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丁·琼斯认为，一系列的“现代”行为为人类走出非洲提供了必备的生存策略，包括面对面地分享食物、讲故事和旅行。而考古发掘中对所有单位进行浮选、系统的植物考古学、沉积物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将会获得更全面的人类分享食物的画面。   

文 |  [英]马丁·琼斯

地点：英国南部多塞特郡（Dorset County） 

时间：约公元前3500年 

站在蜿蜒的白垩丘陵地的一处山坡上，俯瞰英格兰南部现代草甸和树篱，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的土墙围成的环绕高坡顶点的防御圈。

这些土墙大约在2000多年前，环绕一处铁器时代的山顶村落砌造而成。另一组线形土墙建筑不太显眼，年代却是它的两倍之久远，它们沿着山顶中央围成一个方阵。这个山顶是埋葬死者的地方，是两处“长冢”之一，是最早的英国农民为纪念他们的祖先而建造的坟冢。此外，他们还在山上挖了很多洞穴，之后又将这些洞穴不断挖开又回填。

这些洞穴之间的空地，在考古学家看来就像一道道长堤，他们称之为“堤圈遗址”。尽管我们仍旧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一称谓，但是考古发现已经表明，这类假定为堤道的遗迹远不如两侧的洞穴来得重要。足够丰富的证据表明这些洞穴出现了一种新的聚集起来分享食物的形式。

考古学家有时会在其中发现多达三头牛的骨架，还有其他小型动物的骨骼。从保存状态看，有的骨头上仍残留着骨关节，表明它们刚刚被屠宰和消费之后就被掩埋起来。由此推测，单是牛就能提供700多公斤的牛肉、牛下水和油脂，足以养活上百口人。这些掩埋的骨骼留下了丰富的、一次性消费大量食物的证据，另一方面，这种消费却是远离火塘，在家外面进行的。

像英国其他堤圈遗址一样，汉布尔登山（Hambledon Hill）遗址也位于居住区的边缘，这种边缘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既然考古学的详细分析手段已介入，我们就可以尝试解释这些边缘地带人类早期饮食行为是如何把当时的社会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转型中的人类生活 汉布尔登山位于克兰伯恩狩猎场（Cranborne Chase）旁边土冢“海洋”的边缘，有“死亡之岛”之称。

在山上的不同地点共发掘出15具人头骨，其中近一半被很正式地放置在洞穴底部。这些头颅大部分没有下颌骨，少数残留切割痕迹，说明上面的肉曾被有意剔除。遗址周围出土的其他人骨上也有明显的割肉和清理痕迹。将这些特征综合在一起，说明当时存在吃人肉或用骨头做法事的习俗，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骨骼不仅发现于洞穴中，也出土于那些像小山的皇冠一样耸立着的长冢当中。看起来，这座山上埋葬的祖先多数是随生者的活动不断变动位置的，甚至可能比生者的活动地点变化得更频繁。 

山上的出土骨骼中最常见的是牛骨，上面也留有屠宰的切割痕，这并不奇怪。和人骨一样，它们显示出非常正式的葬式。贯穿英格兰南部的第二大石灰岩山脉科茨沃尔德丘陵（CotswoldHills），与汉布尔登山同时代的长冢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牛和人之间的联系。这些坟冢中的牛骨和人骨均受到同等“待遇”：人骨被烧过的地方，牛骨也被烧过；人骨留有关节的地方，牛骨也有关节；人骨没有关节的地方，牛骨也没有。看上去似乎整个家庭组成包括人和牛，二者的生或死都是一件大事，就像食用二者的肉一样。

与家族所在地生长的树木一样，人的祖先是宴会的参与者，牛的祖先可能也是。 这些神秘而丰盛的食物是用来做什么的？回填的坑洞保留着最直接的证据，我们从中能够获取哪些信息？许多回填的坑洞已经被发掘并进行了分析，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再现了一个重复挖掘又立即回填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还清理过附近的林地。回填的过程中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向祖先供奉食物，同时为生者提供新鲜而丰盛的食物。他们不断回到这个特定地点，按照某种周期，循环举行庆祝仪式和宴饮活动。在这里，家族之树将不同家族的领地明显区分开来。许多回填了的坑洞底部都小心摆放着人的头颅，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祖先崇拜的证据。   

