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每从媒体中听到有关的消息，或每次打“北宋抗日英雄纪念碑”前经过，往事就油然浮现在眼前。人们常说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只要我们一代代铭记。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把那些往事记载下来告诉后人是我们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为过去，更是为未来。我们徐氏家族与我的家庭有些特殊。我们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对共产党对祖国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后，我们家有四代党员，三代军人。即便是家中普通的农村妇女，譬如我的奶奶、母亲，也一样默默支持自己的男人参加革命，为共和国的诞生尽一份力。

我小时候，父母亲都忙着工作上的事。我们兄弟是在奶奶膝下长大的。而我所记载的往事，多半是从奶奶那里听来的。在黄昏时她就着油灯火纳鞋底的时候，在冬天纺纱织布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听奶奶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些往事随着昏黄的灯火和纺车的叮咛，一一烙在我们童年的心坎上。今天，它们又从我记忆的长河中绵绵流淌出来：欣慰、感慨、自豪！

一、我的奶奶与那个苦难年代

我的奶奶邵兰珠，奉贤四团镇金洋村人。十八岁那年，嫁给奉城镇北宋村徐家宅我的爷爷徐伯生。我们家没有自己的田产，都是靠租种人家的田维持生计。奶奶有小家碧玉的心灵手巧，兼有贫家民女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现在的女孩，十八岁还要父母伺候，而我的奶奶却已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里里外外。她挑担种地犁地耕作和男人一样干，四季农事样样精通，脏活累活不让须眉。我奶奶十年间就生育了两男三女，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儿女双全，膝下承欢。特别是我爷爷从军的十三年，她更是含辛茹苦，撑起了这个家。盼望着日子会好起来。

我们徐家宅徐姓居多，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由于阶级成分、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等不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正由于奶奶的睦邻亲和、深明大义，才使我们家族的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徐家宅分河东河西，都是绞圈房子，河东的绞圈房几乎都是殷实人家，有祠堂、公用客堂等设施；西绞圈房以平民为多。解放前河东东绞圈房出过绅士徐伯飞，西绞圈房出了国民党军官徐晚枫。而我爷爷徐伯生属于西绞圈房，则是革命军人。由于这些原因，徐家宅人材辈出，远近闻名。

徐伯飞，是徐氏家族的首富，在新场开有米行，窑厂等实业，拥有良田千亩。徐伯飞和我爷爷都是伯字辈的。俗话说：造桥修路，胜似造七级浮屠。而他俩都给村里造过石桥。解放前徐伯飞作为有钱的乡绅，曾造了万青桥。解放初我爷爷用退伍费造了水利桥。这两座石桥迄今还在。徐伯飞虽富，但从不欺贫，一生也做了好多修桥补路的善事，颇有绅士风度。但英年早逝，有说他是被日本鬼子恐吓得病死的，也有说是伤寒病死的。

徐晚枫小名六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浦东地区（奉南川）“忠义救国军”旅长。他是什么军校毕业的，一直是个迷。那时，浦东活跃着新四军的朱亚明支队，但徐晚枫有民族正义感，从没和朱亚明的新四军发生过任何摩擦，也没有向共产党的部队打过一枪一弹。在浦东地界上，算得上是一支抗日的正规武装。

徐晚枫的大儿子徐悦方，是我们徐氏家族的骄傲，他与父亲走的是两条道路。17岁时从他父亲那里偷得两支冲锋枪，投奔新四军三五支队，后来成了朱亚明的警卫员。一次遇到鬼子扫荡，徐悦方发烧未能转移，躲藏在客堂的破船头里，结果被发现。鬼子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新四军朱亚明的去处，徐悦方宁死不屈。鬼子把他绑在树上，放军犬撕咬，以至于咬去两个睾丸，壮烈牺牲。时年19岁。新四军三五支队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

