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了2020年度最新世界大学排名。

今年已是THE世界大学排名榜推出的第16个年头，也是中国大陆大学迄今拿出最好的一张“成绩单”。

那么，这张榜单的“成色”到底如何？

什么样的大学才算得上“世界一流”？

中国大学的水平到底如何？

文：陶短房 旅加学者

在“2020 Global Top 30”这张最引人瞩目的榜单中，英美院校仍“霸占”排行榜前十位（美国7所，英国3所，牛津大学再次“霸榜”高居第一），并分别以19所和6所位列上榜总数的第一、二位。

中国大学同样成绩斐然。其中，清华大学名列第23位，北京大学名列第24位，分别列亚洲第一、第二位，排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该榜“亚洲冠军”位置的新加坡国立大学（25位）之前。

亚洲仅有这三所大学入榜。

另外，在该榜单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中国大陆有多达7所入围，除北大、清华外，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大均上榜。

“成绩单”甫出，便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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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勇往直前

THE榜单标榜以教学、科研、引文数量、产业投入及国际化程度等多项指标衡量全球大学综合实力，覆盖面广、参数多元，因此受到普遍重视。

今年榜单涵盖国家/地区多达92个，涉及全球知名大学1300多家，是该榜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北师大、电子科技大、外经贸大、江苏师大、广东工业大、上海财大、西南财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温州医科大、浙江工大等10所内地大学首次入围。

正如《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首席知识官巴蒂所说，中国近年来高校全球竞争力确实在不断提升，进步是有目共睹的，THE榜单排名的提升有相当参考价值。

并且，过去几年中国大学世界排名的进步，并非仅限于THE一张榜单。

在2019年6月19日公布的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世界大学排名中，清华、北大分别列第16、第22，双双斩获历史最高排名；复旦、浙大、上海交大和中国科技大也进入前100名。在入围当年QS世界大学排名的42所中国大陆高校中，QS论文引用指数有32所同比上升。

在“世界研究类大学TOP200”榜单中中国大陆有19所入围，而3年前这一数字只有12所。

QS排行榜侧重于科研成果、尤其论文引用指数，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在这张排行榜上的成绩甚至远好于在THE榜单。这表明，其在上述两个领域进步尤为突出，这也和近年来中国大陆在每年专利申报和权威期刊论文发表数等方面的进步一脉相承。

因此，中国大陆大学排名的进步，是建立在整体科研、教育水准进步基础上的水涨船高，并非“人工催肥”。

此外，8月15日，“2019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也已公布。清华（43名）名列中国入围大学第一，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位列前100名（其中上海交大首次入围）；复旦、华中科技大、中山大学、中科大列101-150位；入围前500位的中国大陆高校数2019年高达58所，而2003年（2004年第一次列榜时评估）年只有9所。

当然，各类高校排行榜存在一些广受争议的问题。

如THE排行榜，虽以“综合评估”自诩，但是，多年来国际上许多观察家指出，这张榜单存在严重的“英语筛选”和“语言歧视”——许多科研、教学水平不俗，但不属于“英语系”的大学在排名上十分吃亏。

在THE2019年“TOP30”榜单上，除两所中国大陆大学外，只有排名第11位的瑞士ETH苏黎世大学一家“非英语系”大学入围，德、法、意、日等公认高校科研、教学水平不俗的“非英语系”大学居然都“剃了光头”！

如此筛选难言公允，也严重影响了榜单的“含金量”。

QS排行榜在“英语筛选”问题上稍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学术论文重量不重质”，以及只注重专利申报数、不注重“有效专利比例”等缺憾；即便公认较客观、权威的ARWU，也同样存在“过于看重署名论文”等争议。

2

成绩单背后是巨大投入

榜单仅能反应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

《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指出，中国大学排名的进步，得益于“中国对高等教育的巨大投入”。报道称“根据我们的观察，2019年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首次超过其它国家，居于世界之首”。

报告具体提到“2019年中国大陆高校在‘引文影响力’和‘研究收入’两项参数上得分特别高”，这“正可表明，中国大陆近年来高校排名的进步，是和持续大量的投入息息相关的。

让我们暂且抛开榜单，纵览一下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概貌。

按照中国教育部最新（截至2019年6月15日）统计数据，全中国高等院校总数为2956所，其中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257所，成人高校268所，军事院校44所。

在这些大专院校中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985”、“211”大学，以及“一本”、“二本”、“三本”，大中专等，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3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B类”6所（以上为综合类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专业学科类大学）95所。

2018年QS列举“全球大学数量最多国家”，中国（2595所）仅次于印度（4004所）、美国（3281所）名列世界第三。

在1998年高等教育普及前，中国每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徘徊在100万人左右，2009年已突破500万，2019年则高达834万，较2009年又增加了26%，较2004年则增加了197%。

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大学生数量的大幅提升，极大改善了中国劳动力结构，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为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科技水平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充沛的动力。