汉布尔登山的许多情形，都能与列维-斯特劳斯和玛丽·道格拉斯讨论的边缘地带行为产生共鸣。边缘地带是一个过渡地带，这里变幻莫测，是性交、死亡和危险经常发生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亲密的家族和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到这里会面，并分享烧烤食品和发酵饮料，这是典型的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外烹饪”或“露天烹饪”的场景。边缘地带不是日常生活的地方，也不是生火做饭、取暖的地方，而是一个举行特殊仪式的场所，如诞生礼、成人礼、婚礼和葬礼等。这些人生中社会性和生物性的转折点，都得到这里度过。在这里举行的宴会，是为了建立容纳更多人类和牲畜的部落，超越单个家庭的界限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宴会也是不同网络的联结点，这些网络使距离更远的处于不同社会和环境的群体联系在一起。

《酒神巴库斯》 委拉斯凯兹 1628年

禁忌的食物 

汉布尔登山位于两条河流之间，古人无疑会沿着岸边捡些大鹅卵石当作石锤使用。这里也许还是一个捕鸟和打鱼的好地方，但在遗址中只发现了极少量的鸟类骨骼，鱼骨一点儿也没有。这些相对易碎的鸟骨和鱼骨没有被发现的原因可以有多种推测，它们或许没能被保存下来，或者即使保存下来了，考古发掘时却没有找到保存的地点。不过，鸟骨和鱼骨的缺席却与另一批肢体遗存有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坑穴底部的人骨在举行仪式之前就被割去了肉。然而，这种被割去肉的人骨反而利于另一类蛋白质的保存，即骨骼本身包含的胶原质，它是进行同位素分析的理想材料。 

在第5章中，我们将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进行了同位素比较，现在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将汉布尔登山遗址出土的51具人骨与三组已知来源的人群进行对比。第一组是食用过大量鱼类的人群，第二组人群的食物中海产品占了一半，第三组人群则只食用陆地食物。研究结果表明，汉布尔登山人骨样品不在这三组人群范围之内，且没有任何与之重叠的现象。这说明遗址中没有出土鱼骨并非偶然现象，尽管如此靠近河岸，他们并没有以鱼为食。 为什么不吃这些伸手可得的食物？这是人类学家颇感兴趣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人类群体，在面对大量无毒的、可食用的食物时，尽管这些食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维生素，人们仍然会拒食其中至少部分种类。

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有人对某些节肢动物如昆虫、树虱、蛴螬等，过于神经质；同时却将它们生活在水中的近亲如螃蟹、龙虾、螯虾等，奉为美味佳肴。这种特别的“禁忌”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因此也忘记了关注史前社会的人们，如奥哈罗营火旁的古人，何时开始拥有类似的禁忌。另外一些避忌某些食物的行为，背后的含义就不那么深刻了。有时我们拒吃某种非常美味的食物，是为了标榜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这样做是要将自己区别于外来群体，还会鄙视其他群体喜欢津津有味地食用那些肮脏的、被我们拒绝的食物。在宴会上分享特定的食物，意味着在建立“内群体”的同时，排斥“外群体”。   

食物避忌是划分不同群体的常见策略，以此确定谁属于这个群体，谁不属于；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这是人类进行分类，“为世界建立秩序”的一个侧面反映，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哈罗营地饮食遗存的分布模式。在那里，食物和食物残渣被有意识地分开，有的远离营火，有的则围绕营火四周，还有的被存放在棚屋里。尽管这种以亲密分享食物为中心来安排空间布局的方法适合维持和确认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但是对于更大的群体而言，还需要与之不同的、更为简便的象征形式，这些象征有的在考古遗存中保留下来，有的则没有，比如说，许多人的外表装饰或许都没能保存下来。但通过类似于对汉布尔登山食物遗存的研究方式，还是可以发现某些群体的食物避忌策略，无论在早期农业社会，还是在我们这些观察者中间。我们可以推断，生活在汉布尔登山上的部落不吃鱼，他们可能认为吃鱼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同样，我们自己可能对那些从大量人骨上割肉的行为也感到不舒服。从人骨上将肉切割下来，并不能与食人肉画等号。但是，汉布尔登山遗址发现的人骨的保存状态还是使我们不禁起疑：山上的来宾们会嗜食彼此的血肉吗？