徐悦方牺牲后，我奶奶说朱亚明特地找过徐晚枫，希望他的部队和新四军联合共同抗日，徐晚枫说小鬼子和他有杀子之仇，抗日义不容辞。但没有加入新四军。由于我奶奶明大义识大体，深孚众望，所以上海解放前期，朱亚明又派代表和我奶奶一起劝说徐晚枫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徐晚枫犹豫不决，说起义事大，要慎重考虑后决定。但他是个重情谊的人，明明知道我爷爷是共产党解放军，可是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家。这除了徐氏的血缘，更重要的是，他有正义感。最后，他是向解放军投诚的。他的部下大部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还为全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解放后肃反，因为他没有什么血债，儿子又是烈士，政府对他宽大处理，被判刑六个月，后来劳动管制到去世。他是我们徐家宅老子是国民党，儿子是革命烈士的特殊家庭。我奶奶常说他是个聪明人，但站错了队，责怪他不明大义，书白读了！

我们徐家宅还有一家，哥哥是国民党别动队，弟弟倒是解放军战士。我们家屋后有一片竹林，每年清明前后，燕笋破土拔节，这个兵痞总是捷足先登，挑粗大的燕笋垦挖。我奶奶好言劝阻：“留下点竹笋吧，大的留着长竹子，小的我们家孩子要吃”。他恶言相向，说我们家是共匪，不消灭你们已经客气了。恶人有恶报，这个地痞流氓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是我们徐氏家族的败类。

其实在那时，我奶奶早就知道爷爷是地下党，但她不戳穿。朱亚明淞沪支队北宋突围战，战死三十多人，部队被打散，有几位战友躲在我家串堂里。有一天清晨，朱亚明派人通知大家集结，说是要严惩那个告密的汉奸。我娘告诉我奶奶，看见我爷爷有一把手枪。我奶奶说她早知道，叫我娘和姐弟几个不要瞎说，就是死也不能说出去。每次说到这，我对奶奶肃然起敬。后来这个向小鬼子告密的汉奸，被新四军镇压了。

北宋突围战以后，新四军分散游击，白天和老百姓一起种地，晚上和鬼子巧妙周旋，各个击破打击鬼子。有一天清晨，我爷爷划着一条麦钓船，给隐藏郊野的部队送粮食，被鬼子发现。我爷爷一口咬定自己是良民，去贩卖粮食换钱的。鬼子对我爷爷拳打脚踢，把我爷爷打得遍体鳞伤，说他是给新四军送粮食的干活。后来奶奶打听到我爷爷被鬼子关押在东新市的白虎庙里。于是请徐伯飞出面担保，联合地下党营救了我爷爷。奶奶说，爷爷被救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但他决不松口。有这样的奶奶，就有这样的爷爷！

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朱亚明决定由我爷爷带领一批热血青年北上，壮大新四军队伍。奶奶说那天深夜，月黑风高，五个孩子还在梦里，爷爷和奶奶挥泪告别，从此，一别十三年！朱亚明设法让我奶奶摆了个假的香台、排位，说我爷爷暴病身亡，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全家。那是生死未卜的送别，而奶奶依然送走爷爷，从此一个人肩负一个家庭。

上了年纪的奶奶常念叨说，她一生最愧疚的是丢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当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钱看病啊！奶奶一生最爱孩子，她发誓：一定要为村里办个托儿所，让孩子们无病无灾，有个快乐的童年。

上世纪60年代初，在爷爷的大力支持下，奶奶就跟老队长请缨，要给村里办个托儿所。老队长说太好了，可是没合适的地方啊！奶奶说就放我家。没想到，这个托儿所一办二十多年。

托儿所刚开始入托的是刚出生和年龄小的孩子。当时没有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也多，后来到托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多，有二十几个，午睡时我们家的床铺都睡满了还不够。奶奶把家里的稻草晒干，叫我爷爷押了好多草窠，给孩子们睡觉。我爷爷不愧是老革命，忙碌了一天，放弃休息给孩子们扎草窠，有时候到深夜。扎草窠也是技术活，先把稻草扎成手臂粗细，用一根通透的小竹竿，一头削尖，像个针管一样，用来引出编扎的稻草，一小撮稻草引出后要拧紧压实，光鲜亮丽部分在外圈，这样一圈一圈的押，就成了草窠。爷爷押的草窠有圆柱形的，浴桶式的，还有椭圆形的。新鲜稻草押出来的草窠呈金黄色，还有稻草的清香味。爷爷还在草窠的中间插上几根小竹管，通风透气。

