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太平军作战时，曾国藩喜欢用什么犒赏部下？书法！出人意料吧。每次打了胜仗，朝廷对立战功的军官们本有论功行赏的方法，但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却以自己的书法来维系与部属之间的感情。但是，即使是挥手可就的书法作品，曾国藩也不随便出手。有点抠吧！比如有些营官前次已经得到过对联，此次还想要，就不再赏。不言而喻，书法在晚清文人大臣的工作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事实上，西方的硬笔在晚清已进入中国，但尚未普遍使用，毛笔是晚清官员最主要的书写工具。他们的信札、诗稿、账目、笔记、日记基本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这类书写今天常常被博物馆作为书法艺术来归类收藏，被拍卖公司作为书法作品来拍卖。这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几乎所有古人的文字遗迹都是“书法”，日常书写活动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书法活动，文人们天天都有书法实践，每天都在“创作书法”。在中国书法中，实用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比如说，信札自古以来就是书法作品的大宗，文人写信，在传达信息的同时展示了书艺。

综合来说，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可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种。比如曾国藩就把每日的书法活动分为两类：习字和应酬。

曾国藩饭后习字五十个

经常有人发出疑问：毛笔是晚清官员日常的书写工具，他们每天都要使用毛笔，难道这种日常的书写不是一种练习吗？其实，日常的书写并不等同于习字。每一个成年人，都会在多年的书写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书写习惯和风格特点。但是，许多文人依然会临习古代的经典作品，通过和先贤的笔墨对话，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艺术。

在晚清的高官中，无论是在日记还是信札中，谈论习字一事最多的大概是曾国藩了。曾国藩在一则日记中写下每日的课程：主敬，静坐，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在另一则日记中，他还为每日的课程列了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把每日的书法活动分为两类：习字和应酬。

曾国藩

曾国藩在日记中偶尔会提到他在临摹什么碑帖，多数情况下则不提碑帖名，只以“习字”称之。除了临摹之外，曾国藩有时一天集中练习一个字，如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中的数日，他每日只临写颜真卿《郭氏家庙碑》中的一个字，如“饭后习‘独’字五十个”，“习‘徒’ 字五十个”，“饭后写‘经’字五十个”，“饭后习‘刑’字三十个”。这种临摹方法甚是独特。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他同样有习字日课。在2011年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中，有一件李鸿章临《圣教序》册页，册后有李鸿章的外孙张志沂跋文曰：“《圣教序》临本，先外祖文忠公在北洋时公馀以为恒课，此乃壬辰春夏间所书。先母适随侍节署，珍重藏之。”光绪壬辰（1892年）时，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日理万机，依然抽出时间来习字。习字对曾李而言，除了在书法艺术上有所精进外，还是精神修炼，练习专注和自律。

除了比较系统地临帖外，曾国藩还经常脱开范本自由挥洒，他称之为“写零字”。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夜写零字甚多。日来，于书法若有所会，故每好写零字，动至数百之多。”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克绍家风，临池不辍，他的日课也分为临帖和写零字。

在晚清官员的日记中，有习字记录的并不罕见，曾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就留下了临帖习字的记录，并称之为忙里偷闲。而吴大澂则把写字作为每日的课程之一，并上升到做人之道来认识。晚清大收藏家潘祖荫对吴大澂的大篆十分佩服，多次写信赞扬，并向吴大澂请教。

月写百副对联是常态

读晚清文人的日记，我们不难发现，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晚清名臣、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留下了长达37年的日记，他在日记中有时会记录自己的书法活动。如同治元年（1861）七月四日日记：“雨。料理各处求扇对，酬应终日，亦觉劳顿。”吴大澂也在一则日记中记载：“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如果我们检索近年中国大陆主要拍卖公司的拍卖品，剔除那些明显的伪作，在晚清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翁同龢、吴大澂、张之洞、曾纪泽等）的书法中，数量最多的正是对联。虽然拍卖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是用它和晚清的日记相印证，足以说明对联是晚清最流行的书法形式。

晚清官员写对联极多，一些名人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曾国藩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一共书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国藩共书写对联146副。对曾国藩来说，每个月书写百余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他的日记记载，十月初三“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惭恧耳。”不过，在翁同龢的日记中，直接记载书写数量的情况并不多。在多数情况下，翁同龢会记下他花了多少时间来写应酬字，或是写应酬字之后的身心状况。如：“竟日未出，写应酬字，觉日短矣。” “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纸来，应接不暇，臂为之痛。”翁同龢慨叹，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

帝师翁同龢临摹颜真卿《争座位贴》，翁同龢经常给下属、落第举子、官兵和巡捕题写扇对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络绎不绝，以至于他经常要日写对联上百幅。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较快，但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很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扇子作为驱暑用具，通常在暑期会需求多些。曾纪泽有一个月就写了52柄扇子，而吴大澂在同治己巳年（1869）夏六月，也起码写了50柄扇子。

吴大澂书画扇

为何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书法礼物是扇面和对联，而不是条幅和册页呢？这和扇对的一些形式特征有关。从文字的记录来看，明代中期吴门诸子的书札中，已经常提及扇面，至少从十五世纪以来，折扇也早就成为上层阶级的日常用物，除了送风解暑的实用功能外，亦是高雅身份的符码。但吴门诸家不见有写对联的记录。