群体之间的最终界限

数个世纪以来，食人的话题一直吸引着西方学者，他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分析。拜读了许多涉及食人的书籍以后，可以感到作者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己是排除在食人族之外的。有些群体嗜食他们讨厌的人，还有的嗜食他们喜欢的人。有的群体食人的目的只是纯粹的象征意义，其他的则是觉得人肉好吃。而且，食人的定义也比我们认为的要模糊得多。我们都知道新几内亚岛的“前”居民食用新近死去的亲人的大脑，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食人行为。但是在这个岛屿另一个地方生活的乌梅达（Umeda）人看来，我们咬指甲或吮吸流血的手指，都相当于食人行为。反过来思考，定义“非食人族”似乎更容易找到标准。总体来说，非食人族认为嗜食人体组织（且不论他们如何界定人体组织）是一种恶心的行为，只有本群体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距离自己生存地点分外遥远地区的人们，才会有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从前经典作家们将食人族排除在文明世界之外，虽然没有把他们描述成怪物或人兽杂种，但分明将其视为远远排除在绝大多数普通人之外的异类。“不食人主义”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食物避忌策略，这种策略在今天西方世界仍发挥作用，被当作划分文明世界与穷乡僻壤的野蛮世界界限的工具。 

我们可以猜想，汉布尔登山上的人们一定会用不同方式来描述自己的行为。他们将人和牛的骨头同等对待和处置，表明他们将人和牛都视为自己所在“内群体”的一部分，无论生死都被尊敬地对待，活着的人也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态食用他们的肉。那些吃鱼的人被视为“外群体”，而且正如许多种族冲突都是发生在血缘关系亲密的人群之间一样，吃鱼和不吃鱼人群的血缘关系可能并不远。 从英国横穿北海来到丹麦的德拉索尔姆（Dragsholm）遗址，这里出土了很多关于鱼类食用差异的证据，非常有意思。这个遗址出土了三具相隔仅数米的尸骸，学者推测可能是“一个丈夫和他的妻子们”，他们大约和汉布尔登山上参加宴会的人们处于同一时代。如果真的是丈夫和妻子们的关系，那我们得承认性别差异在他们的家庭餐桌上体现得分外明显。根据碳同位素的测量值，丈夫和妻子们的数据完全不同，丈夫吃肉多，妻子们吃鱼多。由此可见，吃哪些食物和拒吃哪些食物不仅会用来区别不同群体和种族，还被用来区分不同身份、年龄和性别。尽管这三具骨骼可能并不是绝对同时代的，它们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确实也有些偏差，但以较粗略的时间尺度来看，它们可能代表了根植于农业在整个欧洲传播方式中的深层原动力。 

丹麦以食用海鱼传统闻名，直至大多数欧洲国家农业出现很久之后，这种传统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丹麦沿海有很多贝丘遗址，这些贝丘由海洋食物、沿海食物和内陆食物的残骸堆积而成，自末次盛冰期开始，直至农业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蔓延开来，这些贝丘一直被持续使用着。在其他沿海地区包括英国海岸线在内，可能也有类似的贝丘遗址，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被淹没海底了。只有在那些经过地质抬升作用的地区，才有可能看到它们。比如在丹麦、苏格兰、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以及葡萄牙都有这些贝丘的踪迹。它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后来被农业所取代，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先驱，它为后来取而代之的农业社会注入了大量遗传基因，主要通过母系遗传的方式。德拉索尔姆遗址的人骨无论是处于绝对同时代，还是接近同时代，他们无疑突出了两个通婚群体之间生态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在群体内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经常出现。吃鱼和吃肉的同位素分析结果无疑是显著的例子。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存在严格避忌某些食物的策略，比如吃鱼和不吃鱼的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明显的重叠。然而，正是这种重叠为食物规避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忌食和规避某些食物的目的是与那些仍保留在记忆中的或至少部分可见的“外群体”划清界限，而不是为了与那些已经消失在时间迷雾中的群体区分开。 

通常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靠得越近，他们越会着重强调彼此的差异。他们用来定位自身特征、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别的方式，比如服饰、发型、行为、宴会或者禁忌食物等，常常会被故意夸大。随着农业的广泛传播，农民和采集者的接触日益密切，有学者对他们的联系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比如在多瑙河沿岸、波罗的海地区和法国布列塔尼发现，农民开始接触的当地采集者们依然大量食用水产品。伴随着农业的广泛传播，人类通过各种网络日渐纠缠在一起，联系越发密切，从而使得分辨谁属于哪个群体需要一些硬性的明确标准，仅仅依靠他们使用的陶器已经难以区分了。在这样一个生活地点不断变化、聚会越来越带有季节性的世界里，哪些是新建的和再建的部落？是谁超越了家庭在更大的群体范围内聚在一起分享食物？

谁参加了宴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汉布尔登山遗址发现的人骨提出的某些问题着手。同位素分析通过拒吃鱼类的习俗可以统计山上肉食的消费程度，并且一小批可靠的样品显示，女性似乎比男性食用了更多的肉。同时，死后在某些重要时期头颅被保存或者“供奉”的人中，最常见的也是女性。还有一种现象进一步显示了女性潜在的优越地位，那就是她们很可能和自己的丈夫、兄弟一样，在武力冲突中受伤。 