但问题也同样存在。

3

待改之处，仍然不少

近年来中国高校建设、发展经历了“合并”、“升格”、“新建”和“系科学院化”等一系列重大变化，对整合宝贵的教学、科研资源，提升中国“拳头”大学、大专院校的国内外知名度、竞争力等，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一些名校特色不再鲜明，重点不再突出；

一些地方单纯为“拼排名”、“打品牌”搞大学“拉郎配”，人为炮制一些“虚胖”的“一流大学”，一味升格、扩容，却缺乏应有的实际科研、教学竞争力，被讥讽为“想用100条驳船焊成一艘航母”；

许多地方一味扩大综合类本科院校数量、规模，忽视更契合经济需要、市场发展和就业状况的专上类、再教育资源投入；

一些新办院校和所谓“三本”素质有待提升，教学甚至经营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导致许多争议和混乱；

部分地方、专业和院校偏离大学“教书育人”、“培养合格人才，满足经济建设和就业市场需要”、“推动就业市场发展”等既定轨道，将一些院、校、系办成变相的“交际平台”和“圈金场合”，扰乱了高校发展方向；

在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下，某些部门、领域和地方一度“步子迈得过大”，导致一些连就业经验都十分缺乏的应届毕业生甚至在校生轻率走上“创业”、“创新”之路，这类“校园式创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高风险、高‘死亡率’”范畴，在当前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问题更加突出，中国是个人口多、底子薄、基础“欠账”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高风险”、“高死亡率”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上述问题已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得到新的认识，并在逐步改进中。

《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当年中国全国各类高校全年专利授权数共229458项，合同形式转让数为4803件，转化率只有2%，科技成果转化率及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工业化国家40-60%的平均水平。

一些研究学者指出，中国高校考核体系长期以教学、科研为指挥棒，具体表现为重科研、轻转化，重专利、论文，轻“变现”，科研成果、论文发布率和专利申报批准率等直接和高校教师评定职称、教职和评奖等实际利益息息相关，而科技成果转换却“无关痛痒”。

大多数高校科研成果考核以专利授权而非专利转化为标的，一方面令许多专利“为申报而申报”，缺乏“成色”，另一方面也令大量产生在“象牙塔中”的科研成果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转化。

中国对接高校和企业的程序复杂，过程“行政化”严重，缺乏市场主导性，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积极性，也让创新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掣肘。

某些项目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人为色彩过重，中标人一味紧盯指标，交差了事，看似“成果丰硕”，实则缺乏经得起市场和时间考验的“干货”。

保护、鼓励性政策虽频频出台但针对性、专业性和落实均远远不够，有学者指出，“鼓励创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喊了几十年，连最基本的“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严厉打击‘山寨’、提高‘山寨’违法成本”都尚未真正落实到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应看到，越来越多人清醒认识到，中国自然科学类高等院校和国际先进水平及时代需要有相当差距，但对在社科领域的差距、不足认识不够，或一味以“中国特色”等搪塞回避；

社科领域学科提供的是各学科组织、管理、协调、指导型人才，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类院校、学科，却因存在巨大的国别、体制和文化差异，很难通过各类国际排名、榜单来体现，因此更易被忽视。

4

如何保证大学含金量？

“扩招”在院校数量和招生能力上最大限度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由此造成的“大学含金量稀释”问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程度。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职业就业中心市场供需预测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7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4317元比2016届3988元增长了329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4774元比2016届4376元增长了398元。

本科毕业生就业半年后，月收入增速虽然保持增长，但是相比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收入增速以及物价增速，依旧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

就业市场结构差异明显，热门行业就业岗位竞争加大，对于就业新人而言具有较大的难度。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企业用人标准以及薪酬待遇未能及时拟合。2017届本科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中在收入低和发展空间不够等。

在行业细化分看，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最高的用人单位为政府机构/科研等事业单位，高达77%；满意度最低的为民营/个体企业，仅65%。这表明新一代大学生的就业偏好已从新兴国家普遍的“进取型”，迅速向老年社会特有的“稳健型”转换。

同一份资料显示，过去五年间，尽管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普遍稳定在90%左右，但毕业半年后离职率却都在30%以上；中国大学毕业生投身第一、第二产业的人数，以及这两个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分别自2009年和2013年开始净下滑，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也自2014年起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

这些都表明，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对就业市场构成巨大压力，而中国当前高校教育尚未能契合这一迅速改变的形势需要，这对于高等教育投入、对于学生本人及其家庭，都是一种浪费。

举个例子：原本一个导师带几个学生，一个实验室供10多人使用，如今却常常是一个导师带几十个学生，一个实验室供百来人使用，有些名义上的导师只重“经济价值”高的研究生、博士生，对本科生不闻不问，甚至大学念完，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都没见过所带本科生几面，加上教材、教学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知识陈旧，学生贬值不足奇。

还有些毕业生眼高手低，不符合用人单位需要，所学知识难以立即转化为生产力，单位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培训，如此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眼中自然是贬值的。加之技校学生可以召之即来，来之即用，且待遇要求低、管理难度小，在严峻市场竞争氛围下，很多应届本科毕业生就显得“中看不中吃”了。

