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3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西区会议厅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了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他问我：“翁先生，听方小芬（方诗铭先生女儿）说，你是方诗铭先生的私家弟子？”我答道：“是的,方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和方诗铭先生有长达26年的悠久情谊，从相识到相知，我在学史、治学上不断得到他的精心指教，获益匪浅，一老一少，竟成了忘年交，亦师亦友。

结缘45年前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我与方诗铭先生相识在1974年初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内。那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文革”后期，我作为《文汇报》通讯员，在理论部主任张启承先生推荐下,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培训班参加学习。那年方先生55岁，我才23岁。我从小嗜好读书、尤爱史学，有机会进入历史所学习，自然如鱼得水，整日泡在阅览室，一头钻入故纸堆中。先生也经常来阅览室，使我有及时向他请教和解惑的机会。

1976年4月29日，方诗铭先生写给作者的信件

当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坐落在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一幢花园式大楼内。这里绿树成荫，恬静幽雅，窗明几净。所里不仅环境好，更是个读书、治史的好地方。这里图书室藏书极为丰富，文史类读物尤其种类繁多，阅览室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排列着学术期刊和旧版古籍经典。所里名家荟萃，拥有方诗铭、汤志钧等多位国内的著名史学家，史学上的疑难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求教。当时我们有16位来自工厂和农场的学员,我被分在隋唐史组。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听课为辅，所听课程虽不多，但每次讲堂上为我们授课的教师却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家学者。方诗铭先生为我们讲授了“两汉三国史”。方先生1919年9月1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在父母熏陶下翻阅古书，经史子集、志怪传奇，无所不读，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更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先生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师承顾颉刚等史学大师,后在顾老推荐下转入由顾颉刚任所长、白寿彝任副所长的文通书局编辑所任编辑。因编辑所设在苏州，方先生遂从四川来到苏州，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1948年先生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管会、上海历史所任职。自1957年2月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长期从事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文革”中，先生也与当年广大知识分子一样遭受磨难，一度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约于1972年前后因接受“廿四史”及其他古籍整理和标点的工作需要，才重返坐落于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所工作。1978年历史所完全恢复正常运转和研究工作后，方诗铭先生先后出任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95年1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先生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的老光眼镜，虽身形瘦弱，却聪明睿智,学识深厚，记忆力特好。每讲一个史学问题，他都能娓娓道明史料的来源和出处，为我们学员查寻和研究史料指明了途径和方法。此外，为我们学员讲授先秦史的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杨宽、魏晋南北朝史是谭其骧教授、近代史是陈旭麓教授。

1989年春，作者与方诗铭先生在先生寓所合影

书信往来见真情

我们第一期历史学习班是在1975年3月结业的，此后，我也回到了原单位工作，但对史学的爱好，及与方诗铭先生的师生友情却一直没有中断，并日益深笃。先生早年居住在新华路445弄的小屋内，20世纪80年代末迁至徐汇区双峰路上一幢高层的四楼三室一厅居室内，居住环境大有改善。迁入新居后，先生的妻子张毓芬女士也从苏州搬来，与先生和大女儿方小芬同住，共享天伦之乐。1976年我结婚成家后,先居住在卢湾区重庆南路近淮海中路的一间亭子间内，80年代后期迁至徐汇区肇嘉浜路628号（近乌鲁木齐南路口）的祖屋内，与方先生的家也近了，所以我常会骑自行车去看望和求教，也成了他的私家弟子。其间，先生不仅非常耐心细致地传授我读史和治史的方法，还关心我的个人发展前途，甚至在给我的信中也不忘勉励叮嘱几句。我至今还保存着先生从1975年12月9日至1992年11月29日写给我的20余封亲笔信。现抄录先生1976年4月29日的一封信函如下：“小翁：来信收到。近来我在上海图书馆整理资料，已经去了两个多月……五月里，我这个任务将结束，那时即回到徐家汇，同学习班一起搞《春秋战国史话》了。因为事情多一点，一直没来看你。《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已排好纸型，据他们说七月里可能出来，我一定给你搞一张购书单，这不会有问题。你对史学有兴趣，可以抽时间多看点书，你不是有《史记》等四史吗，就可以专读其中一部，或者选一个题目，选一段历史时期，读时可以抄一些史料，你可以考虑，我也帮你考虑。我应该帮助你，将来我们可以多谈谈，你是学生，我也还是学生，还可以互相帮助。我明天要到苏州去，五月四日或五日回沪。你考虑好以后请到我这里来谈……”从信中可窥见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教导。在以后和先生的交往与交谈中，他也多次关心我的学业和方向，建议我从企业中跳出来，去从事自己爱好的史学或文字工作。为此，方先生也为我创造了多次机会，鉴于当年种种缘故和因素，错失了多次良机。但在先生的勉励、指导和鞭策下，我读完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写下了多册读史札记。也是在先生叮嘱和鼓励下，我在20世纪80年代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和学习，先后完成了中文系专科和历史系本科的学历。完成学业后，也是在先生的关心和推荐下，我成为当年上海市历史学会最年轻的会员。

