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译文君看到了两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是，澳大利亚山火肆虐，至少350只考拉死亡，相关组织警告该物种即将“功能性灭绝”，这一说法遭到专家否认；第二则新闻是，马来西亚最后一头苏门答腊犀死亡。

面对这样的消息，译文君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复杂的情绪：我为这些动物的命运感到惋惜，同时也知道它们所遭遇的不幸是人类一手造成的，而我恰好是人类的一员，享受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的便捷的、高效的现代生活，可是，我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

更加糟糕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声音：“不过是灭绝了一个物种而已，有什么好可惜的？”似乎只要人类不灭亡，任何物种的灭绝都不值得关心。

事实果真的如此吗？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中写道：“就在人类发现了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同时，他们也领悟到自己正在引发又一次新的大灭绝。这似乎是个荒谬的巧合，但也可能根本就不是巧合。”

The Sixth Extinction:An Unnatural History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

[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著 叶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类用建筑物将自己与自然隔绝，同时又在城市的腹地营造公园、滨水绿地、动物园，并把这些人造物与“自然”等同起来。

这个“自然”是美好的、无害的、和谐的，以至于人类根本意识不到，在距离城市千里之外的地方，在真正的自然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无数生命正在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尽管我们从未直接接触过它们），无数物种正在消亡。

如今，人类愈发意识不到自身与真正的自然之间的联系，也意识不到，我们透过冷冰冰的文字所目睹的并非是单个物种的消亡，而是我们一手推动的“第六次大灭绝”的进程。

物种的消亡真的是孤立事件吗？荣获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的作品《大灭绝时代》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作者科尔伯特从苏门答腊犀入手，指出巨兽从地球上消亡的罪魁祸首恐怕就是人类；同时，巨兽的灭亡也带来了连锁反应，甚至让一整片大陆的环境都不再宜居……

巨兽是如何从地球上消亡的？

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灭绝时代》，有删节[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著叶盛 译

苏门答腊犀的活动地域曾经从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和印度东北部，一路向南延伸到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马来半岛，乃至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岛屿。在19世纪，它还很常见，甚至被当成一种农业害兽。随着东南亚森林的砍伐，犀牛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并碎片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门答腊犀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几百头，多数位于苏门答腊岛隔离起来的保护区内，其余则在马来西亚。

1984年，当一群环保工作者聚集在新加坡试图搞出一个拯救策略时，这种动物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灭绝。按照这些环保人士的计划，为了保护这个物种，在其他行动之外还要呼吁建立捕获繁育计划，以对抗其个体数量的下降。于是，40头苏门答腊犀被捕获，其中7头送到了美国的动物园。

捕获繁育计划有一个灾难性的开始。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马来半岛的繁育中心有5头犀牛死于锥虫病，一种由苍蝇传播的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在马来西亚婆罗洲东边尖角处的沙巴州捕获了10头苏门答腊犀，其中2头死于捕捉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第3头死于破伤风，第4头死于不明原因。到了1990年前后，没有一头苏门答腊犀产下任何后代。

在美国，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动物园给苏门答腊犀喂了干草，但实际上这种犀牛不能靠干草存活，而是需要新鲜的树叶和树枝。等到有人搞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送到美国的7头犀牛中只有3头还活着，各自在不同的城市里生活。在1995年，《环保生物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捕获繁育计划的论文，其题目是《帮助一个物种走向灭绝》。

有若干条证据更倾向于，或者应该说指证了，是人类导致了巨兽的灭绝。其中之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现在已经清楚，巨兽的灭绝并非像莱尔和华莱士所认为的那样是全部同时发生的，而是分不同批次发生的。

第一波发生在约4万年前，澳大利亚的巨兽灭绝了。第二波于大约25万年前冲击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马达加斯加的巨大狐猴、倭河马和象鸟则一直存活到了中世纪时期。新西兰的恐鸟则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很难想象这样一系列事件全都是由单一的气候改变造成的。然而，这些冲击波的序列与人类迁移定居的序列几乎完全重合。……除了时间点之外，也有强有力的实际证据暗示了问题出在人类身上。其中一些证据是以粪便的形式出现的。

巨型食草动物会产生巨大的粪便，任何一个曾经站在犀牛屁股后面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这些粪便为一种叫作小荚包腔菌（Sporormiella）的真菌提供了养料。小荚包腔菌的孢子非常微小，裸眼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在沉积物中包裹了数万年之后，仍旧能被鉴别出来。有很多的孢子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到处吃到处拉。有很少的孢子或没有孢子则意味着巨型食草动物的缺失。

几年前，一队研究人员分析了澳大利亚东北部林奇（Lynch）火山口的沉积岩心样本。他们发现5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惊人。后来，在41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突然就减少到了零。

紧接着这次锐减，整片地区都燃起了大火（证据就是沉积核中微小的炭颗粒）。在此之后，这个地区的植物发生了改变，从能在雨林找到的植物变成了更适应干旱的植物，比如金合欢。

