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登档案

王承登，赣州兴国县人，1915年8月22日生。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离休。

先后任三军团四师十二团班长、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排长、冀鲁豫三分区十一纵九十五团二营营长等职。在第四次反“围剿”东固黄陂战役中任战士、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县豹虎山保卫战中任班长，在平型关战役中任排长等。

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二师特级射手、江西省第二届“最美老干部”等荣誉称号。

11月27日，晴了3个多月的天，下起了今冬第一场雨。虽然天气骤冷，但赣州市人民医院回春楼二楼第二护理室，却是温暖如春。几位护士正精心指导一位老人做康复锻炼。

老人身穿旧军装，身材瘦小，双眼凹陷。他按照护士的提示，一边平抬双手，一边将双脚伸直、抬高。老人不时抬头看着护士们，露出慈祥的笑容。护士凑近老人的左耳，问：“王老，我们是谁？”老人指着年长的护士说：“你是大金花”，又望着年轻的护士说：“你是小金花。”然后双手合十，微笑着向医护人员表示谢意。

护士们说，老人讲话幽默，性格乐观，笑起来像小孩，特别好看。

这位老人，就是104岁的老红军——王承登。

“头上这一枪最厉害，当时血流不止”

护理室里，常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客人，向老人送上鲜花、水果，祝老人健康长寿。老人爱热闹，喜欢回忆长征、讲讲传统。我们见到王老时，他的兴致显得比平时高，越聊越有劲。

我们问老人今年高寿，王老的儿子王建国提醒说：“你要对着他左边的耳朵说，他右边耳朵听不到了。”

王老告诉我们：“听说是有100多岁了，一百零几了。到底是一百零几，我也搞不清楚。”

不清楚自己“一百零几岁”，是实话。原因之一，是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28年前，王承登已是76岁的老人，他用在红军学校学到的一点文化，开始写回忆录：“我出生在一个历代都是农民的家庭，生于1914年某月某日。因父母亲去世早，故记不起生日。”

我们从王老的家谱上，查到了相关信息。

王承登的真实名字是王承燈（即简化字“灯”），并非生于1914年，而是“民国乙卯（公元1915年）七月十二（公历8月22日）生”。

家谱还详细记载了王老父母及祖辈的生卒年月，父亲王继株，37岁时去世，母亲陈氏31岁去世。他的祖父王懋珖、曾祖王汤苑、高祖王禹仙去世时，年龄都不大。也许正因如此，王承登父母才给他取名“承燈”，希望他承续香火，光宗耀祖。

王老不清楚自己的实际年龄，还有一个原因——

“我脑子有毛病，在延安负过伤。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学习。那天正下雨，我们负责拦截敌人，拖住敌人，好让同志们转移。我怕敌人追上来，就猫着腰观察情况，一个敌人就给我一枪，对着我头打的。”

王老用左手指着左眼下眶部位：“这里打进去。”手指绕到右耳背部，又说：“穿这里出来。眼打坏了，耳朵也打聋了，嘴巴也打歪了。”边说边让我们触摸子弹穿过的部位：“你摸摸，你摸摸，使劲摸。”

王老说，他一共挨过3枪：左腿一枪，右腿一枪，头上一枪。“头上这一枪最厉害。”他说，“第一次是在长征途中，在广西打掩护负伤，如果打中要害，也就没有今天。第二次是在延安负重伤，当时血流不止。如果那天晚上狼来了我就喂了狼了。第三次就是在贵定剿匪中，被敌人打中了脚。”

王老1952年5月7日做过一次体检，医生在体检报告上写道：“负伤三次，残废等级为二等。鼻：中隔中部有一大穿孔（外伤性），右下甲与中隔粘连（外伤性）。左大腿：中外侧中段贯通性枪伤，已愈。头部：颜面贯通枪伤（子弹由左眼下眶进入右耳孔突下出口）。右小腿：外侧子弹擦伤。”“残疾情形”为“右腿稍跛，右耳聋，右眼常出脓”；“既往主要疾病”为“因头部负伤，经常得昏病”，“现在主要疾病”为“经常头昏”。

子女曾为他整理过一段他在红军学校的回忆，开头写道：“1936年入红军学校学习，在一次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住院治疗。”详细记载了王老第二次负伤的经过——

1936年5月左右，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瓦窑堡。我们红军学校就在离瓦窑堡十几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住了很久，后来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党中央就命令我红军学校指战员迅速迎击。