5

什么大学才算“世界一流”？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大学到底应该怎么建？什么样的大学才算世界一流？

是论文发表数、专利数井喷？还是看英才产出率？抑或通过各大学“强强联合”？

其实并没有确切的统一标准，从社会各界约定俗成的评价来看，下列因素很重要。

首先，重质甚于量。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发表最多的论文、获得最多的专利，但其论文和专利的质量一定是过硬的，而非为论文而论文、为专利而专利。而且，要符合本校的研究传统和学科布局，具有传承性和持续性，可以获得阶段性成果，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其次，践行自身办学理念，并广受认同。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未必是培养出最多顶级人才或政商大腕的学校，但一定是成功实践办学理念、并获得社会认同和接纳。

如美国“常春藤盟校”的理念是“培养世界各方面的领导者”，毕业生们活跃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精英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法国楠泰尔学院被称为“人文思想的摇篮”，索邦学院被称作“工程院院士的母校”，而巴黎高师则向来有“政治精英集训地”、“诺贝尔奖孵化器”的美称，它们也无愧于这些响亮的称号。

第三，无论规模大小，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如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前者走“大学校”路线，推崇平民化教育；后者则走“小学院制”路线，顽固地恪守贵族精英教育的传统。它们各自坚持自己的特色分别长达数百年不动摇，并殊途同归地获得了令人仰望的成就和荣耀。

同处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的两所公认“世界一流大学”——UBC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都号称“北美门类学科最全面的大学”，也都是文理科兼收的著名学府，但风格迥异。

前者集中了全省60%的科研项目，主张学生在校培养；后者强调学生的社会属性，4个学年的课程除第一学年外，都是把两个学期分为“在校学期”和“实习学期”，让学生在毕业前即获得一年半的社会经验。

这种风格的延续是十分顽强的，像法国经过高教改革，大多数公立大学实行“教师轮换制”，并刻意回避“名校”概念，但楠泰尔、索邦等名校独特的气质仍然无法压抑，一望可知。

第四，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可以没有国家巨额拨款，但一定要拥有充分的招生、财政和学术研究自主权。

欧洲许多大学采用免试入学，宽进严出，而美国常春藤盟校虽然有号称“美国高考”的SAT综合测试，但测试分数只占考核比重的50%左右。并且，这种测试也更多以衡量学生综合能力、智商和反应为主，学校是走基础研究为主还是走应用科学为主的道路？是依靠筹款资助维持，还是走高学费道路？是董事会说了算还是教授联盟甚至学生联盟说了算？这些都是各校自己能够决定的事。

另外，学校也充分尊重、鼓励学生的自由思想、自主创新。

在“世界一流大学”里，研究生不会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更不会有从准备论文到毕业答辩都见不到几次面的导师，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老师的学术伙伴，是社会而非老师，决定学生的人生轨迹和命运。

6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很显然，拿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高等学府近年来虽进步明显，但的确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这些差距更多体现在“软件”方面，如学术传统、办学思路、学术氛围、招生原则、培养方式，等等。

这些并非仅靠增加投资、扩大办学规模可以弥补，强行把几座学校“强强组合”弄不好反倒让各校原有的风格磨灭殆尽，一味强调论文数、专利数更容易滋生学生造假和学术腐败，至于招生自主、教学模式的灵活性等问题，则涉及整个教育制度、用人制度的调整，解决起来就更非旬日之功、也不是教育口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仅靠“一流大学”支撑。

在北美，遍布各地的城市大学、社区学院和再教育学院构成高等教育的主体，它们不仅为社会输出了大量栋梁和骨干，也成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坚厚基石。

许多今天的名校，正是从这些不起眼学校中慢慢发展、最终脱颖而出的；在欧洲，许多古老的“小型大学”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它们不为喧嚣所动，恪守着自己的风格和办学思路，为社会贡献着大量有用之才。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人才需求量极大，既需要潜心学术的基础学科研究者，也需要与社会紧密结合、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人才——

对于社会而言，希望高校能够扎扎实实研究，拿出有分量、经得起考验的学术成果，论文和专利不一定多，但一定不要“水汪汪的”；

用人单位希望高校培养出的学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而不是那种还需要在“社会大学”重新回炉一遍的半成品；

作为学子，希望自己经过高校的学习，不论未来从事哪行哪业，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不辜负数年苦读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大批高等学府，而通过努力，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所高等学府，大多数中国高等院校是可以、也应该办到的。

日积月累，滴水穿石，通过长期的积淀，这样一大批高等学府中，将自然而然历练出一些“中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资金堆砌、院校合并、大肆扩招和论文专利“放卫星”所能速成的。

有志于此的中国高等学府，不妨将近期目标放在建成一所有价值、有特色、有贡献的成功学府上，至于“世界一流大学”，是“功到自然成”，急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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