奶奶把草窠排成两行，根据大小给孩子睡觉，草窠还可以当摇篮用，奶奶一边摇一边唱着儿歌，其乐融融！盛夏季节，奶奶还把草窠移到的白胡枣树下，让孩子们纳凉。草窠上插上用芦苇叶做的风车、小龙，小动物等，微风吹拂，童趣满满。爷爷还在粗大的白胡枣树枝上挂上秋千，孩子们玩得都不想回家。

托儿所是全天候开放式的，孩子可以随时放到这里，家长晚上有事，孩子也有住在奶奶家里的。孩子们在这里，很少有拉肚子感冒，生痱子皮肤病的，奶奶经常给孩子们喝车前草，蒲公英，菊花，大麦茶等中草药烧的水。托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多，老队长给奶奶派了个阿婆做帮手，阿婆也是个忙里忙外闲不住的人。奶奶空下来就给大点的孩子讲故事。有时候我们弟兄几个也听奶奶讲故事。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奶奶，你们四团为什么会男人斗纸牌，女人挑盐卖？奶奶说那都是瞎编的，我们四团有晒盐场，晒盐是很辛苦的活，男人一天忙到晚，晒好了盐，女人帮忙挑出去卖，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啊。奶奶告诉我们，盐场最大的叫场，有大场，新场，接下来叫团，有大团，二团，三团，四团，小一点的叫墩，有三墩，四墩，五墩，最小的叫灶，有盘灶，三灶，六灶。我说这晒盐的也搞得像部队一样编制。奶奶讲的不仅仅是故事，也是历史，迄今记忆犹新。

80年代初，孩子少了，老房子也拆迁了，村里有幼儿园了，奶奶也老了。高大的白胡枣树被一次强台风刮倒，再也没有站起来。奶奶也在这时去世了。当年草窠里奶奶摇大的小辈们都来了，有干部，医生护士，农场主，企业家——为他们的托儿所“所长”，我的奶奶送行。

二、壮士十年归，打仗十三年——我的爷爷

我爷爷徐伯生，地下党时曾化名“徐竹生”。起初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默默为党工作。他白天种田耕地，晚上开会，侦察，搞情报，用各种方法打击鬼子。他组织参加过农民暴动，后来参加新四军，北撤盐城，在陈毅军长的领导下，他作为皖南事变的幸存者，成了抗日战场上坚强的战士。从此，我爷爷南征北战，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腥风血雨的殊死战争中，他从军十三年，身经百战。在解放战争中，他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枪林弹雨中亲身经历炮火的洗礼和各种考验。

抗美援朝后的1953年，46岁的爷爷回家了。阔别十三年的夫妻才团聚。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奶奶没有流过眼泪。那天，奶奶趴在爷爷肩头号啕大哭！“我把林娟，林禄弄没了，对不起你啊”！奶奶说，我的小姑姑林娟，还有小叔叔林禄，都是在那年蛤蟆痧（霍乱）时病死的。小姑姑得病后，趴在奶奶膝盖上，有气无力地说难受！奶奶一个劲的给她刮痧，感觉她的血已经凝固了。姑姑咽气前断断续续地喊着“阿爸！阿爸”！奶奶说姑姑死后双目圆睁，奶奶按了好几下都没闭上，他俩离解放，离父亲归来不到三年，居然没有等到，真的是死不瞑目啊！这世道是这样的冷漠无助，残酷无情，不堪回首。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从军13年，司务长（正排职）的爷爷胸前挂满军功章，终于解甲归田了。他参加革命，浴血疆场的夙愿实现了：安居乐业，建设家乡。国家给了他4000多元的安家养老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资金，足以安度晚年。他和我奶奶商量，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于是将这笔钱全部花在当时的农业合作社建设上，给村里买了一台抽水机和配套的农船，还为村里造了一座石桥。他是我们头桥小乡的第一任乡长。爷爷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兵，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党员！

