙，外出归家必洗手，再加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两眼得以无恙。

当时，不少人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今天来上班都两眼已经“红彤彤”的了。据说，那时上海几家大棉纺厂，一线翻三班的纺织女工中，不少人被传染得了红眼病，甚至到了因患病者众多而开不出车的地步，迫使科室管理人员下车间上岗顶班。红眼病显然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了。疫情反映上去，这才引起上边的注意。市防疫站会同各大医院组织力量开展防治。

记得当年笔者所在单位，亦由医务室司其事。红眼病的防治，无非是避免接触患者，尤其是杜绝患者眼内的分泌物（眼屎、眼泪）直接或间接带入健康者眼内——这与16年前蒋老师的防治法如出一辙。笔者单位的医务室还煎了中草药汤（大约是菊花之类清热明日的草药），放在大门口，供进出的职工们喝。这样，才总算遏止住红眼病的蔓延。

故事3 校园抗流感

叶余 | 文

经研究决定，开辟大礼堂作为病房，两张长条椅对拼，学生抱来自己的被褥，铺上就是病床。大幕布一拉，舞台上是女病房，舞台下是男病房。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或不当，会危及生命。

1957年冬春之交，上海曾暴发过一次流感。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学念高中，各班每天都有同学因病缺席，经校医诊断这些同学患的是流行性感冒。

这下学校里紧张了！如果是一般疾病，校医开病假条让同学回家养病就是了，可传染病不行。上级指示就地治疗，但仅两个病房五六张病床的学校医院，如何容纳众多病号？经研究决定，开辟大礼堂作为病房，两张长条椅对拼，学生抱来自己的被褥，铺上就是病床。大幕布一拉，舞台上是女病房，舞台下是男病房。

当时被诊断为流感的同学，马上隔离，甚至连叫宿舍取被子、热水瓶、碗筷都被禁止。记得我当时为一个同窗先后两次送去这些生活用品，交付时，她为“失去自由”而泪水盈眶。教室里，没有得病的同学则十分活跃，三三两两天天到讲台上看点名册，统计昨天缺席几个今天又缺席几个。学业重压下的学生们，内心希望学校会因流感而下令停课放假。

那天课间，大家正在议论生病人数以及是否会停课时，忽然广播响起紧急通知，同学们十分敏感地猜测：“停课了？”果然，除了关于如何预防流感的告诫外，通知停课一周。放假一周，这对周末回家、周日晚自习必须返校的住宿生来说，真是件喜出望外的美事，顿时龙门楼里一片欢呼声。

相对于校园里的欢呼雀跃，礼堂病房里则是一片黯然神伤。虽说全校停课，病号不再有脱课补课之虞，然而从窗子里远眺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回家，自己却还要继续过打针吃药的“台上囚”、“台下囚”生活、不由长吁短叹一声接着一声。

当时我们只为停课而高兴，后来听一位学医的同学说，像这样的疫情后面其实潜伏着杀机。幸而经过校方和校医们的努力，流感得到控制，当我们返校时，礼堂病房已经撤销，同学们熙熙攘攘地重返课堂，继续学业，无一例不测。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获知，那年早春，上海患流感者多达200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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