我红军学校部队向敌人来的方向行军，大概走了20多里路，就和敌人遭遇了。为了钳制敌人，抢占制高点，学校命令我们八连留下一个分队阻击敌人。我接到命令后，和排长商量了一下，就把分队按战斗队形分开，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战斗中同志们沉着勇敢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大约与敌人战斗了30分钟左右，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排长带着分队先撤离战场，留下我阻击敌人。为了能使分队迅速跟上大部队，我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我身上。敌人包围了我，向我开枪射击，我正猫着腰观察敌情，一颗子弹向我打来，从我左眼下进……这一枪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的脸肿得很大，连水都喝不下去。

王老说，作为一个军人，在枪林弹雨中穿来穿去，不死，那是太幸运了。“死神总是和我擦肩而过，把我打伤了3次，成为一个革命残疾军人，正如毛主席的诗词中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红军维护穷人，不会损害老百姓”

我们问王老：“参加红军前，您知道红军是做什么的吗？”王老大声说：“知道，打土豪分田地，维护穷人。”

他之所以参加红军，是因为到了绝望的边缘：“丧失双亲将来怎么生活呢？依靠谁？到哪里去投宿？……我和哥哥两人跪在母亲死去的床下，哭得死去活来，大声呼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祖先是哪一年从赣州兴国逃荒到吉安的，王承登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在富田种田度日。

100多年前的王家，家在富田，但田不肥家不富。母亲一走，7岁的王承登就开始学干农活：拾柴、放牛、割草、做饭、插秧、收割，样样都要干。到了冬天，田里都结起了冰，还要到田里做事。“脚后跟裂了几道口子，走一步就一个血印。”王老说，一直到14岁，没有穿过棉花夹衣，都是以单衣过冬，冻得发抖。吃的是红薯饭，有上顿没下顿，肚子饿得走不动，就去找一碗凉水来充饥。

直到今天，104岁的王承登还把土豪劣绅叫做“地主老财”：“农民一年的收成要拿出70%给地主老财。农民只能得到30%。如果向地主老财借一斗谷子，到下年就要还他二斗。借得起，还不起啊！”“到了除夕那天，地主老财就上门来要债。还不起债，他就掀你的锅，把你家的牛拉走。农民种田没有牛怎么种呢？所以穷人很怕过年。有一年，地主上我家来逼债，我家没有钱还他，他就把我们四家人共养的一头牛拉走了。”

1929年3月，是王承登人生新的起点。这一年，他14岁。从这时起，他穿上了“棉花夹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一年后，这支地方武装和其他地方武装，被改编为红二十军。他说：“从这年3月起，我当上了一名红军勤务员。”

1934年，王承登所在的三军团开始长征。他回忆：“红军是从于都县城出发的，那天晚上，天很黑，还下着小雨，我们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架浮桥过河……”

也是这一年，王承登在遵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上了红军，加入了共产党，穷苦出身的王承登没有忘根儿。

王老说，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宿营，都要和老乡讲好话，安慰老乡，告诉老乡红军只在这里住上一晚，不会损害老百姓。“老乡也知道我们红军好，都支持红军。”老人说。

王老回忆，红军逼近遵义后，横扫遵义方圆几百里，解放贵州黔北十几座县城，中央机关在遵义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红军队伍。“当时贵州是很穷的，有一句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家无三分银。许多人无衣穿，有的一家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王老说，“红军在黔北休整了半个多月，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扩大红军等。”

“红军战士用血和汗踏出一条光明大道”

在护理室，我们和王老聊得很开心。当问及长征苦不苦时，王老说：“你们想一想苦不苦？好难受！背着枪，背一个包，每天走百把华里路（即100里路左右）。”

在回忆录里，王老记下了有关长征的片断。

“夹金山（即雪山），是海拔数千米高的大山，常年峰顶上都有雪。晚十二点开始上山，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到山顶，到下午风大，容易封山，所以必须提前过山才行，否则就无法过去。一上一下就有一百多华里路，差不多要用一天半时间，才能走完这座大山。”

过草地时，“有三百多华里没有人烟，每人要准备二十几斤粮食；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度日。天黑了，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遇到天气不好，下大雨，就淋着雨水过夜。过草地，每天要走五六十华里，没有道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没有方向，就对着指北针往北走，走了7天才走完。红军就是这样，用血和汗踏出来一条光明大道。”