我爷爷有60多年党龄，可是有谁知道，这位老地下党员、老革命在文革中，却有人说他是假党员，还有人说他是叛徒。造反队问他入党介绍人是谁？他说渡江战役时牺牲了。什么地方入的党？北宋村的一个农舍里。造反队污蔑我爷爷把4000多元复员费用在合作社是为了掩盖罪行。在当时最困难的年月，我们怕他年事已高挺不过来，他对我们说：要相信党会搞清楚的。爷爷对党和人民的忠贞不渝。深深植根在我们心中。

人民公社时期，爷爷和奶奶并肩忙碌在抽水机船上，奶奶天天为日夜抗旱的爷爷送饭送菜到机船上。后来集中排灌，爷爷当过放水员，到牧场当过饲养员，磨过豆腐，和老战友姜祥楼当过机戒厂的门卫。爷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记得一九六九年的《支部生活》有专刊，图文并茂，介绍我爷爷和奶奶的先进事迹。作者是当时县文化馆的徐仁舫，他也是志愿军战士，是徐伯飞的大儿子。我爷爷当时还是上海市的劳模。后来朱亚明平反后，我爷爷的问题也跟着彻底搞清楚了。

记得头桥敬老院建成时，朱亚明来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北宋村，一定要见我爷爷，在公社里，我爷爷和这位原苏州市市长，老上级，老战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朱亚明亲笔写下了“头桥敬老院”五个大字。可惜，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已成故人。但“头桥敬老院”的墨宝永存！解放后，我爷爷从村里搞合作社、人民公社、牧场，一直干到88岁去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的经历以及言传身教，关于人生的意义与担当、社会的责任与奉献、为人的清廉与正直等方面，这是最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子子孙孙继承！

三、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铁汉——我的父亲

1949年大麦登场时节，我爷爷带了个和他一样穿黄军装的解放军回到了家。带回来的人灰头土脸，军帽被烧焦，右手一个手指被打断，还包着纱布。爷爷喊他王营长。那时，上海已解放，爷爷刚打完周浦战役。周浦离奉贤不足20公里，于是请假回阔别十余年的老家。爷爷心里明白，仗打完了，该回家种地了。其实，爷爷早有打算，想等到这一天，招赘这个勇敢、朴实的王营长，成为他的儿子。我娘徐宝娟当年18岁，正值婷婷玉立，花季少女。那天，我爷爷一提此事，我娘拉着我爷爷到房间里，腼腆地说：“阿爸，这个人和您一样老？”言下之意是不合适。但我爷爷说就这样定了。从此，那王营长就成了后来我们的父亲。他当年28岁。我的父亲与我爷爷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不是父子，是战友、上下级、是好兄弟。然而他们胜似父子。他与我母亲这样定亲，在以后的人生中，生儿育女相濡以沫。可敬的是，过了半年后，她送自己的新婚夫再上前线抗美援场。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在哪儿呢？

我父亲王银龙，南汇彭镇人，是我爷爷的老上级。他13岁拜师学缝纫，那时是手工活，没有缝纫机，还要帮三年学三年，就是要帮师父家打工三年，再学徒工三年。还没满师，17岁那年被国民党抽壮丁。他看不惯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18岁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家境贫寒，当兵时是文盲。在新四军他懂得了为谁扛枪打仗，他的一生是打出来的。驱日寇、打老蒋、抗美帝，脾气刚强、宁折不弯。他1942年入党，曾是陈粟三野部队的一员，在孟良崮战斗中荣立大功一次。戎马生涯十三年，历经抗日战争、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解放上海时任副营长，抗美援朝时任营长。他身经百战，顾全大局，在生死关头更体现出他的敢打敢拼，身先士卒。关键时刻，他常说“我掩护，你们撤！这是命令！”他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冲锋在前！我父亲生前对我们说过：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口的机枪手是按党龄排的，党员伤亡了团员上。这是真正的“我是党员我带头”！