如果是气候导致了巨兽的灭绝，植物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小荚包腔菌的减少之前：先是陆上的植物发生了改变，然后依赖于原有植物的动物才会消失。

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这个团队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唯一能与这些数据匹配的解释就是“过度杀戮”。小荚包腔菌数量的下降发生在陆地植被改变之前，这是因为巨兽的死亡导致了植被的改变。当没有大型食草动物在森林里进食之后，可燃物质就会堆积起来，导致更频繁、更严重的火灾。这反过来推动了植物朝向耐火型物种的转变。

巨兽在澳大利亚的灭绝“不可能是由气候所引起的”，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如是告诉我。他是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一位生态学家，也是上述沉积岩心研究的领导者之一。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在自己位于霍巴特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下结论了。”

来自新西兰的证据甚至更为清晰明确。当毛利人在但丁的时代到达新西兰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北岛和南岛上一共生活着9个物种的恐鸟。当欧洲定居者于19世纪伊始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只恐鸟都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有恐鸟骨头堆成的巨大垃圾堆，还有巨大的室外烤炉留下的废墟——都是巨大的鸟类烧烤留下的残迹。一项近期的研究得出结论，恐鸟可能是在几十年内就被消灭光了。毛利人留存至今的一句谚语侧面描述了这场杀戮：“Kua ngaro i te ngaro o te moa.”意思是说：“像恐鸟一样一去不返。”

那些坚持相信是气候改变杀死了巨兽的研究人员认为，马丁、戴蒙德和约翰逊把确定性搞错了。……他们提出的最为深刻的反驳意见，或许是他们对于人类的致命性所持的怀疑——而这正是所有这一切成立的大前提。在澳大利亚或是北美洲这么广阔的地域上，一小群在技术上极其原始的人类怎么可能杀光如此之多巨大强壮甚而凶猛的动物呢？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麦夸里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工作的美国古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罗伊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个数学问题。“一种非常大型的哺乳动物就其繁殖速率来说，其实是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中。”他告诉我说，“例如说大象的怀孕期是22个月，它们也从不生双胞胎。小象要长到十几岁才能够繁育下一代。……这在繁殖方面成了一个糟糕的策略，却在避免被捕食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可是，当人类出现后，这个优势彻底不存在了。因为无论这种动物有多大，我们人类对于食物的大小可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一个已经成功应用了数千万年的方法策略如何就在一夕之间失效了。巨兽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当人类出现以后，“生存游戏的规则”发生了改变而已。

阿尔罗伊使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了“过度杀戮”的假说。他发现，人类只要对巨兽施加适度的影响，就将导致它们的灭绝。“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物种可以提供持续的收获，那么其他物种任其灭绝也不会让人类饿肚子。”他如此评论道。例如在北美洲，白尾鹿有着相对较高的繁殖速率，因此即便在猛犸数量下降的时候，仍能保持着较高的个体密度。“猛犸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食物，是你隔上一段时间才能吃到一口的东西，就像是大块的松露一样。”

当阿尔罗伊对北美洲的情况进行模拟的时候，他发现即便是只有很小一群人类，比如100人左右，过了1000多年之后就会增长到相当多的人口，足以完成历史记录的任何一次巨兽灭绝。这一结果的前提还是在假设这些人类只不过是中等水平猎手的情况下。……如果每10个猎人每年只杀死一头双门齿兽，在差不多700年的时间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双门齿兽都将彻底消失。

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来看，几百年时间，甚至是几千年时间，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巨大的时间跨度。从身处其中的人的角度来看，巨兽数量的下降更是慢得难以觉察。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几个世纪以前，猛犸和双门齿兽还是如此常见的动物。

阿尔罗伊把巨兽的灭绝描述成为一场“在地质学的一瞬间发生的生态灾难，其速度又太缓慢，以至于一手造成它的人类却几乎察觉不到”。他曾写道：这就证明了人类“实际上有能力让任何一种巨大的哺乳动物物种走向灭绝，虽然他们也同样有能力保证它们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里不灭绝”。

人类世通常被认为始于工业革命，或者可能还要更晚一些，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才开始的。在这种认识中，是涡轮机、铁路、链锯等现代化工具的引入才让人类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进而开启了人类世。

但是巨兽的灭绝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出现在地球舞台上之前，体型更大、繁殖率更低本来是个成功的策略，这让特大号生物主导了这颗星球。后来，在地质学上的某一瞬间，这个策略成了失败者的把戏。至今仍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象、熊以及大型猫科动物陷入了麻烦之中，也是苏吉成为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头苏门答腊犀之一的原因。

与此同时，消灭巨兽并不仅仅是消灭了巨兽。至少在澳大利亚，它引发了一场生态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地貌。虽然我们或许可以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人类与自然曾经有过和谐共处的时光，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人类是否真的做到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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