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病和他的晚年创作
周立民
1、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
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日本京都演讲《我和文学》曾雄心勃勃地宣布:“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我和文学》,《巴金全集》第16卷第2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那一年,巴金虚岁77岁,这个计划在复出文坛后,他说了好多次。要写出八本书中,一卷《创作回忆录》,已经完成;五卷《随想录》,当时已完成两卷;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已经写了一个开头。长达百万字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含前两卷)已出版,第三卷也开始翻译了……虽然五年内未必能完成,但是,依照过去巴金的写作速度、勤奋和高产,完成这个计划完全有望。不过,对于写作者而言,除了知识、阅历、修养、专业技术而外,身体条件也至关重要。过了古稀之年,再加上十年浩劫中的折磨,巴金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在他访日的那一年前后各种征兆已经显现,很快,他就成为一名“病人”,而病魔首先要夺取的就是他手中的笔,在巴金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与病魔艰难地做着斗争。
巴金是一位长寿老人,可是,疾病似乎一直追随着他。年轻时体检,医生怀疑他有肺病,死亡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都压在他的心头。1965年,他检查出有高血压倾向。1979年发现隐性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也是进入老年之后,困扰巴金的病。除此之外,巴金的健康状况尚好,甚至称得上强健,有他的那么多长篇巨制可以作证,友人萧乾回忆五十年代在北海公园划船,他们这些比巴金年轻的朋友,都划不过巴金。可是,岁月不饶人,1980年春天访日归来,当年7月,他因为发烧住院十二天。工作过度劳累,加上年老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巴金的身体健康红灯频闪。他给友人信中也诉说了这种困扰:“这两三个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动作迟钝,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锻炼,但杂事仍多,因此虽然每天推拿,进步却不大。不过脑筋还管用,可以写点短文。”(巴金1982年3月14日致胡絜青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82年这一年,巴金两度入院,都很痛苦,并大大地影响了写作。“近几月我生病,写字困难。四月底从杭州回上海,右背上生的皮脂囊肿因感染发炎化脓,相当狼狈,后来经过小手术,现已痊愈。”(巴金1982年6月17日致岛田恭子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40页)当年11月7日,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骨折,再度住院,一直住到次年5月14日才出院回家。1983年10月,第三次住院,为的是治疗帕金森氏症。那几年,巴金一直抱怨写字小、手抖、书写不流畅,其实是帕金森氏症在作怪。1983年腿部骨折出院后,发现这一症状加重了,后来到华东医院神经科就诊,确诊为中度帕金森氏症。这是影响巴金晚年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病症,从此巴金要长期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成了一个靠药物延续生命的人。
2、写一个字也很吃力
巴金在他晚年名作《随想录》中,多次记录自己的病情、生病的心情和精神痛苦,五集《随想录》还有一集是以“病中集”命名,这些文字,让我们认识到作为病患者的巴金的形象。背部囊肿住院的那一次,让他体会到病人从生理到精神的烦恼:
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干扰》,《巴金全集》第16卷第433-434页)
后来腿部骨折,他做了牵引,躺在床上不能动,更是苦不堪言,还有漫漫长夜中的噩梦:“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愿化泥土》,《巴金全集》第16卷第458页)“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病中[一]》,《巴金全集》第16卷第460页)
对于一个长期患病的老年病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恐怕更多,出院后,1983年5月31日巴金给罗荪的信中说,自己已经成为“残疾人”:“我是十四日回家的,半个多月了。在医院里又拔了八颗牙齿,回来后仍吃半流质,所以精力差。现在写这短信,只是告诉你我的近况,也说明我并未忘记你们。我的痛苦在于: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已经成了残疾人了。”(《巴金全集》第24卷第136页)帕金森氏症造成他手颤抖、肌肉无力、写作困难,这加重了他的精神焦虑。“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病中[四]》,《巴金全集》第16卷第536页)
笔有千斤重,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写三四行,手稿上的字无力、歪斜,然而,内心中却燃烧着火焰,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巴金的焦灼、烦恼、痛苦甚至悲愤可想而知。病人巴金的这种情绪,无形之中已经渗透到《随想录》的字里行间,成为《随想录》的总体风格的一部分。
《随想录》是巴金的自省之书、反思之书,它有一位世纪老人对于自我和历史的清理、总结和沉思,但是,它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巴金是一位作家,他写的仍然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随想录》历时八年,一篇篇写出,看似零散,其实有纵贯其中的思想和形象的,思想的核心是讲真话,而巴金创造出的一个重要形象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多病的老人,他在垂暮之年声嘶力竭地呼喊。这是巴金在《随想录》中所创造出的“自我”,这个自我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这部大书中。巴金是如何看这个“自我”,我们不妨从《随想录》中《大镜子》一篇中去体会: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大镜子》,《巴金全集》第16卷第161、163页)
3、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
巴金没有屈服在可怕的病魔淫威之下,在他的晚年,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五卷《随想录》的写作,还续写了一本《再思录》,再加上之前完成的《创作回忆录》和给友朋的大量书信,虽然书写不便,然而,他写作的文字量也十分可观。他还整理旧作,抱病完成《巴金选集》(10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作品集的编校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位不屈的病人。
在这些作品中,广为人知的是《随想录》,它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内容丰富,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我们不妨从“疾病之隐喻”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相信也会有很多收获。
比如巴金屡屡谈到“伤痕”“后遗症”“噩梦”:“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小街〉》,《巴金全集》第16卷第371页)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未来[说真话之五]》,《巴金全集》第16卷第394页)
“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我的日记》,《巴金全集》第16卷第528页)
他用“伤痕”“流血”这些非常形象的说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之痛、精神之伤。他一己的病症也带有整体的隐喻性。整个《随想录》的写作,巴金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要直面伤痕、不要“讳疾忌医”。在此,他还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表达观点: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发烧》,《巴金全集》第16卷第220页)
巴金晚年提倡讲真话,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面对真实的自我(真相),不要讳疾忌医,《随想录》中关于“病”的言谈,可谓多矣,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在巴金所使用的“疾病之隐喻”中,还有用自己的走向衰老,提醒我们防止精神上的“老化”。他希望一个人和国家都需要青春的勇气、思想的活力和开放的胸襟。他说:“老并不值得骄傲,倒值得我们警惕。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不少雄心壮志,可是我没有够多的精力。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老化》,《巴金全集》第16卷第730-731页)仔细想一想,在不同的时代,巴金总能站在它的制高点上,与他这种心态和境界恐怕不无关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同样需要“新的血液”。
巴金一再强调,《随想录》是作为留给后代的“遗嘱”而写的,他说:“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无题集〉后记》,《巴金全集》第16卷第756页)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多病的老人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也不能不追问:是什么,让一个老人、病人,不肯“安度晚年”,却投入了这样异常艰苦的“战斗”中?
2019年10月27日晚
原载北京晚报
周立民,1973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庄河县。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兼任上海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及散文随笔写作为主,出版各类作品集2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主要作品有:文学评论集《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闲花有声——当代文学研读札记》等;巴金研究专著《巴金画传》《〈随想录〉论稿》《〈随想录〉版本摭谈》等;散文随笔集《槐香入梦》《躺着读书》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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