父亲曾对我说：“受处分的党员不一定就不是好党员，要看他是因何而处分的。”后来才知道他一生中也受过一次处分。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周浦南八灶的战斗中，父亲连派四名爆破手炸暗堡，全部壮烈牺牲，他一跃而起抢过炸药包，炸掉了暗堡，自己一节手指被打断。爷爷带他第一次来我家并与我娘定亲，手还包扎着，就是炸暗堡时受的伤。上海战役结束后，团部不但未褒奖，反而给他警告处分，说他擅离指挥岗位。父亲对此很淡然，说：“我是副营长，又是党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怎么能憋得下这口气？我能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不是我命大，也是因为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我不上去，可能还会有牺牲。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还有什么委屈装不下”？这就是我可敬的父亲。

父亲在上甘岭战斗中负伤回国医治，伤愈后去常熟扫盲，后转业到南汇县粮食局工作。文革中，父亲成了走资派。造反派借父亲有一年被抓壮丁的经历大作文章。为此，他被造反派拉到刺骨的寒风中受罚，脖子上用铁丝挂了好几块砖头。有一个头头还说：你不是说在朝鲜零下20多度穿单衣打美国佬吗？现在不到零度冻给我们看看。可怜我父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拖着一双在朝鲜冻残的腿，不是批斗就是陪批斗。但他却刚强地安慰我们说，要相信党。我枪林弹雨都挺过来了，这算得了什么！

当军人带兵打仗，我父亲是刚强铁汉，对子女则是父爱如山。他敬老爱小，我奶奶夸奖父亲比亲生儿子还要亲。父亲是好军人，好干部，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父亲当时也算是高工资了，每月休息四天，那四天我们伙食小改善。夏天，奶奶和母亲会带着我们弟兄五个到河里摸些河蚌螺蛳、小鱼小虾。一家人围坐一张八仙桌，还有一个插角的。除了奶奶和母亲，七个都是男子汉。父亲一盘炒螺蛳，一盆小炒豆腐，一瓶七宝大曲，美其曰：“嘬咪”。这也许是他一生唯一的爱好。此刻，他与我不喝酒的爷爷，又恢复了当年既是上下级又是兄弟的关系。相互之间不无调侃。

豆腐是爷爷自己做的，磨豆浆，做豆腐是爷爷的绝活。父亲喝酒时就会讲他们打仗的故事，那几乎已重复了无数遍，但我们每次都觉得新鲜。因为故事的主人是父亲与爷爷。爷爷和我们弟兄五个都不会喝酒，父亲说我家的酒文化到此结束了。喝一口老酒，嘬几粒螺蛳，故事也就开始了。淮海战役的时候，你爷爷刚烧好一大锅红烧豆腐，正要开饭时，突然，一颗炮弹打了过来，轰隆一声，我回头一看，你爷爷不见了。我和几个战友赶紧从沙土中把你爷爷挖出来，爷爷摇一摇脑袋，啥事没有。可惜了一大锅红烧豆腐和一框馒头全被炸飞了。父亲说爷爷有三板斧，胎本好（力气大），水性好，会做豆腐。当时司令部的电台，都是手摇发电机，发报时要不停地摇，中间不能中断，爷爷可以连续摇半天。在山东的时候，有一次部队转移要过一条大河，好几个女战士不会游泳，爷爷连续背过河的女战士就有七八个。其中有一位女兵就是后来的杭州市政协主席、杭州日报总编肖冰。父亲说他的九枚军功章都是打出来的，爷爷的八枚军功章一枚三等功勋章是磨豆浆磨出来的。爷爷说我那枚军功章又不是你王营长颁发的，是司令部颁发的。在部队做豆腐还能立功？父亲说爷爷那枚就是做豆腐军功章。父亲说爷爷后来调到司令部做豆腐去了，他磨的豆腐浆可是伤病员的营养品。奶奶说也是她托儿所孩子们的营养品。爷爷说山东的黄豆和水做出来的豆腐嫩白细腻，味道极佳。抗美援朝的时候，爷爷还给美国俘虏当过司务长。爷爷说美国佬开始很刁，我们吃淡馒头，给他们吃红烧肉、肉包子还敲饭盒。后来给他们吃豆腐，豆腐干，豆腐浆，还吃出瘾来了。看到我就喊：豆腐徐，OK！我们都笑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和打趣调侃，把战友情谊、家庭天伦搅得浓浓的。

