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家属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在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湖北南部小城，在尚未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压抑中，老出版人陈翰伯、陈原与范用仍然谈论着他们不灭的梦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办一本关于书的杂志！

关于创立《读书生活》（《读书》）杂志，陈翰伯致胡耀邦信

1979年4月，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读书》杂志应运而生，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道出了时代的心声，成为改革开放重要的思想坐标。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

《读书》创刊号与《读书无禁区》

这样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其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80年代末，《读书》编辑部部分成员合影，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读书》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团结老中青数代最优秀的学者、文化人士，在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方面，带动整个知识界共同参与，并追求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甚至在海外知识界，也有很高的影响力。

90年代《读书》杂志编辑室。左起：叶彤、贾宝兰、郝德华、吴彬、李学军、汪晖、黄平

从1979年到2019年，《读书》走过的四十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许多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个时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样的评价未免过誉，但我们仍想从一本未刊的书中，摘引几段《读书》作者对这本杂志的感情——

出国已快三十年了，开始那几年，心理倾斜，老是惦念祖国。我知道那是“乡愁”。……大约十年左右，“祖国”只剩下语言。更具体地说，祖国只剩下两种可闻可感的符号：一是母亲的闽南话；二是《读书》的方块字。

——刘再复《〈读书〉，曾是我的祖国》

自世界上有编辑部以来，有没有一个编辑部，让人想起来，会用“温暖”这样的感觉去形容？大概很少很少。

在我心里有过一个，那就是《读书》编辑部。

——李陀《有过一个温暖的编辑部》

给《读书》供稿，是我给各种杂志投稿历史中最持久的。当然，这得益于这份杂志的历久弥新。几代编辑更迭，几番风格蜕变，《读书》却仍然还是《读书》。它在读书界或者思想界，始终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独特之处在于，无论它的风格内容有怎样的变化，提到国内的大小杂志，多数人总是会先想到它。

——孙歌《伴跑〈读书〉》

如果从今天的后见之明意义上界定，我们那一代学子可能在《读书》中见证了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外部历史进程，也同时体验到了新的情感和心理结构渐渐成型与缓慢演变的历程。我把这种对时代情感结构的形塑，看做《读书》更大的历史功勋所在。

——吴晓东《〈读书〉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

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服务日

而《读书》的读者朋友，这些年来，也经常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留言。比如：

很多人会讲述他们与《读书》结缘的故事——

会给我们指正错误、提出建议——

会讲述《读书》与他们成长之间的关系。不知这位年轻的朋友高考是否顺心顺利？

这位读者已经连续两年写下自己全年阅读《读书》的榜单。不知2019年还会有吗？

还有这么多朋友，随手写下的感想，或让我们警醒，或让我们感动——

四十年间，从学富五车的作者到名不见经传的读者，无数人曾经默默给予《读书》杂志以巨大的支持，可以说是风雨相伴，不离不弃。

丁聪为《读书》一百期所绘漫画（1987年）

从明年开始，我们希望能够提高编辑水平，继续致力于展现《读书》杂志风格的思想文化内容，并且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不断提升，更好地为作者、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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