对英国各地同时代的人骨遗存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后，发现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人都曾遭受过身体伤害。仅就头颅来说，不管是男是女，几乎十分之一的人在生前都受过伤。最常见的是头左侧因遭到重击而留下的，这种伤害很可能是在惯用右手的男女进行面对面打斗时造成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伤口是致命的，其他活下来的人则继续战斗。其中一个男性的头部生前曾先后遭受过三次严重的伤害。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存在一个由小的母系游群组成的大部落，人们聚集到山林里来祭拜祖先，不断改造着这里的景观。总体来说，这种在英国仍然存在的依赖母系继承DNA的人们带有强烈的“前农业社会”特征。确实，这些仍然存在的群体，其母系祖先几千年来常常在几百公里范围内从事采集活动。

汉布尔登山上的女性，与以捕鱼、采集和狩猎为生的祖先们十分接近，这些祖先可能在她们的故事、信仰和传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形成，捕鱼的传统似乎已经消失了，新出现的文化与男性的联系更强一些。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的那样，有一种观点认为，以父系继承DNA的人们总体上带有某些特征，使我们可以将其与早期农民联系起来，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带着自己驯化的动植物，以及为死者头颅举行仪式的风俗，等等。最后，他们的墓碑，比如早期他们为死者建造的长长的坟，成为整个景观中最突出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冲突和暴力，以及性别统治的迹象。然而，无论是墙堤围起来的营地还是长长的古坟，都不像为有权威的领袖们专门建造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对这两类遗迹的细致发掘表明，它们都可以再划分为一系列的小型建筑。从头颅受伤的情况来看，大部落内部的小游群之间并不总是处于友好的状态，我们也没有发现独裁者的宫殿和级别较高的墓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离开自家的火塘，离开所在家族篝火边的聚餐，来到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边缘地带，与朋友、敌人和陌生人共同分享食物和饮料呢？

当我们向前追溯，从那些熟悉的人才会围坐起来的最早的交流圈一起分享亲密的、亲社会的聚餐开始，到现在这种场景，一切看起来如此不同寻常，需要加以解释。边缘地区带着贝壳和异域风格的美石等礼物的访问者们，肯定参加过这样的聚餐，但是我们在边缘地区发现的较大规模宴会的证据反而更少。有迹象表明，边缘地区的宴会除了发生在当时正在欧洲蓬勃发展的农业社会中，也发生在与农业社会接触的捕鱼者中。例如，法国布列塔尼海岸一些贝丘就被解释为举行宴会的中心地点。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无论是聚会、交换还是通婚，都需要双方对于边缘地区举行宴会的逻辑有某种程度的共识，那就是在这些宴会上，陌生人将变得寻常起来。他们不一定非要与农业有直接的联系，已经有学者指出布列塔尼海岸的这些贝丘遗址就是为葬礼举行宴会的地方。 现在看来，在边缘地区举行宴会，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联系，是件普通的事。有些宴会需要一些复杂的分等级的上层建筑，比如在汉布尔登山上没有明显体现出来的领导者，也有一些宴会则不需要。

Tesgüinada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已经成为墨西哥拉拉穆里人（Rarámuri）生命周期的核心部分。 Tesgüinada的字面意思是“啤酒的聚会”，宴会中消费大量的玉米啤酒。为了准备宴会，平均每个家庭要从他们一年收获的玉米中贡献出100公斤，酿造大约500升的啤酒。任何拥有足够啤酒的人都可以举办Tesgüinada，无须得到某个权威的认可。举办Tesgüinada是为了平常的事情，比如建造房屋、治病，或是季节性的宗教庆祝活动等。宴会把这一地区分散的人们聚拢过来。来参加宴会的人作为协办者，会毫无怨言地分担庞大的物资和劳动支出。宴会上的幽默气氛、娱乐活动和酒精使他们放松了对陌生人的戒备，也缓解了紧张的气氛，消除了彼此的敌意。当然，Tesgüinada还是找到结婚对象的好场所，但绝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肯尼亚西部的萨米亚族人（Samia）、乌干达的塞贝族人（Sebei）和苏丹的富尔族人（Fur）也举行类似的啤酒宴会。他们是为了进行诸如采矿或者大规模的农业活动，不带有任何明显的独裁控制色彩。

[英]马丁·琼斯 著 陈雪香 译 方辉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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