王老在长征中，是班长。很多人都说，他枪法肯定很厉害。王老笑了：“枪法啊？一般地说，要打准的话，比较难。”他进一步解释，“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打枪。没遇到敌人，是不能乱开枪的。要节约子弹，所以乱打枪是不行的。”

王老很谦虚，长征中和敌人的激烈交锋，如今在老人记忆里，“谈笑间灰飞烟灭”。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承登从贵州回赣州养老前夕，一位名叫任忠厚的部队同志采访了他。王老热情接待，跟他讲传统、讲战例。讲到娄山关战斗时，王老说，1935年初，他所在的红十二团进到距桐梓8公里的楚米铺宿营，得知国民党王家烈的部队已由遵义向桐梓急进。上级命令十二团与十团、十一团一道歼灭敌人，为攻占遵义打开通道。十二团的同志们听说要打仗，个个摩拳擦掌，连日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有的把大刀磨了又磨，有的把自己的“土子弹”擦了又擦，有的说：“这下又得会会‘双枪兵’啦！”

说起“双枪兵”，王承登说：“王家烈的军队有两支‘枪’，大枪和烟枪，如吃饱大烟还可以打一下，否则就不能打。那天一大早，天正下着小雨，我们十二团向敌发起了攻击。一营从正面沿着公路猛扑过去，一举冲上了关口。敌人为了守住这个‘大门’，拼命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格斗。但因道路狭窄，我队形密集，一营伤亡较大。团立即从各连抽调了30名拼刺、投弹、射击技术较好的青年战士组成突击队，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向前，投弹跃进。王家烈的部队在败退途中丢弃很多物资，其中就有大烟枪和背包、铜锅。”

后来，任忠厚将这一故事和其他战例汇编成书，并寄了一册给王承登。王老珍藏至今。

“相信共产党，相信领导讲的话”

每次谈到长征，王老的思路都很清晰。

有人曾向王老求证，说长征时有少数红军战士吃不得苦，中途回了老家。

每听到这，老人就会像小孩一样来气：“没有几个回家的，极少极少，基本没有。不要听他们乱说！当兵的不能随便走。兵也好，官也好，不能乱走，乱走还行啊？大家都不会走，不可以走。”

我们问王老：“长征时您知道部队往哪里走、到哪里去吗？”

王老说：“知道。连里有指导员，有连长，他们都会对战士们讲。讲今天我们要走到哪里宿营，离宿营的地方还有多远。”

王承登坚韧的意志，在红军长征前就锻造出来了。他说，在红军反“围剿”中，他在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通讯员。在南方作战，经常遇到晚上送信的情况。“有时晚上一个人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送信。像这种情况我遇过好几次，流过多次泪。”一天晚上，他又接到命令，要他去通知二营撤出战斗。当时部队分散在大山深处。天很黑，大山深处没有路，到哪里去找二营？他回忆：“这种任务是最头痛的事，不去，这是命令；去吧，天又黑，人又难找，又怕在路上遇到敌人或野兽。我当时是硬着头皮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所以一边走一边哭。”他本来还想提出再派个人跟他去，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提出来。他想：“我是一个红军战士，是一个革命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壮着胆上了路，翻了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在一个深山沟，总算把二营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中，红军腊子口一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腊子口地形险要非凡，周围都是大山，没有别的路可行，非通过这里不可。敌人在这里防守很严，不好接近，到处都是悬崖，只有一条小路可通行，不把敌人消灭你就休想过去。由于红军制造的手榴弹质量太差劲了，手榴弹投出后有的不爆炸，就是爆炸也只是几大块，没有多大的威力。最后，我们还是爬到悬崖上把敌人消灭了。腊子口是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关口，总算是胜利地通过了。红军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党中央率领我们首先到达陕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我们问王老，他作为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普通战士，当时相信红军、相信共产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王老肯定地回答：“相信！相信共产党，相信领导讲的话。领导跟我们讲清楚了，讲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当兵的听了就不怕，就不会开小差。”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建国说，老爷子近来很少有聊这么长时间的。

“王老，您真了不起！我们都要向您学习！”告别王老时，我们向王老竖起大拇指。

王老摆摆手：“啊呀！没什么了不起。当兵的，一个革命军人，一个革命战士，做了一点事，有什么了不起？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成绩，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国家，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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