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七百多通明人写给徽州文物商方用彬的信札中，提及对联的仅三通，而且很可能是门联或楹联。与之相反，这些尺牍频频提及书画扇。晚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

书法成为赏赐下属之物

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甚至用自己的书法来犒赏部下。朝廷对立战功的军官们本有论功行赏的方法，但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却以自己的书法来维系与部属之间的感情。咸丰八年（1858）八月十一日，曾国藩“饭后写对联七副，赏水师营陈发祥等四船，并谢得胜、张定元。”同治二年（1863）二月六日，“念各营官去年辛苦异常，无以劳之，思每人给对联一副，下半日共写十七对”。但是，即使是挥手可就的书法作品，曾国藩也不随便出手。比如有些营官前次已经得到过对联，此次还想要，就不再赏。

对联的用途广泛，除了艺术欣赏外，红白喜事都要使用对联。对一个官员来说，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同僚的母亲过生日，要写寿联；友人的儿子结婚，要写喜联。家里有亲属去世了，要写挽幛，有时还要配上挽联。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季，李鸿章的继配赵小兰逝世，李鸿章收到了无数的幛联。李鸿章写于那一时期的信札，常有这样的用语：“以内子之丧，过劳慰问，并荷远颁素幛，饰以联词，厚意隆情，曷胜铭感。”

李鸿章本人也写了大量的幛联。如广东巡抚刘瑞芬去世时，李鸿章写给其子刘世玮的信中说：“附去幛联，借申积悼。”福建水师提台彭纪南的母亲去世不久，李鸿章写信吊唁，信中说：“远隔重洋，末由躬奠，附去联幛，即希代荐灵帏。”闽浙总督卞宝第去世、浙江道台李辅耀的父亲去世时，李鸿章也都送去幛联。

但对联最大的用途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品。翁同龢护送亡妻和一位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时，一路上各地的地方官派官兵和车船分段相送。对效力的官兵，翁同龢除了付银两酬劳外，就是送扇对致谢。而翁同龢的母亲去世后，次年夏季，翁同龢扶母亲灵柩归故里常熟和父亲合葬，对沿途相送的官兵，有时也在赏银两时，另送扇对。

在京官员、特别是高官还有一项书法应酬，那就是为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们写字。古代科举关乎到一个士人的前途、家族的荣耀。高中者，仕途光明；落第者，黯然回乡。在晚清，似乎有一种惯例，落第者离京前，向一些在京的官员（特别是考官）索书。翁同龢在光绪三年（1877）四月十二日就“写对极多极忙，皆下第将归之客也”。为落第举子写字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忙，但是，考试毕竟不是经常举行。在日常生活中，书法更多的还是用于同僚、友朋、乡亲之间的酬酢。比如翁同龢有次参加聚会，席间共有十个友人，每人索对联两副，屏一条，为了一次聚会，翁同龢要写30件书法来应酬，量着实不少。

扇对是最受欢迎之物

晚清一些官员的作书量如此大，但是，为什么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书法礼物是扇面和对联，而不是条幅和册页呢？这和扇对的一些形式特征有关。

晚清的七言联，单条的尺寸通常在140×33厘米左右，八言联大约170×35厘米，接近今天的四尺至六尺的对开尺幅。由于对联是两件窄条幅的组合，悬挂时上联和下联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占据的空间会大于装裱后的四尺中堂，十多个大字加上上下款就能撑起很大的空间。画家以梅兰竹菊等为题材作大写意画，固然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尺幅很大的作品，但通常还是比不上书写对联快。悬挂在主要客厅的艺术品，常要带有道德训诫的色彩，对联正可以借助文字来做到这点。

对联的书写，主要是楷书、行楷、隶书、篆书，对章法的要求不高，字距基本相等、两条对仗就行。如果要写同样尺寸的条幅或中堂，字数肯定要多。当对联中的一条写坏了，重写单条就行，不需全部重写。而在书写条幅或中堂时，出现漏字和错字，固然可以加补或点去重写，总有瑕疵。而章法上一旦不协调，影响整张字的品质，甚至成为拿不出手的“废品”。

在晚清，扇面不但和对联经常连称为“扇对”，在书法形式上，它也和对联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对联具有公共性和礼仪性，扇面则更带有私人性和娱乐性。对联大（通常不小于八平尺），扇面小（一平尺左右）。对联规整，折扇随形，上宽下窄呈弧形，可收可放，受形式影响，布局必须有所错落，长短不一，大小不同。对联只在某些空间悬挂，扇面可随身携带。一个隔着距离看，一个拿在手中把玩，扇骨如有竹刻薄意，也可观赏抚摩。在字体上，通常一副对联一种字体（很少有草书），扇面可以是一种字体（可以写草书），也可以数体同扇。

对联通常由一个作者完成，扇面则可以两人甚至多人合作。扇面既可以是一面书法，一面绘画；也可以在同一面上有画有书法，在视觉上更为丰富。在文学方面内容方面，扇面也丰富得多，或长歌或小令，可小品可鸿篇，字少者，二十余字即可，小字细密者，数百甚至上千字也能容纳。扇面男女老少咸宜，适用范围很大。根据张充和先生的回忆，她年轻时在苏州参加昆曲曲会，每位曲友带一柄书画扇，扇子在人们的手中传递、展玩，二三十人的曲会就成了一个小型的书画观摩会。因此，扇对也是当时最受文人欢迎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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