我父亲2003年去世，享受正处级。当时南汇县的挽联是这样写的：驱日寇打老蒋抗美帝功绩赫赫；搞四化屯粮仓建家园无私奉献。我们兄弟五人把“功绩赫赫”改为“浴血疆场”。把上级对他的高度评价降了一级。因为，我们知道低调与实事求是符合父亲的一贯为人。

四、祖国建设中还有我们

我们兄弟五人都是父亲抗美援朝回来后出生的。我有时想，假如父亲在战场上牺牲了，这世界上会有我们吗？

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大哥徐勤飞是我们的榜样，他当过生产队会计，队长，1973年入党，一九七四年被选送上海海运学院（现海事大学），曾任上海外轮代理公司党委书记等职，退休前是上海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文革中因为爷爷，父亲莫须有的罪名，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从学校的“三好生”变成过黑五类。我们弟兄五人，又把各自的儿女培养出了三名党员，其中我大侄女，小侄子都是上海海事大学本科毕业。

一九七六年我被东海舰队录取为航海兵，并进行专业学习，从此，我们家三代军人。那年，奶奶已经73岁高龄了。她看到我穿的军装和爷爷、父亲的不一样，军帽上还有飘带。问我是什么兵啊？我说是海军。奶奶说我是徐家宅第一个海军，要是当年有海军，台湾早就解放了。奶奶和母亲送别我时都没有流泪。奶奶送给我的是一本鲜红封面，镶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我到现在都知道是360页。奶奶说：“到了部队，听首长指挥，保卫好国家，就是死，也要往前倒，不要给徐家丢脸”！我懂得，这些话其实是当年跟爷爷也这样说的。

身为革命军人的后代，我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在部队的教育下茁壮成长，在业务上项项优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虽没有辉煌的业绩，在部队期间也是年年受嘉奖，197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准备好了贡献一切，可惜海军没有直接参战。我退伍后回乡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我也搞过养殖，搞过超市、工农商学兵我都经历过。2006年在青村镇北唐村宅基地置换工程中，因质量安全工作优异，被评为奉贤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虽然我有20多年时间在“两新”企业搞党务工作，一直倡导金子在哪都可以发光的理念。奉行立足本职、做合格党员的信条。2014年我担任集团旗下一个合作社的总经理。当时合作社严重亏损。我用两年时间，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从管理着手、扭亏为盈，两年中把合作社转变为绿色环保无公害企业，成为上海市高产基地。2014年区“三秋”现场会在合作社成功召开。2014年10月20日 ，上海电视台英语台专题报道了合作社秸秆还田、环保高产的场景。2015年我被授予农业系统优秀党员岗称号。以前我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党员，可这一次优秀党员岗是我退休前的荣誉。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叙述中穿插了爷爷、奶奶、父亲的故事，以至于有些凌乱？其实，他们的故事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是个献身革命的家庭，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前方后方，家庭集体。尽管家庭中的这些人，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只是一些普通人。但你想想，我们共和国的旗帜，正是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撑起来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有国才有家。有普通人为之前赴后继，才有共和国。先辈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那不真是普通老百姓的向往与追求？在这特殊的日子了，我想了许多，我们不能忘了为了共和国的今天，曾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先人。而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建设好祖国，使她富强、平安！

（原标题：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故事）

来源：上海纪实    作者：徐根飞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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