是藏书家，更是善读书的史学家

学者大多爱读书和藏书，先生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交往中聊得最多的除史学外就是有关书的话题了。其实，当年先生的藏书已极为丰富了，拥有清代版线装本及民国旧平装书多达千余种，收藏的建国后出版的书其数量更是惊人。爱书人，往往对藏书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先生晚年还是购书、藏书不止。他知道我也爱淘书和藏书，所以就常向我了解市面上书的出版和流通行情。当年先生年事已高，不太出门，有时他还会专门写信给我，叮嘱我替他购书。记得1991年12月4日先生在来信中托我代购《宋本大唐六典》《唐会要人名索引》《宋本金石录》等史学文献；在1992年11月29日，先生再次来信请我代购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及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丛书”中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汉乐府研究》《世说新语研究》等多种。我接到来信后，往往在第一时间为先生买入所需的书。为先生购书这既是作为学生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对先生的真情回报。

1992年9月11日，方诗铭先生出席《中华大典》编纂会议

早年我也曾多次请先生为我购买过多种紧缺和稀罕的书。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书荒年代，像《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红楼梦》等，都是不易购得的紧俏书。当年先生不仅为我购得紧俏的书，还赠送过我多部他亲著的签名本，如《中国历史纪年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钱大昕》等。其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签名本，对我学习和指导意义极大，这本书不仅是我人生收藏的数百种名人签名本中的第一种，还是我做研究和搞学问最常用的工具书。熊月之先生曾在《读“方诗铭文集”》中说：“很能体现（方诗铭）先生治史坚实功力的是两部著名的工具书：《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一般史学工作者案头或书架上都会有这两部书。……《中国历史纪年表》，作为《辞海》的一部分，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泽惠无数读者。有些工具书的编写，如《唐诗鉴赏词典》《宋诗鉴赏词典》，既惠人，也益己，在编写过程中编者能得到学者的熏陶、诗意的满足，而《中国历史纪年表》这类工具书的编写，枯燥无味，只惠人，不益己。当然，因惠人而获得的满足，也是一种益己，那是更高层次的益己。”此书不仅是一部权威性的历史工具书，还是一部颇受广大文史读者喜爱的畅销工具书，其初版印数就多达7.5万册，还供不应求，不断地再版。作为史学家从其投身于这项史学工作开始，他就必须要有甘于寂寞、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有所作为，也才能从中获得更高层次的益己和满足感，方先生就是这样的强者和快乐的享受者。先生不仅是个学者型的史学家，还是个爱读书、善于读书的藏书家、史学家。记得早在1977年秋季，一次他和我聊起读史书奥秘时说：“宋代苏东坡有句读书名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不仅要精读、熟读，还要学会思考。凡在读书中遇到不解之处，就要多想、多查工具书，思与读结合才能不断升华自己的才识。治史也是如此，不仅要熟悉史料，更要善于思考，才能去伪存真，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我想正是由于先生在治史上坚持读思结合，才能有像《中国历史纪年表》《三国人物散论》等这样的名著传世，惠泽世人，传于久远。

晚年方诗铭先生在寓所伏案写作，1995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史学研究成果展功力

2000年2月，方诗铭先生驾鹤西去，中国史学界痛失大师，我也痛失良师益友。然而，可告慰先生的是，他的文集在女儿方小芬“十年磨一剑”孜孜不倦的收集、整理、校订下，2010年4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问世，为我们展现了先生一生治史的丰硕成果及精彩人生。《方诗铭文集》共计3卷3大册，约200万字，是一部厚重的史学巨著。全书第一卷收录著作四种：《三国人物散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钱大昕》《上海小刀会起义》。第二卷收录了先生从1944年到1999年撰写的论文64篇，按研究领域分为三部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及其他。第三卷为读史札记、序跋等，收读史札记173篇，序跋、书评16篇，散文9篇。通读书中收录的文章，令我从心底里对先生的渊博学识佩服不已。先生读书治学是上下古今，兴趣广泛,在史学上更是一枝独秀。上自甲骨文考辨、金文释义、古本《竹书纪年》研究、《天问》解惑，下至近代小刀会起义历史拓荒、郭沫若史学理论剖析等，足见先生学术造诣之深厚。翻阅先生文集，我感到他治学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颇具考据学功力，二是颇具扎实功力，三是具有通透功力。先生著述，往往新意迭起，精彩纷呈。举个例子，先生揭示《三国志》中“为曹操隐讳的事例”，并不是为了揭露曹操不光彩的面目，而是还历史的真面目；不是为了贬低曹操形象，而是更完整地展现曹操的真实历史形象和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风云现象。先生既能看到史书所记的内容，还能看到史书没记的内容，并能说出没有记载的原因，这是他治史高人一筹之处。所以熊月之称赞方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一个学问坚实的人，一个见识通透的人，一个极其睿智的人”，也是极有道理的。近日获知为缅怀父亲，也为了更好地展示方诗铭先生学者人生，他的女儿、资深编审方小芬已再次上下求索，孜孜不倦，收集资料，启动编纂一部先生年谱长编。我期盼《方诗铭先生年谱长编》早日出版问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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