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正在悄悄奖励那些不择手段活得精彩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向内的自省和向外的搏斗始终难以平衡，而在“通权达变”的古训的影响下，不免最终成为毫无原则的乡愿，而君子一词也失去了其本义，成为某种名存实亡的被玷污的存在。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

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君子”向内的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中就是这样。向内是个人的品格修养，向外则是事业的成功。这既是人的长处，亦即其短处。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发展。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官场现行记》连环画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孔子评众弟子有言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故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作一句话说，而他当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翻成动作。所以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余讲其他文章如《文赋》还能扯一气，但讲《论语》言语道尽。

《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朱注：“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